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的谱系来讲，学者天命的讨论在古今中西都不是个新鲜的话题。比如西方学者费希特曾著《论学者的使命》，认为学者应该“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自身的“生命”和“命运都微不足道”，学者“是真理的献身者”，“为它服务”，“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在中国，则有宋代理学宗师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此成为世代学人的警句。

既然，学者的天命这一命题本身在当今的学者面前已经十分明显，那么，继续地耗费纸张去追问学者的天命是什么，其实不过是无意识地将问题遮蔽了。现在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唤醒青年学者的使命？这当是学术界的首要任务。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抛弃中国学术“悲观主义”的情怀，客观地检视学者使命缺失的原因。大哲学家黑格尔如下论断具有较深的启示意义，他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其实，这里“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就是学者应该去努力探寻的“真理”，一种为知而知的天命。但是“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却让学者淡忘了这些。这就是关键。那么，今天哪些利益干扰了正常的学术，致使学者的自我堕落呢？

今天，学者的形成是由固有的体制塑造出来的。从一个在高校里从事学习的人转为一个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其实最大的转换是“学生”到“学者”的转换，这是一种职业的转换。这样的“研究者”在向神圣的“学者”迈进的时候，当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谋生与职业规划的双重压制。

客观地讲，唤醒学者的“使命”应该有外部的环境与内在的学者自我意识。对于后者，正如前述学界讨论较多，而前者则较少涉及。既然我们已经粗浅地认识到外部环境对于当前学者使命的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则应该积极地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解决。这里不揣浅见，抛出几条，就教于方家。

首先，正常的选拔用人机制。这一代的学人应该有续接中国学术传统的使命感，以此培养新一代的学者。今天的用人机制中，“唯出身论”与“唯关系论”盛行。“唯出身论”表现在当今的高校教师招聘中，以是否本硕博均为“211”、“985”以上的院校为标准。“唯关系论”则表现于完全靠人脉选拔与储备人才。前者虽能保证师出名门，但优秀的学者储备人才往往并非循规蹈矩地按照教育体制谋划人生。后者，则本身就玷污了学者的本色。

其次，良好的学者培养机制。在一个科研院所中，青年学者的生存境遇与发展空间往往是存在困难的。如何能够在青年学者的发展空间上大做文章，鼓励青年学者的同时，能够给青年学者以更多的机会，这是至关重要的。老学者能够以一种担当意识，肩负起为民族培养后学的历史使命感，推动青年学者的培养工程。

再次，健康的学术氛围营造。在中国有一个“述而不作”的传统，在今天则完全相反，有的老学者以此来训诫青年学人，告诫其要好好读书，不要写文章，而自己却把持着国内的重要刊物，只要活着就一直写下去。这种学术环境存在着严重问题。而这些又直接引起了国内诸多起学术造假事件。学术界的腐化已经致命地打击了青年学者对于学术的“敬畏之心”。

最后，解决学者的生存困境。当然，中老年学者在目前的时代应该说都解决了生存的困境。但从当前青年学者的生存状况来看，住房、成家等常规生活之事他们已无力解决。所谓学者“使命”完全靠一种“清教徒”似的说教表述为“甘愿寂寞”，“坐得冷板凳”可能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罢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学者的生存困境，使其踏上“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的“为学”道路，将是迫切的现实课题。

按照费希特的说法，学者的本分“就是把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中国能否产生出这样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应该在关注学者内在的自我天命意识之外，还要重视能够激发学者使命意识的外部环境。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0-5-7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