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反思五四的“民主与科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4 次 更新时间:2010-05-05 11: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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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1919年前后,中国人被告知,要解决国家的问题,须请两位陌生的客人入住中国。这两位客人就是后来无人不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最先为国人介绍这两位先生的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提出,只有德先生赛先生能够救中国。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民主与科学化成了,似如在暗夜里引领国人解放思想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方向。

  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德先生与赛先生简直就是五四运动的代名词、同义语。从那时至今,“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为最没有争议、最被认同、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从五四青年开始,一代代中国人一次次呼唤、呐喊德先生赛先生,嗓子已经嘶哑过无数次了。民主与科学始终被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药,用陈独秀的话说,两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一方面,虽然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挚爱如初,但是大家对“什么是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却已经大异其趣了。每个人自由参与政治的民主变成了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甚至变成了挂着民主头衔的专政。同样,科学并没有变成国民的科学精神,而是变成了政治家的口头禅、举国体制和黑洞般的经费预算。有违初衷的是,民主与科学这对新式武器,没能拯救中国人,却成为延续政治大一统的新式工具。至今,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仍然是连暂住证都没有的流浪客。

  民主与科学,为什么中国人追求了近一个世纪,还是求之而不得?为什么中国人只有不在中国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人只有不在中国大陆才能过上民主生活?世界史上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热恋、膜拜民主与科学九十年如一日。这样的精神值得嘉许,原因却值得反思。依我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家只是看到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果实,没有看到结出这两个果子背后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自由。更准确地说,不是国家与集体的自由,而是个人自由。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与科学不过是自由之树上结出的硕果。在西方,尤其在英美等国,民主与科学之果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民主离不开自由。民主首先是竞选投票的自由、是公民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科学同样离不开自由。没有科研的充分自由,就难有科研的成果。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只有在个人自由最多的地方,才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科学研究是独立、自由的研究者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开展科研的前提。国家强大的程度与其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科学的繁荣程度也与科学家们的科研自由程度成正比。

  一些人即使注意到自由的重要性,也只不过是把“民主、科学、自由”等而视之,以为它们是三位一体且不可分割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自由与民主、科学三者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平行关系,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因果本末的关系。自由是民主与科学之本。德先生与赛先生相互之间是兄弟关系,他们都是自由之子。没有保障思想自由的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科学就止步不前,充其量不过是技术上的仿冒;如果没有自由的个体,就没有个人可以进行自由政治活动的自由民主政体。

  对于发展科学,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甚至包括独裁者。在独裁统治下,民众的自由科学探索受到压制,科学是权力化的、服务于统治机器的科学,是匍匐于政治权力面前的科学。权力说什么是科学,什么就是科学。这样的科学侵吞民众的福祉,瓦解个人的自由,加冕统治者的权力。在自由社会中,科学首先是个人的、民间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增加民众福祉的工具。

  有了自由的制度,科学就会自动得到发展;没有自由的制度,科学就发展不起来,因此也无法振兴国家。权力主导科学的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压缩民间科研的空间,占据了创造性思想自由驰骋的疆场,把民间的多中心的自主科研活动,变成了以权力为单一中心的依附性科研活动。在科研的举国体制下,科学家没有探索的自由,没有发现真理的权利。其任务不是发现真理,而是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完成体制所赋予的作为政治任务的科研任务。独立的人格必须屈从于政治上的要求。然而,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被关进官僚的铁牢笼,就无从发挥了。

  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一个个人充分自由的市场环境,政府不能干预,更不能主导。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成就,是来自民间的需求,来自民间的智慧。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而不是把科学家和科研当作发号施令的对象。发展科学技术,不需要计划式的举国体制,而需要激发首创精神,让科学研究者们自由想象、自由研究、自由辩论。

  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的“民主与科学”诉求背后,群体高于个体,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主义目标的工具。国家或民族是目的而个人只是工具。纪念五四,不是为了否定五四,而是要超越五四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不能继续简单重复民主科学的口号,把民主和科学看作是解决国家面临的一切问题的终极手段。很多人说,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问题!不,我要说,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是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不会有德先生赛先生的立足之地。

  有人会问,民主,科学,难道有什么不好吗?我说,民主与科学非常好。关键是,没有个人的充分自由,人们永远也无法充分享受到民主与科学的好处。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地方,民主与科学才有扎根之所。所以,中国人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须由民主与科学的信徒皈依为个人自由的信徒;从关心国家的命运转变到关心个人的命运;从向往民主与科学到向往个人自由;从向往果实改为努力播种。须认识到,中国人需要什么高于中国需要什么,中国的需要须服从于中国人的需要。在这个以个人而不是国家、以个人的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才可能求得民主与科学的果实!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遭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先行追求个人的自由。

  自由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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