刘擎:国家中立性原则的道德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8 次 更新时间:2010-05-12 1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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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立性原则是当代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旨在应对现代性情景中关于善的观念分歧,常常被表述为一个道德无涉的原则。本文试图澄清对中立性原则的简单和片面的理解,指出中立性本身是一种道德立场,基于“平等的尊重”这一重要的价值承诺。因此,中立性原则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具有广泛共识和强制约束力的) 道德观念。这种重新表述的中立性原则蕴含着强劲的道德维度,并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政治自由主义 中立性原则 现代性

  

  政治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原则” ( the p rincip le of neutrality) ,常常被简单地表达为如下主张:“国家应当对于各种不同的善的观念保持中立”。但是,这个简单化的表达不仅在理论上是含混的,而且,对于现代国家的道德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困扰。本文试图对于自由主义主张的中立性原则做出批判性的清理,并结合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重新表述中立性原则中可能蕴含的积极道德取向,探讨其实践意义。

  

  一 对于政治自由主义的不满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谓“多元主义的事实”,或者说,人们对于何为“良善生活”( good life) 的理解会出现严重的分歧。而一个政治共同体为了建立其核心政治原则又需要人们达成基本的道德共识———这种共识的需求或是出自政治正当性之必要,或是出自政权稳定性之必要,或是两者兼具。因此,“善的多元性事实”与“基本共识要求”之间就会形成某种紧张,从而对现代国家的政治规划构成了真实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挑战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政治规划的负担,所有非自由主义的信念学说都不得不面对这种“现代性压力”。而以罗尔斯( John Rawls) 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也不是回应这种挑战的唯一方案。在自由主义内部,有至善论自由主义的方案; 而在自由主义传统之外,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在寻求自己的政治方案,以回应现代性压力的挑战。那么,当代政治自由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品格? 在通常的理解中,政治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以放弃“整全性学说” ( comp rehensive doctrine)为条件,依据中立性原则而避免不同的善的观念之间不可解决的冲突,以此达成每个合理的人都能接受的政治正义原则。但是,主张中立性原则的政治自由主义,会引起许多质疑与批评。其中有两种批评意见值得重视,对于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本文对此做如下扼要的归纳。

  第一种意见来自一元论者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思考,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在面对各种不同的“善的观念” ( concep tions of the good) 之间的分歧时,采取了“回避分歧”的方案,而排除了“解决分歧”的可能,这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已经预设了各种善的观念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解决的”。的确,分歧是一个事实,但将这种分歧理解为“合理的分歧”实际上超越了事实本身,已经注入了一种特定的哲学阐释———认为分歧的各方都有同等合理的理由,或者,不存在可以用来裁判分歧的“可公度的标准”。但是,对于持有一元论信仰的人来说,这个预设远不是自明的,而“解决分歧”的可能永远是开放的。从某些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只有在良善生活的问题上展开说服、教育和改造工作,使人们在通向“善的真理”的道路上达成“思想统一”,才能真正解决分歧,也才能在根本上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在当前中国大陆,对于一部分社会主义论者以及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来说,让国家承担道德教化的功能,推进“思想统一”的事业,仍然是一个可能和可欲的选项。① 在他们看来,这虽然是艰巨的事业,却是一项值得付诸最大努力的事业。特别是处在乱象丛生的道德危机时代,这种主张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

  对于这种批评意见,自由主义当然有所回应。② 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常常诉诸历史教训。自由主义在欧洲发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16世纪宗教战争的灾难。而198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与对“文革”时期暴力争斗的历史反思有密切的关联。这些严峻的历史经验表明,有正统必定会有异端,如果以某种独断的一元论信仰作为政治的基础原则,往往会造成巨大的人道代价。因此,以宽容而不是排斥或消灭的方式来对待异端,与异端和平共存,才是可欲的政治方案。另一方面,在道德哲学上,自由主义者秉持“人人平等”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信仰,因而拒斥以强制性的方式对异己的信念实施“思想改造”工程,因为思想上的强制意味着背离了平等的自由这一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将他人当作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自由主义者的这些回应或许相当有力,但未必能说服一元论教义的信仰者。因为在自由主义信仰与其他教义信仰之间具有一种结构上的非对称性。一般说来,自由主义者更愿意———并且自信能够做到———与那些秉持不同信仰(甚至敌对信仰) 的人和平共处。而其他一元论的整全性教义信仰在这方面非常勉强,他们“不仅是坚持教条的人,而且还是独断地坚持教条的人”。③ 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被指责为“独断”“狂热”或者不“通情达理”不过是自由主义者的偏见。对他们来说,将公共政治世界与个人生活伦理世界分离的安排方式是不可接受的,这本身就违背了他们所坚持的良善生活观念的完整性。诉诸“和平共存”的理由也未必对他们有效,因为这必须假定“和平”或者“对冲突与死亡的恐惧”在信仰结构的价值排序中处于较为优先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多元论”是一种未被验证的、有争议的价值观念,执意信奉价值多元论本身就涉嫌“独断”。

  本文并不准备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充分讨论,只是意在表明:要弥合自由主义与某些一元论信仰之间的分歧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在政治规划问题上,我们或许不得不做出抉择:是(像自由主义那样) 将人们对于善的观念的“合理分歧”作为事实前提接受下来,并以此作为起点开展论述,还是将这种分歧本身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消除的现代性病症? 这或许不是单凭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的理性推论可以完全回答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不得不是一个需要“决断”的问题。

  然而,自由主义如何可能“决断”? 更准确地说,对于崇尚开放、宽容和理性对话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基于什么样的理据才能作出“敌我之分”而获得决断的力量? 或者,为了避免成为施米特式的决断论者,自由主义者必定陷于“软弱无力”吗?

