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网络时代的政治意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9 次 更新时间:2010-05-09 21: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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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 (进入专栏)  

  

  在当下中国学界,有学者赞叹“民主是个好东西”,可也有学者慨叹“民主为何迟迟难以落地”,另有学者异常兴奋地指点说“民主在网络里”。毫无疑问,一种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往往引领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前行。我们必须承认,当下的网络正在改变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于是许多网民满怀希望地找到了“我们离民主并不遥远”的生活向度和政治标签。然而,民主真的出现在网络中吗?网络民主离现实民主远吗?网络民主可信吗?其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所思考和表达的无非是一种网络民主的意象而已。所谓意象,就是主观意境与客观实在的融合,既有内在的、抽象的意念,又有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显然,在网络空间里,网民所表达的政治情感被物化,政治意见被扩散化,政治冲动和愉悦被感染化,被寄托了的民主愿景展示在随时可见、随处可见、人人可见的电子化时空之中,网络时代的民主意象不断诠释着网络民主的现实和未来。

    

  从web2.0到政府2.0

    

  网络已然成为了生活中一种必不可少的信息手段、娱乐工具和交流方式。在年轻人那里,他们可以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纸,但不可能不登陆网络。相比于我辈的“无知年少”,笔者仅10岁的儿子却能经常借助于电脑和网络去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不懂问网”已经成为了他的学习方式,可他对网游的迷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笔者的一块心病。他那挂在嘴边的“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肯定常常会让如笔者一样的家长无法轻松入眠——很担心“生活世界的百度化或谷歌化”取代孩子们稚嫩大脑的思考、“菜园子”边经常的“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会丧失艰苦奋斗的国民精神。网络,福兮?祸兮?家长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而我们自己也一天都离不开这“神奇”的网络了。

  毫无疑问,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网络绕过了行政壁垒和人为障碍成为一个成本最低、速度最快、最为直接的民情官意的互动站。我们知道,民意诉求千差万别,怎样通过正常渠道合理及时地表达?政府的信息和决策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够高效便捷地让百姓知晓?安徽宣城市委、市政府建设的“网络互动工程”给了我们答案。2009年4月1日,宣城市政府正式开通“政民互动”网上服务热线,要求上线的60个市直部门对“群众提出的咨询类问题24小时以内予以回复,建议和投诉的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打开“宣城网络政民互动”页面,“直通政府”、“倾听民声”、“宣城网事”、“本站专题”四大版块一目了然。有话对市长说,直接留言“市长信箱”;要办事,足不出户就能“在线咨询”;提意见建议,尽管在“百姓关注”里一吐为快。而且,严格问责落实“网上无小事”,“未按规定答复的,每起扣留0.5效能分;对造成恶劣影响的,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群众反映强烈、涉及案件查处的,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目前,宣城正积极研究和探索手机短信、电话语音内容转换到“政民互动”网络平台的途径,让群众更加便捷反映诉求,让“政民互动”向农村延伸,向所有的社会群体延伸。

  “网络是个好东西”。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互联网的诞生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结果和目的,打破了信息传递的壁垒。与工业文明时代国家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民主”克服了传统民主政治中单向式、集中化的政治传播模式,从而突破传统民主模式的某些局限。它的出现催生着政府权力的“自上而下”的转移,随着网络进入web2.0时代,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也必然地走向了2.0时代。网络问政的宣城经验告诉我们,网络的存在不仅帮助政府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情民意的“政策窗口”,也疏通了促进社会和谐的民意渠道,这种交互平台的开放性与无障碍性有效弥补了传统媒介民意反映不足的缺陷。

    

  变革时代的政治营销

    

  web2.0时代的网络政治充满着诱惑和玄机,它的无边界性、平等性、便捷性和廉价性的特点更容易促使网络形成“政治市场”的交易。在这个虚拟的“政治市场”上,政治家们很自然地成为了政治营销主体,他们以“政治企业家”的身份不断地兜售自己的“政治产品”,让充当“政治消费者”的选民验证和使用。网络领域的政治营销正在颠覆传统的公共政治生活,电子投票、电子竞选正在被选举所使用,被选举人的政治广告与许多网站的商业广告一样充斥着网络公共空间。

