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国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1 次 更新时间:2010-04-21 22: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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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骥  

  从理论到假设是演绎过程,从经验观察到经验概括以及假设与经验概括的检验是归纳过程。

  {51}“假设检验法比培根等人的归纳法多了一个理论演绎的过程,这是波普对科学程序的一个重要修正。”参见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95—97页。

  {52}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53, 1990.

  {53}当然,关于证伪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有效性,历来存在不同的意见。可参见张杨:“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另外,科学哲学历来也存在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争论,其中历史主义就反对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波普的证伪主义,历史主义认为并没有可借以对一般科学和专门科学二者作出评价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标准,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标准。可参见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第八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54}罗素:《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页。

  {55}这里对案例数量的讨论还涉及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区别,这个问题已经有汗牛充栋的方法论讨论,如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最近保罗•皮尔森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在检讨美国政治学研究的这个问题,他基本上是在批评政治学研究的“定量霸权”(Quantitative Hegemony),可参见Paul Pierson,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7, Vol.40, pp.145-69.

  {56}最有意思的是,这似乎不是中国学者独有的问题,而西方学界也存在分化。例如欧洲的学术界就向来排斥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英国与欧陆学者中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的也并不多,估计这和他们长期的传统思维也有关系。以美国为首的社会科学主流为何能发挥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效力,这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以上内容来自与张严冰的讨论,2008年9月25日。

  {57}丁学良:《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第11章“当中国学生遇上西方概念——误解的三个根源(When Chinese Students Meet Western Social Conceptions:Three Roots of Misunderstanding)”,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58}景跃进、王国勤:“政治学恢复以来的方法问题:研究取向的引介及反思”,载邓正来、郝雨凡(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59}关于文科教育的批评,可参见以下文献的有趣分析:John Lott, “Public Schooling, Indoctrination, and Totalitarianism”, 199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7, No. 6.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理科学生在完全脱离具体文化背景的逻辑分析体系时可能容易掌握抽象演绎能力,但一旦涉及到社会科学的问题,他们立即就变得毫无分析能力可言,迅速被各种既有的整体主义概念套牢套死(这一点是笔者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课的个人经验,并未得到系统验证)。反过来,这一点也恰好充分说明中国文科教育中主流观念的影响是极其成功的,这种影响甚至能统治接受过演绎分析训练的理科学生的大脑。

  {60}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演绎分析能力匮乏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往往畏惧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个假设虽然很容易看似有理,但还有待实证检验,不知道以后的学科史研究者对此会不会有兴趣。数学的确是演绎推理能力最高级的表达形式,也是简洁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数学并不是演绎推理的全部,自然语言也可以承载推理过程。统计方法大都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之上,是处理大样本数据的必备工具,但是统计方法并不是验证假设的唯一方法,基于小样本的案例比较同样可以验证因果关系。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在方法上过多地倚重数学来进行推理,依靠统计来检验假设,这无疑是让许多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数学能力与统计方法的欠缺成了许多研究者的难言之隐,还成了一颗引发持久争议的“酸葡萄”。相关的有趣讨论可参考E. Roy Weintraub, How Economics Became a Mathematical Scien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1}了解我个人的训练背景,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本文讨论的限定范围。我依次获得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政治经济学方向)学位。其中博士学位是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获得,具体信息可参见http://www.sg.pku.edu.cn/dpe/dpe.htm。

  {62}有关学术思想背后意识形态的讨论,可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第22章“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有关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可参见张严冰:“新政治经济学的三种话语及其意识形态性:对于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的思考”,载“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63}相关争论可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5月版,第98—160页;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说崔之元、甘阳、汪晖”,载《天涯之声》网刊(www.tianya.com.cn,现已关闭)。

  {64}张严冰认为:“没有什么纯经济学存在,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只不过它的政治前提隐含不讲而已。上面所谓的有趣是指,本来新古典经济学是政治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延续,政治自由主义就隐含其中,到了20世纪下半期,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的公共选择学派反过来去推导政治问题,推出来的还是政治自由主义,并用经济学更加捍卫了自由主义。” 出自张严冰:“新政治经济学的三种话语及其意识形态性:对于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的思考”。

  {65}当然,从逻辑上讲,也就存在因拥抱新自由主义而接近公共选择理论的人。这一点十分有趣,还有待分析。

  {66}玛丽•S•摩尔根:“工具、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载西奥多•M•波特等(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七卷翻译委员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60—263页。

  {67}早期美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干预,现在放松管制,靠以前几百年管制打下的基础。相关讨论可参见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pter 2, pp.13-68,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因此,对当下的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做美国人做过的事,不做美国人现在宣传的事”。(Do what American did, do not do what American say.)以上观点来自与黄琪轩的讨论,2008年7月8日。

  {68}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玛丽•S•摩尔根:“美国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转向”,载西奥多•M•波特等(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255—257页。

  {69}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电子版草稿,2008年,第78页(该书尚未在大陆出版,已在香港出版)。类似的讨论可参见何清涟:“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载《读书》杂志社(编):《改革:反思与推进》,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03—511页,原载《读书》1997年第3期。

  {70}说到底,因果机制强调的是“原因如何导致了结果”。另外,Jon Elster还强调社会科学的机制(mechanism)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法则(law):前者是非决定论,同样的结构经过不同的机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后者是决定论,法则决定了同样的结构产生同样的结果。Elster对因果机制的定义有独到之处,原文如下:“frequently occurring and easily recognizable causal patterns that are triggered under generally unknown conditions or with indeterminate consequences.”参见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6.

  {71}关于“打开黑箱”(Opening the black box)一说,出自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pp.32-35。另外,演绎性推理是一种确认因果关系的强手段,其他方法还有概然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关于因果机制与因果关系的深入讨论,可参见Daniel Little, “Causal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cro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Chapter. 10, pp. 197-214; John Gerring, “Internal Validity: Process Tracing”,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72-185; Charles Tilly,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pp.21-41; 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7-67; 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86页;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72}参见与朱天飚的交谈,2008年7月8日:“中国政治学的问题主要不是没有微观基础,而是没有因果关系,即使是宏观问题也没有因果关系的思考,谁说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用历史制度主义就用的好?宏观层面的分析照样缺乏因果分析。”

  {73}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关于因果分析的经典讨论,还可参见Gary Ki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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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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