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励:问题意识与立场方法: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之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1 次 更新时间:2010-05-03 14: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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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励  

  

  内容提要:刑事政策是刑法改革的助推器,是刑法理论发展的基石,为使刑事政策发挥其功能,一是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刑事政策的批判和分析精神,回应转型期中国刑事政策调整的现实,把握中国刑事政策的完整体系,探索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的理论范式,为刑法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技术性支持。二是要确立正确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应从广义刑事政策视角对中国刑事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应兼采注释与批判的方法,更应该注重开拓性研究;应立足于本土化又要借鉴和移植,才能使中国刑事政策尽快地溶入先进法治国家之列。

  关键词:问题意识;立场方法;中国刑事政策

  

  "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在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与此不相称的是,关于刑事政策的研究却比较薄弱,研究成果并不多".「1」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刑事政策的实践,也难以为刑事政策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一方面在于中国刑事政策的特殊性——是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工作者难以跨越和进行理性反思;另一方面,目前理论界对刑事政策的研究缺少问题意识和有效的方法,也使得研究的成果难以指导实践。为使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突破窘境,必须要增强问题意识,切实地解决立场和方法问题。

  刑事政策自1803年由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提出已经历了200年,跨越了古典主义、实证主义和新社会防卫学派研究三个阶段。而刑事政策每一阶段的发展创新都推动了刑法的变革与发展,这在于刑事政策发展的每一重要历史阶段都创造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反观我国刑事政策的研究,问题很多。在众多问题之中,有五个方面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予以解决。

  1.批判与分析精神。中国的刑事政策研究缺乏深刻的批判和分析精神,只是对现存刑事政策的注释与解说,至今刑事政策学尚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由于我国刑事政策一词蕴含的特定的政治含义,刑事政策学又无法与国际的学术研究接轨。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我国刑事政策学与大陆法学国家的刑事政策学相比较,在内容上存在重大差别。这主要是因为政策这个词,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广泛使用,并通常是指党的政策。这种政策往往是指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在我国以往的刑法研究中,本来就论述了对于刑法具有指导意义的有关刑事政策,例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而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学基本上就是对这些现存的刑事政策的注释与解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刑事政策学充其量不过是现行刑事政策之解释,而不能成其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考虑到当前我国刑事政策一词特定的政治含义,即使采用了刑事政策学这一名称也无法与国际上的学术接轨。"「2」也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这一概念的中文译法有问题,应译成"刑事政治"比较合适,这才符合其是一种反犯罪的"战略"的本意。「3」笔者认为,中国刑事政策不仅仅是与国外概念认识上的差别和分岐,更重要的是没有建构符合中国刑事政策实际的理论体系和"专业槽",缺少与国外刑事政策对话的话语体系和对话资本。中国刑事政策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对话何以可能。

  2.理论落后于实践。刑事政策研究者所关注的应当是而且也必须是中国现实的刑事政策,回答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我国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与刑事政策调整的研究不够,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如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分化、文化多元冲突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刑事政策同样面临着转型与调整,从"严打"的刑事司法政策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历史的必然抉择。但刑事政策如何适应社会转型?刑事政策转型后如何定位?等等问题都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出后,数以千计的论文在论证其正当性、合理性,阐释其意义,论述其应有的内容和范畴,但鲜有论证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我想,这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对于中国刑事政策的完整体系缺乏了解,所以就出现了盲人摸象的现象,只注重一点而忽视整体,片面强调"宽"而忽视了"严",在当前犯罪态势并不乐观的情况下,盲目地忽视"严"、强调"宽"导致的后果是更为可怕的。笔者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定位上是比较准确的,即定位在刑事司法政策上,而不是总的刑事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上。很显然,"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指导刑事司法工作具有直接的意义。但不能把其作为总的刑事政策或基本的刑事政策,更不应将其作为惩罚政策的全部。目前学界对其定位有扩张的趋势,甚至欲将其定位在基本刑事政策上,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其带来的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再如,中国"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早在1981年就已经提出,而且在1983年"严打集中统一行动"(也称"严打战役")之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后来由于片面地强调"严打",以致使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忽略了我国"两极化"的刑事政策,甚至认为我国不存在"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或认为中国刑事政策应该向"两极化"发展。如蔡道通博士把中国的刑事政策定位在"抓大放小"「4」;游伟教授认为"严打"应走向两极化「5」;李希慧教授认为我国不存在"两极化"的刑事政策「6」。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理论界对于中国现实的刑事政策研究不够。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两次成功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镇压反革命、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是首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刑事政策的首要任务;在镇压反革命中实行的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到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了党的任务,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专政机关从镇压反革命转向惩治犯罪;由此确立了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从政治斗争策略转向刑事政策。在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没有刑法的情况下,这一刑事政策在与各种犯罪作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针对的主要是"已然"之罪,对"未然"之罪涉及甚少。换一句话说,这一政策只是打击犯罪的对策和策略,而不是预防犯罪的对策,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其作用势微,特别是面对大量滋生的青少年犯罪,更显得力不从心,无可奈何。面对刑事犯罪中70%-80%左右是青少年犯罪的严峻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视野,寻求新的犯罪对策。作为这种新的犯罪对策思想的初步总结,集中概括在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和中共中央1978年制定的58号文件中,这两个文件首先提出了新的犯罪对策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1981年中央召开的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对新的犯罪对策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在《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这一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同时对这一刑事政策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它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对于大量的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要依靠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加紧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以预防其犯罪;对于一部分现行刑事犯,根据轻重,区别对待,该劳教的劳教,该逮捕的逮捕,该判刑的判刑。198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和强调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同时指出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是青少年教育,综合治理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要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应当说,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我国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刑事政策,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政策和"两极化"政策(一方面对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惩处;另一方面,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着眼于教育、感化、挽救),并在实践中予以执行。但由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本身的不成熟和过于粗疏,人们并不能全面把握和理解,又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不具备,因而,在这一具有时代意识和与国际接轨的刑事政策产生后,人们并不适应。不适应是正常的,但不适应并不能成为否认中国刑事政策"两极化"的理由,也不能阻挡中国刑事政策的转型。由以上可见,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的刑事政策和"两极化"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第二次转型的完成和新时期刑事政策的确立,从一定程度上说,"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也是我国"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其目的是对片面"严打"的纠偏,恢复"两极化"刑事政策。从中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十年内乱"后我国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已经确立,包括中国式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们没有理由再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两极化"刑事政策;更没有理由去迎合国外的"两极化"刑事政策,而是要为中国"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实现而努力。「7」由此而言,学者们的使命不仅要关注现行刑事政策的合理性及其弊端,更要对新时期中国刑事政策完整体系的内涵和价值取向予以关注,系统而充分地阐述新时期刑事政策思想,为刑事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消解实践部门的疑惑,为实践部门正确实施刑事政策指明方向。