  从一定程度上说,网络的政治营销成为了政治精英抑或普通公众所仰赖的技术武器。美国人认为,“世上没有完美的总统”。可是,任何总统总是企图以“完美”的形象颠覆“总统是靠不住”的民间逻辑。“电台总统”弗兰克林•d•罗斯福是第一位掌握电台技术和广播氛围的总统,他以“壁炉聊天”的广播形式告知政府的政策纲领以及华盛顿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则以“兼听则明”的方式回报着总统。“电视总统”肯尼迪是第一位用电视直播方式进行政策阐释和新闻发布的总统,他那英俊的面容和潇洒的风格曾经吸纳了不少女选民和年轻人的选票,人们看到的是极其自信和有勇气的一位“国家的老板”。奥巴马的当选则极大地利用了互联网web2.0的优势凝聚了大量的草根力量,这位黑人总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网络总统”。

  “奥巴马”品牌的形成是虚拟空间政治营销的杰作。奥巴马是第一个拒绝接受数千万美元公共竞选资金的总统候选人。这使得奥巴马得以“自费”参选,同时也可以募集没有上限的私人捐献。奥巴马有一个强大的网络筹款团队:马克•戈伦博格,曾经是一位硅谷的风险投资专家;史蒂夫•卫斯礼,加利福尼亚州前审计长,也是著名的全球网上购物网站ebay的创始人之一。再加上其他一批网络精英的帮助,奥巴马的竞选网站被打造成了一个支持者的活动中心。最后,奥巴马成功募集了超过6亿美元的政治捐款,此前总统大选全程筹款纪录是2004年布什创下的3.75亿美元,这在美国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些现金超过85%来自互联网,来自总计310万名捐款人,65%都是小额捐助者,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足100美元的小额捐款。互联网筹款的成功,让奥巴马有充足的弹药可以在一些摇摆州、甚至是向来属于共和党阵营的地盘发动宣传攻势。

  政治营销的目的就在于满足选民的需求和偏好,而网络恰恰是通达众多草根选民的最佳选择。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都在主动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征询民意、接受监督。有不少官员或政治工作者通过其博客也传达、宣传和阐发了一定时间内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聆听百姓呼声、参政议政。“两会”期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实名制的博客方式畅谈国事、发表感想、汇报提案以及履职情况。这些官员博客的存在绕过了行政壁垒和人为障碍,抛弃了陈规陋习、繁文缛节与公文旅行,已经成为成本最低、速度最快、最为直接的民情官意互动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主动借助网络征询民意,“与网民在线交流”、“官员开设博客”、“开通省(市)长电子信箱”……一股“触网”新风正在各地党政系统蔚然兴起。在这样一个个人权利因网络而得到最大释放的社会里,可以想见网络所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网络共和下的公民表达

    

  毫无疑问,网络民主的增量代表着草根阶层的崛起和公民社会的诞生。众所周知,传统媒体的主导话语是国家主义的和精英主义的,而新媒体的话语则是市民主义的,话语权力发生由集中走向泛化和分散。比如,博客空间就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发散地,每一个通过注册拥有的博客用户,都可以通过博客这一载体或是博客间的超级链接进行信息的发送或跟帖评论,因而“自由言说”成为了主要方式。政治博客活动的主体扩大化和多样化已经从完全意义上冲破了传统主体由社会职务地位、职业阶层形成的“金字塔”结构,真正实现了“博客人”之间的话语权平等。一种平等、多元与开放的对话方式和民主气氛在没有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没有意识形态束缚、没有虚伪掩饰和矫揉造作的“公共空间”里延续,网民维系着新型的共产主义社区,于是“网络共和”成为了可能、“网络民主”得以发扬光大。