  这里涉及对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二种批评,这是公众出于当下的道德危机而产生的对自由主义的不满。在中国的公共领域中,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只是在一个片面的论题上表达得格外强劲有力———主张“个人权利”与“自由市场”的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自由主义常常被理解为“针对国家的”( against the state)而不是“关于国家的” ( about the state) 理论。而且,在国家与伦理生活的关系中,自由主义的立场似乎显得过于“中立”或犹豫不决甚至软弱无力,自由主义似乎将一切有关善的问题都交给个人“自主地”决定,导致了人们从“自由”走向“放任”,似乎自由主义要为当下的“人心险恶”“滥用自由” (以及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 担负“思想误导”责任。这当然不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意愿,甚至从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个人权利”与“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等类似的主张是错误的或者至少应当受到严格限制。自由主义传统内部包含着强劲的道德主张和国家理论。但在公共领域中,这些主张往往淹没在学院派的高度复杂的技术化论证中,公众完全不知所云。于是,各种激进的反自由主义理论学说变得更加具有感召力。

  也许,自由主义需要一种更为明确与更为强劲的公共哲学表述,这至少对于当前中国大陆的公共思想辩论是必要的。巴里(Brian Barry) 认为,中立性原则是自由主义者“单方面解除武装的奢侈品”,并宣称“我们很可能被引向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如果让我在努力说服非自由主义者接受中立性原则和努力质疑他们的信仰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认为后者显然是更好的策略”。④ 巴里的告诫对于中国当下的现实状况或许不无相关之处。但自由主义者未必要采取他的策略。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在这两种努力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本文尝试一种对中立性原则的重新表述( re - articulation) ,目的在于激活其道德维度和积极取向,以回应现代性政治的某些挑战。

  

  二 重新表述:一种积极强劲的中立性原则

  

  许多当代英美自由主义理论家都对自由主义的政治中立性原则作过细致的阐述,也在自由主义阵营内外引发了丰富的辩论。⑤ 中立性概念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带有歧义的概念。但是,在政治哲学的严格理论表述中,实际上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家曾提倡过一种简单的无限制的中立性原则。他们都对中立性原则做过一定的限制,大致可以表达为:国家应当对各种合理的有争议的善的观念保持中立( P1) 。而在公共领域(特别是中国大陆目前) 的讨论中,P1常常被简单表述为:国家应当对于各种不同的善的观念保持政治中立( P2) 。

  表面上看,命题P2不过是命题P1的一个省略表达形式。但对比P2和P1,并认真考察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P2并不等同于P1。实际上P1包含着(至少兼容于) 如下重要的推论:

  1、对于明确没有争议的善的观念,国家完全可以(甚至应当) 持非中立的立场。这包括明确反对错误的人生理想,以及明确鼓励和促进正确的人生理想( P11a) 。

  2、对于目前仍然存有争议的某些善的观念,国家保持暂时的中立。这意味着国家不事先做出武断的裁决,而敦促不同的观念在公共领域中讨论。国家在这类讨论中扮演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尽力保证在公平的程序中展开理性的讨论。如果讨论的结果使得某种善的观念转变为上述(第一种) 状态,国家则停止中立( P11b) 。

  3、国家对那些(而且仅仅对那些) 合理的无法判断对错的善的观念保持原则上的中立,予以平等地尊重( P11c) 。

  4、然而,P11c并不意味着对于这些(合理争议的) 善的观念的所有实践方式保持中立( P11d) 。

  在经过解析之后,⑥ 很明显可以看出,P2 只是(大致) 等同于P11c,可以说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在P1与P2之间做出这种区别,旨在于限制中立性原则的消极政治取向,而发扬这一原则中内在蕴含着的积极取向,从而探讨一种更为“强劲” ( robust) 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表述。当然,对中立性原则做这样一种“积极化”的处理会面对许多理论上的困难。首先,就积极中立性的理论概念而言,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原则还是程序性的原则? 其次,就积极的中立性原则的可行性而言,尤为困难的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能够判断“正确”和“错误”的善(或关于“良善生活”) 的观念? 本文以下部分主要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⑦

  中立性的P2表述之所以流行,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政治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原则在其证成中使用了所谓“回避法” (method of avoidance) :“中立性原则是那种我们无需假定人们存在合理分歧的那些善的观念的有效性就能证成的原则。”⑧ 但是,完全以“回避法”来理解中立性概念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会导致一种误解:会将它解释为抽空了道德规范意义的一个纯粹程序性概念,一种价值无涉的“临时协议” (Modus Vivendi) ,允许各种不同的原则在这个程序中互相竞争,讨价还价。正如拉兹( Joseph Raz) 所指出的,这种纯粹的程序无法保证公平的原则能够胜过不公平的原则。⑨ 这也是当下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中立性原则持有质疑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种将中立性理解为“对道德保持中立”的看法是错误的。拉莫尔(Charles Larmore)曾做出有力的论证,阐述了为什么中立性原则不能被理解为一个“非道德原则”或者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价值公分母”,并强调指出,中立性原则是一个“道德观念” (moral concep tion) :

  自由主义的目标就是借助于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来界定政治联合的共同善( the common good) 。政治生活仍然被视为道德原则指导下的一项事业。但是,政治联合的条件必须比合理的人们存在分歧的那些良善生活观念具有更少的整全性。更准确地说,基本的政治原则必须表达一种公民们能够共同肯定的道德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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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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