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国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1 次 更新时间:2010-04-21 22: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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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骥  

  错用了一些分析概念。”{57}研究者在方法上的路径依赖是明确存在的。习惯了过去的思维方法,要接受新的完全不同的方法,就会触及到世界观等哲学层面,这无疑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相比之下,一些在方法论上保留了整体主义特征的理论,则很容易被中国研究者接受。例如,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就是一个最明确的例子。通过针对大量论文的统计分析,景跃进、王国勤发现中国研究者相对来说更关注理性选择的适用性,而不担心制度主义的适用性。因此,与制度主义相比,理性选择需要作出更多的说明和论证性工作。{58}景、王二人认为这是理性选择与制度主义的方法论不同造成的,中国政治学者不适应前者的方法论(即微观基础),而很容易接受后者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

  第二,长久以来,许多中国研究者善于对具体现象进行单纯的归纳来总结规律,却不习惯通过假设检验逻辑去建立解释性的假设并检验假设。单纯的归纳逻辑是基于研究者熟悉的事物和概念,是从经验到理论。而假设检验逻辑则是演绎逻辑与检验逻辑的综合。首先得从理论推导出研究假设,然后通过观察来检验假设,如果被证实,就可以对被观察到的具体现象作出有效的理论解释;如果被证伪,就要对理论作出修正或推翻原有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检验假设需要归纳,而提出假设的过程则是应用演绎逻辑。这里的演绎不是从具体的现象开始,而是从抽象的属性开始,这需要研究者有极强的抽象与推理能力。然而,中国的很多政治学研究者从最开始的高中文理科分班教育开始,就逐渐丧失了这种分析能力。{59}这种分析的能力丧失,可能跟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此不做过多的讨论。{60}但这种缺失,极大地影响了假设检验逻辑的应用,也就导致我们无法在微观基础之上通过演绎方法来提出假设。

  

  三、微观基础的背后

  

  上文是就方法论本身来谈中国研究者在微观基础问题上的羁绊,下面再对此作出三点延伸的讨论,分别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干扰、政治正确的自我审查、政治科学的整体落后。这三点内容并非下定论,而只是基于我狭窄的专业训练背景提出一些猜想,希望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同仁的思考。{61}

  

  (一)公共选择理论背后潜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可能会让一部分研究者自动止步。

  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的纠缠是难以厘清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往往干扰独立的学术判断。{62}最麻烦的是,这种影响往往以加强研究者自我审查的方式来实现。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谓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就相互纠缠,双方都指责对方“为虎作伥”。{63}虽然这种争论在规范层面的意识形态上进行交锋,与社会科学实证层面的研究并不相同,但是这种争论的氛围却容易干扰社会科学从业者的视听和判断,让一些力图保持价值中立的研究者主动排斥带有那些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对公共选择理论来说,其理论应用也很容易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文争论的干扰。

  更重要的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主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来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支,公共选择学派从产生之日开始,就在影响着西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64}在从美国向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判断与推论,正好极大地符合了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政治要求——他们要求第三世界国家放松政府管制,让全球化得以进入各国政府严格管制的市场。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研究者可能是因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警惕而跟公共选择理论保持距离。{65}

  对此,我们不应该借鉴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其规范层面上的政策建议。{66}我们应该去看美国自己早期发展的时候采取了怎样的管制措施,而不是去听他们发展起来之后要求他国解除管制的呼声。{67}对于政治学科的发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固然有帝国主义的嫌疑,公共选择理论的确容易沾上新自由主义的嫌疑,但这些理论对微观基础的强调仍然是值得中国政治科学发展所借鉴。工具与价值的确不能区分,但工具仍然在局部能够独立于价值,关键在于如何去剥离公共选择理论的意识形态外衣,而习得其方法论上的长处,在实证问题的研究中派上用场。{68}

  

  (二)“找到微观基础”可能会遭遇政治正确的困境。

  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研究,不会牵涉具体的行为者,可以泛泛而谈,不会得罪相关政治参与者;而一旦在研究中明确界定行为者及其偏好目标,就会直接牵涉政治现象中的参与者,形成一种无意的批评。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无疑是政府官僚或执政党或政治家。在中国,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批评是一个雷区,研究者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大都自觉回避这方面的直接讨论。与八十年代学者狂热承担启蒙者的趋势不同,这种变化是学者职业化、去政治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本身可能是一件好事,学者专心向学,不问政治,变成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能会促进学术发展。但如果因为怕得罪权势而舍弃学术研究的深度,这可能又陷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对此,来自时评家袁剑的批评显得格外尖锐:“重新获得了公共空间的中国知识精英,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性和温和。这种‘温和和理性’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移入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习气。他们谨守话语分际,生怕越雷池半步。”{69}

  

  (三)中国政治科学整体的落后体现为大部分研究都缺乏因果关系的分析,缺乏统一的学术规范。

  基于微观基础的理论分析,必然会有严格的演绎推理,这种推理会在不同的宏观变量之间建立具有微观基础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即通过微观行为者的战略互动而在宏观层面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建立因果链条的联系。{70}因此,基于微观基础的演绎分析就能打开因果关系背后的“黑箱”,从而在理论逻辑上让因果关系得到了更好的说明和支持。{71}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弊端就是研究者都不去探寻因果关系,更不要说去探寻因果关系背后的因果机制。大部分研究者习惯了描述现象,泛泛地归纳,产出了大量总结概括性质的散文,缺乏有因果关系、有经验性检验的研究性论文。{72}