  在这个开放民主社会和公共空间里,公民个人有权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看法,有足够的权利决定自己的事务,有权选举代表民意的政府,有权关心政治的决定过程和参与政治的运作过程。公民言论的自由表达以及在宪法框架中实现对政治言论自由的保护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而网络的出现为公民自由地发表政治言论、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可实施的载体,从而可以更广泛和及时地释放、传播和凝聚民意。“赛博空间”的领军人物巴罗认为: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世界,而没有种族、经济权利、军事力量和出生形成的特权和偏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那里不管多么奇异,任何人任何地点都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及其施政行为存在着高度不透明和监督不到位的状况,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狭窄甚至堵塞,无法通过合理的通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无法参与维护自己的权益。而网络提供了公民政治参与新的途径和渠道,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作为一种民主技术的简易推广手段,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培育了民众自由和平等的民主精神,能够训练和形成科学、合理的公民思维,促使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和行动变得更加强烈。网络的存在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强化了民主监督的效力,促使社会公共事务更加公开和透明。网络的存在更加张扬了人类的公共精神,可以重构整个社会的宽容度,而在一个充满分歧和对抗的社会,宽容就是最伟大的美德。

  网络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网络民主的最突出表现,那就是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从“孙志刚事件”到“邓玉娇事件”,大凡引起全社会关注和重视的公共问题和事件,都是最先由网络发起或主要由网络参与。以重庆“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周老虎”事件、哈尔滨“警察致人伤亡案”等事件为标志,网络在广开言路、汇集民意等方面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影响力。网民通过对突发事件和公共事务的踊跃发言,形成了较大规模、较强力度的网络舆论,对事件真相的了解甚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网络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记者”,它充分地开启了公民写作时代的来临。网民可以通过键盘和鼠标充分地记录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可以展示自己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可以对社会发生的一切评头品足。一种原子式的参政议政方式不断地改善着原有的政治生态,网络民主为公民意识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建构营造一种积极的环境。在南京周久耕、深圳林嘉祥事件中,参与讨论表达的网民分别达到了100 万和180 万。可以想象,网络的民主力量无法阻挡。

  网络不但是公民进行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也是实施政治监督的主要战场。在维护社会和谐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中,网络舆论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广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它充当了社会预警的监测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和社会舆论的添加剂,它可以让真相重见天日,它也可以让腐败分子无地自容。从“天价烟”、“日记门”、“躲猫猫”、“欺实马”等网络热词可以看出,网络已经从最初的“发声渠道”演变为“监政督腐”的特别平台。

    

  网络江湖中的民主隐忧

    

  网络打开了民主政治的通道,成为了今天政治生活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但由于网络社区的草根意见过于分散、无序竞争以及网络舆论结晶机制的缺失,尚难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民主产生令人期待的效果。同时,政治无小事,网络再自由也难免“祸从口出”,个性互动与写作快感容易招致一些情绪激烈、见解偏颇的跟帖和言论,个人隐私通常也被放大和滥用,这种“江湖效应”往往缺失了作为公共媒体的一面。而某些网络往往通过更加巧妙的编辑和信息操控,使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事件、数字失实,从而误导公众、产生民主恶意。

  同时,在一个网络不断扩大化的国度里,很明显还存在着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和城市的底层,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成为网络的缺席者,无法在网络世界表达意见和诉求。尽管他们的意愿也会由一些网民代为表达,但毕竟只是“被代表”。因此,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可怕威胁来自于国民的分裂和信息的鸿沟,下层阶层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财富、身份、地位差异随着信息鸿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从而最终会威胁到民主政治。这也就不难理解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穷民主、富媒体: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中描述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介高度发达的美国却出现了“政治疏离”现象,民主政治容易演变成“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

  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商业化的网络空间中,真实的民意和公民参与诠释的民主有可能被无所不在的商业利益侵蚀和封杀。此外,网上恶搞、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也容易导致网络民主走向反面。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4月(中)学术前沿(总2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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