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国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1 次 更新时间:2010-04-21 22: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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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骥  

  ……判定一个形式模型优劣的重要依据在于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若干关键本质;模型的假设越关键,该模型就越重要。”{89}

  第三,抛开历史包袱,树立“正确”的“理论”观。不要再在“经济人假设”上继续纠缠,不要再去搞“线段人”、“比较利益人”,不要再去对这个假设做一些没法操作的阉割“手术”{90}。在这一点上,可能不仅是理性选择这一派理论的问题,其他理论的应用(如历史制度主义、国家主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许多中国研究者对理论的认识与西方研究者完全不同。与许多在理论上“朝三暮四”的中国研究者相比,大部分西方研究者的“理论归属感”显得要更稳定一些,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一个理论范式中做研究,不断地挖掘特定理论的解释效力。相比之下,中国研究者大都缺乏理论归属感,对待理论流派的态度并不严肃,往往轻浮地奉行“拿来主义”。我们不仅习惯于随意更改理论的核心假定,还经常在不同的文章中使用相反的理论,甚至在一篇文章中都使用相互冲突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这种对待理论的轻浮态度往往直接扼杀了理论的解释效力和应用前景。{91}

  回到本文讨论的理性选择理论,我们要做的是理解其方法精髓与理论长项,直接奔向微观基础找到各种政策决策背后的行为者,并界定其偏好、机会选择、战略互动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自利(self-interested)不一定是对自身的经济利益感兴趣,还有政治利益、安全利益。{92}因此,对当下中国的政治学应用研究而言,关键不在于是不是纯粹的“经济人”,关键在于研究中能不能看到“人”(actor)!我们不能再去写一堆说来说去“没有所指”的糖水文章。

  这样说,并不是要彻底回归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或理性主义,而是说当务之急是要加强结构性的思维,从微观基础去确定因果关系。{93}美国政治学学界反对理性选择,是行为主义过头之后的反省,是胖子的减肥,而中国政治学如果还谈抵制理性选择,那么无疑是病入膏肓的瘦子还在谈绝食。{94}

  总之,公共选择理论本身得到应用,这并不是政治科学的目标;重要的是政治学研究得实现“内部逻辑的一致”以及“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95}。考虑到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贡献以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我们更需要在实证研究中重视方法论个体主义,并利用微观基础去建立有因果机制的理论解释。但愿公共选择理论就能像一条鳗鱼一样,冲进慵懒沉闷的鱼群,带来真正的刺激与变化。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与进步,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鳗鱼”!

  

  *本项研究与写作先后受到教育部课题“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南开大学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文科青年项目“社会保障中的理性选择”(项目编号:NKQ08031)的资助。感谢以下人士对本文写作提供的批评与建议:冰河、陈慧荣、陈玲、陈子恪、程同顺、傅军、高飞、何俊志、何淑静、黄琪轩、李永刚、刘丰、刘军强、刘伟伟、刘秀汀、刘颖、刘志孺、卢龙婕、马德勇、阮艳婷、舒晓非、宋磊、苏玉芬、孙兵、孙天会、谭湘源、汪丁丁、王利、吴铭、杨龙、叶静、张玲、张严冰、赵德余、郑振清、朱光磊、朱天飚、朱旭峰。要特别感谢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张睿壮教授以及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张翔同学,他们二位逐字逐句地阅读了论文草稿,并分别提出了结构性的批评意见。

  

  注释:

  ①这里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字面上的意思指的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学研究者,而不是指研究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这里的“研究者”(researcher)也特意区别于“学者”(scholar)。在中国,“学者”这个词的意思可能要模糊得多,也带有过多的褒贬以及价值判断。为了明确批评对象,本文尽量使用“研究者”一词,尤其是指那些关注并试图应用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者。

  ②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3期;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第8章“自利行为与社会秩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70—313页;杨龙:“评公共选择学派的三大理论假设”,载《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12期;袁瑞军:“官僚自主性及其矫治:公共选择学派有关论点评介”,载《政治体制比较》1996年第6期。

  ③这种情况在政治学界显得尤为突出,经济学方面倒是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章,例如:Li, Hongbin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2005, pp.1743-6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本文作者还在搜寻相关论文,希望能发现这样的学者及其研究论文。

  ④例如,可参见阮守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博士论文, 2007年3月;张群梅:“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观分析”,郑州: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6月。

  ⑤[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页。

  ⑥ 关于可以应用的经济学方法,可参见:David Austen-Smith, “Economic Methods in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in Barry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899-914.奥斯汀-史密斯认为:在连接个体偏好到集体政治选择的分析过程中,可以应用的经济学方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直接的、加总(aggregate)的静态方法,也称为集体偏好方法(collective preference),以Arrow、Black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第二种是间接的、行动(action)的动态方法,也称为博弈论方法(game-theoretic),以von Neumann、Nash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相关的经典文献如下:K.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D. Black,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J. 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J. Nash, “Noncooperative Games”, Annals of mathematics, Vol.54, pp.289-95.

  ⑦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04—122页。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界定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更主张从方法论及其实证倾向上来界定,并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并不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参见Margaret Levi, “Reconsider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Prepared for Mark Lichbach and Alan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2nd edition, incoming; 朱天飚:“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载“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8年9月27日—28日。

  ⑧ 代表作可参见:Gordon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No.5, 1967; Gordon Tullock, Public Goods, Redistribution and Rent Seeking, Edward Elgar Publications, 2005; Ann Krueg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3, 1974.

  ⑨ 代表作可参见: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⑩ 代表作可参见:Robert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Robert Bates,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bert. Bates (ed.),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Margaret Levi, Of rule and revenu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1}我在提出本文的中心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为何在中国缺乏经验性应用研究)之后,对二十多位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了访谈。根据访谈内容,我整理出这三种主要的解释。目前尚未找到有其他文献在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

  {12}一些基础性的讨论与批评可参见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三章“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四章“社会研究的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127页;[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第三章“理论与研究”、第四章“方法论的意义”,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120页。

  {13}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社会理论与意识形态”,第56—58页。

  {14}这一点得益于与傅军的讨论,2008年9月18日。

  {15} “科学知识的判定标准是脱离意识形态的,但它的应用是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有关的。”参见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72页。

  {16}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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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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