  王天夫就指出:“从理论上讲,因果分析理应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科学中,有大量的研究延续了人文学科的传统,承接了政策研究的风格,采用了新闻写作的手法,并不以因果分析为核心。”{73}肖唐镖、陈洪生通过对政治学论文的统计分析,指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极其缺乏规范,大部分研究都没有明确的问题与理论假设,也就无法探究具体的因果关系。{74}

  更进一步的说,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仅是缺乏微观基础、因果关系,而且还缺乏统一的学术规范。对于这种整体水平的落后,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评意见。谢韬等人指出: “就研究方法而言,今天的中国政治学,还停留在美国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状态。各个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以及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75}徐勇、邓大才则指出:“中国的实证研究者们普遍缺乏严格的科学规范训练,没掌握实证研究的基本知识、流程,更不知实证研究的基本准则,不少人对实证研究似是而非、一知半解……”。{76}张国清、严强等人则强调了政治学研究“政治化”的影响:“政治学研究和政治现实之间关系过于密切,使得政治学家对政治学问题的思考受到非学术因素的过分影响,有时甚至达到情感因素多于理性因素,直觉和想像力多于理性分析的程度,以至于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没有放到国家根本制度如何体现公正、如何有效实施公正等方面,而是放到了‘决策者’尤其是‘执政者’的意向上,从而表现出政治学研究过分‘政治化’的倾向。”{77}何俊志则认为“主要应该从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学术水平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研究之所以在这方面不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人员自己的学术基础和问题意识没有把握好。学术基础的不足来自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独特历史和现实;而问题意识没有把握好,则来自于没有掌握学术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78}

  其实,这种糟糕的情况不光是政治学一家的事情,连研究相对规范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也是忽视微观基础,缺乏因果机制,缺乏“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79}。对此,林毅夫曾经提出批评:“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80}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时,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因果关系上本来应该可以做得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好。说到底,涉及到政治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之所以容易忽视因果关系,正是因为这些研究没法去建立有效的因果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政治变量,把政治行为者放在模型外面,增加了理论本身的严谨与优美程度,却丧失了理论视野的宽度。然而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乃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地方。二者因为把政府视为研究对象,要打开这个黑箱,反而可以作出许多有微观基础的研究。对此,朱天飚曾经概括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与问题,这同样是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所具备的优点。{81}然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令人尴尬,非但没有发挥理性选择理论应有的长处,在处理政治经济问题时反倒比经济学家还要缩手缩脚。{82}

  

  四、几点建议

  

  至此,本文已经从公共选择理论应用匮乏的尴尬问题开始,顺藤摸瓜检讨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微观基础”上遭遇的种种困境。这里面既有研究者自身方法论背景的障碍,又有意识形态与政治正确的迷雾。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应当如何去展开研究呢?

  公共选择理论有诸多应用子领域,如宪政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官僚理论。的确,在中国进行这些领域的具体研究很容易遭遇非学术性的障碍,我们只能在政府理论这一块找到一些探索性的经验性研究,具体涉及到政府财政、政府规模、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83}然而,很多关键领域的经验性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84}对此,何俊志的意见颇有建设性:“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理性选择理论的空间恰恰在于,权威体制下的非市场选择行为的研究。也就是说,中国的研究者只有基于权威体制下的非市场选择行为的研究,才能在我们的背景下发展出一些学术模式与世界政治学进行对话。比较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包括:权威体制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与政治议题的设置;权威体制下候选人安排的逻辑;选择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选民的投票与不投票;政治不中立的官僚行为;以及转轨时期的设租、寻租和控制寻租的制度安排;党和政府对待私有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政策选择。”{85}

  在何俊志对研究领域进行提议的基础上,我仅就研究方法提出以下三点浅薄的看法与建议。

  第一,分清实证与规范,紧紧盯住方法论。公共选择以及理性选择的效力在于其方法,而不是具体的理论结论或是其沾染的意识形态。作为理性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莱维非常明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研究,而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研究领域。{86}她的看法虽然极端,但却体现出这个学派对其方法的自信与笃定,也启示我们不要太在意这派理论的结论,而要在意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方法。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剥离其意识形态的干扰{87},甚至抛开其成形的理论结论,而直奔其方法论核心——微观基础。

  第二,不惧怕数学,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推理工具。找到微观基础不是说一定要建立形式模型或数学方程,而是说一定要确定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者,界定其偏好、目标,然后再来分析可能的宏观结果。{88}总之,得把有行为者界定的理论模型建立起来,不一定用数学语言,自然语言同样可以承载演绎推理。

  另外,如果要应用形式模型也一定要注意不要流于数学游戏。对此,赵鼎新在讨论集体行动理论时就指出:“成功的形式模型一般都是一些对于历史上长期流传下来的成语或民间智慧的数学或逻辑总结,而绝大多数已发表的形式模型因不得此要领而流于数学游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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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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