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宣传总是糟糕的吗?——中国“雪灾劫难”的政治含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3 次 更新时间:2010-05-10 19: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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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进入专栏)   吴万伟  

  

  二月初农历新年前几天,华南遭受半个世纪来最严重的冰雪灾害。二十一个省超过一亿人的生活陷入混乱,中国森林的十分之一遭到严重破坏或者彻底被毁。根据官方数字,总共有一百二十九人死亡,一百六十六万人无家可归,一千五百一十亿元财产损失,一千五百八十万头牲畜死亡。让这场灾难成为“完美风暴”(译者注:Perfect Storm是好莱坞电影名)的原因是它出现在千百万民工回家过年的春运高峰期。将近一百万民工被困广州火车站,这种让人揪心的场面传播到了全世界。

  在奥运会之前,外国记者获得不受限制地在中国旅行采访的权利,而西方报道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以及反对共产党的群众抗议上。人们注意到广州聚集的民工是自一九八九年风波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诸如“寒冷的中国人对准备不足怒火中烧”(《纽约时报》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暗示中国政府可能无法控制广州以及其他地方的潜在的爆炸性局面。但是政府似乎没有受到伤害地度过了危机,最起码,政府没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了群众的愤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的后果呢?

  当然,冰雪灾害是自然灾害,不能怪罪到政府头上。世界应该越来越暖和,而不是越来越冷,但是华南却受到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冰冻大发作的袭击。或许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城市是位于湖南省最南端的四百六十万人口的郴州,那里完全被冰雪覆盖,连续十天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供暖设施。冰冻让公共当局陷入困境,想像一下十年前蒙特里尔发生的大冰雪灾害(http://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om/index.cfm?PgNm=TCE&Params=M1ARTM0011472)郴州比它大两倍,而且相对贫穷。在正常情况下,郴州以它广袤的亚热带森林和全年大约都是十八摄氏度的气温而闻名。政府需要为紧急情况做准备,但是很难想像任何政府能够不被这样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形搞得措手不及。

  虽然如此,政府对这样的灾害的反应能够破坏其存在的合法性。芝加哥在一九七九年一月遭受了巨大的暴风雪灾害,积雪清扫的缓慢加上市长对于媒体的满不在乎态被普遍认为是这个市长在二月二十七日选举中遭到惨败的原因。(http://www.chicagotribune.com/entertainment/chi-0603150212mar15,0,5181770.story)对于卡特林娜飓风给新奥尔良的破坏,布什政府表现出来的似乎的冷漠以及反应的迟钝招致了广泛的愤怒。当然,中国不一样。政府不需要承受民主国家的问责追究,政府控制的媒体也不可能报道太多负面新闻,尤其是如果它隐含着政府官员的责任问题时。但是专制的政治不是缺乏政治报复唯一的理由。

  一方面,媒体不像从前那样受到严格控制,香港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对于自然灾害做出的反应,指责铁道部应该为广州阻塞负责,以及其他地方存在的缺乏合作问题,广东省居民常常能看到香港电视和报纸(甚至在北京,《南华早报》都可以在饭店,宾馆,以及清华校园买到)有些批评性报道也通过主流媒体渗透进来(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18/1164980.shtml)。网络上充斥着谴责天气预报员和政府官员的耸人听闻的故事。

  或许关键问题是政府似乎比从前更在乎公众舆论了:或者至少,它知道如何塑造亲民形象。温家宝总理在农历新年到各个受灾地区访问,为冰雪灾害造成的中断道歉。胡锦涛主席在零下二十度条件下冒险进入地下煤矿,鼓励矿工假期期间坚持工作,以便使受灾地区能够及时恢复能源供应。政治局其他成员和低层级的官员取消自己的假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政府调动了超过三十万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帮助救灾,其中包括在郴州高速公路上负责除冰任务的八万名官兵。一百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以及五十万警察被派往主要铁路和高速公路站点维持秩序,疏导长达十公里的堵塞车辆。就像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数字总让人感到惊讶。

  亲民形象也延伸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有一半中国人在新年除夕夜都要观看的电视节目(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7505)。通常情况下,小品都是提前很久就准备和彩排,但是今年的节目中有一首由中国最著名的娱乐明星们集体朗诵的诗歌,来歌颂那些被“无情的冰雪”影响的人,以及在新年假期留下来不回家的民工,(单单广州就有一千两百五十万工人)。政府也为民工采取具体措施,比如限制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为那些不能回家的工人提供新年聚会补贴。

  最后我来把两个观察总结一下。“雪灾劫难”没有造成社会动荡或许可以用政府控制媒体来解释,但是即便中国政治开放,(当然我希望如此),中国至少仍然有两个特征将继续区别于西方自由民主。第一,需要高度集中的国家来对付这样的“自然”灾害。国家对于煤炭的依赖在危机时期表现明显,全球变暖的后果是不祥预兆。如果像戈尔在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预测的那样,海洋开始淹没北京和上海,将发生什么呢?很难想像政府能不动用巨大人力和物质资源。半个世纪前,德国思想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认为对水的控制和分配造就了中国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及泛滥的官僚体制。把更民主的管理形式和高度集中的政权结合起来或许是可能的,不过,这个论点需要阐述。

  第二,媒体需要描述道德楷模,呼吁人的善良本性,帮助产生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或许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最少争议的部分,(以及它的共产主义新内容)它对于人们思考媒体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不错,中国能够也应该有更独立的和批评性的媒体,讲述社会问题的真相,如果政府确实有错误时,能够谴责政府。但是这并不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把政府和媒体完全分开是改进的最好办法。私有化可能导致出现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真正问题之外的激发人们兴奋的新闻报道。所以真正的任务是在专制政府的媒体控制模式和不再采取任何特定立场的自由市场模式之间保持平衡,产生的结果或许是对于私人媒体控制的放松,而政府资助的媒体被授权弘扬普遍被接受的社会价值如关心弱势群体和孝顺父母等不是为党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模式在西方人看来是道德说教的、家长制的,但是存在的差异有一定合理性,如果不是尊重,至少应该得到容忍。

  

  (译自:“Is Propaganda Always Ba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Perfect Storm” by Daniel A.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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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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