  3.对刑事政策的层次把握不准。我国刑事政策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即总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具体刑事政策(刑事惩罚方面的政策和犯罪预防方面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没有按层次准确把握,往往只抓具体政策而忽视甚至放弃总政策。如综合治理是总政策,而"严打"是具体政策,按照位阶,总政策处于上位,具有指导性,但1983年以后,"严打"政策实际地位不断提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总政策的指导,导致在实践中"严打"的倾向愈加明显。目前在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中也只是就事论事,而忽视刑事政策体系的研究。

  4.我国刑事政策研究的范式缺少理论上的正当性。刑事政策学是价值判断学,这一特征决定着刑事政策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应着力于价值判断,实事求是,讲究规律和实质。而时下我国对于刑事政策学的理论研究却走向了单纯对现行"刑事政策"的注释和解说。这种研究范式的确立,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刑事政策研究者的理性思维能力的释放,导致对时下刑事政策难以进行科学的论证和分析,提不出较有价值的、可行性的建议,对建立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刑事政策体系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党和国家的决策层亟需对现行的"刑事政策"进行科学的价值分析,以使其更加符合实践的需要,为社会转型期治理犯罪提供良方。

  5.我国刑事政策对于刑法改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陆法系刑法发展的历史证明,刑法发展大体经历了古典主义刑法、实证主义刑法,转而进入刑法科学化、现代化阶段。即从启蒙思想的理性思辩到实证主义用经验科学方法完善犯罪学理论体系,使犯罪学具有独立品格,犯罪学成为发达的科学,又为刑事政策学奠定了基础。刑事政策学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学科后,又指导刑法的改革与发展。简单地说,现代刑事法学的发展路径是: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这可以被称为刑法发展的技术路径,而中国刑法现代化的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路径。中国近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是从移植到移植,没有实现本土化,更没有经过理性思辩、实证研究等西方刑法发展的全过程。由于实证研究缺乏,犯罪学基础较弱,刑事政策学难以构建理论的平台,导致刑事政策缺少"专业槽"和独立的话语权,难以支撑起理论的大厦,无法指导刑事法律改革。

  在刑事政策研究中,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站位的角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刑事政策观,或者说不同的刑事政策流派。任何一个研究刑事政策的学者都必须要回应这些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刑事政策研究的基本立场。

  

  (一)广义说与狭义说

  

  在刑事政策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广义的刑事政策视角研究刑事政策。如法国、俄罗斯及国内有些学者「8」;另一种是从狭义的刑事政策视角研究刑事政策。如日本、台湾地区及国内有的学者「9」。由此形成了广义说与狭义说两个不同的流派。广义说与狭义说研究的起点相同,都是研究犯罪原因;终极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研究犯罪对策。区别在于研究的视角不同:狭义说是以探求犯罪的原因为依据,批判现存的刑罚制度及其各种相关的制度,从而改善或运用现行的刑罚制度及各有关制度,以期防止犯罪的对策。可见,狭义说的视角是立足于刑事法以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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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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