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朋友遭了难，一个是傅国涌，一个是杨支柱。傅国涌的难，是强拆。这种事，举国上下遍地都是，多少人为此自焚，但是即使自焚，也挡不住强拆强劲的脚步，而且还可能蒙上一个暴力抗法的罪名。强拆逼死人命的政府部门首脑，顶多在风头上避避，暂时免职，过后大多官复原职，有的还能升迁。拆迁的背后，是两个巨大的利维坦，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比权和钱联手的更可怕呢？没有。所以，物权法算什么，宪法更不算什么。尽管傅国涌他们这些将被强拆的市民，有完全的产权，房产是他们自己的，土地使用权也没到期，按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房地产的业主，如果不想卖，任何人都拿他们没办法。但是，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他们必须走，让出他们的产业。这种蛮横的借口，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在政府眼里，为了某些可疑的公共利益，这些公众的利益必须被牺牲。
其实，傅国涌们的要求也很可怜，首先，他们不想走，自己的家园，为什么自己说了不算？其次，如果政府非要拆迁不可，请按市价收买。然而，这两个可怜的要求，政府一个也不买账。我们的朋友陈丹青说，从前是官逼民反，现在是官逼民焚，民不得不焚。杭州是美丽的人间天堂，会不会变成自焚的地域，我们拭目以待。其实，我很怀疑，其实任何一级的政府，都不在乎被拆迁民众的自焚，焚了，连火葬的麻烦都省了。
杨支柱的难，是被解除了教职。他被解除教职，是因为他的妻子生了二胎，违反了所谓的计生政策。中国强制一胎的生育政策，当初是否必要，都是一个问题。就算这种政策有必要，作为一种急刹车的措施，一执行就执行了30年，历经三代人。试问，天底下有这样的急刹车吗？为了这个政策，中国不仅付出了老龄化提前到来，劳动力短缺的巨大代价，而且几代的独生子女，在成长和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整个的社会。我想，每个家长，每个老师和社会工作者，都会痛感独生子女问题的困扰。一胎政策到今天，已经是非改不可了。之所以荒唐地一刹车刹了30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负责计生的部门，这个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人员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在很多地方，计生罚款，已经成为一项说不清道不白的政府收入。实际上，二胎已经放开，只要想生的人交得起罚款，就可以生。杨支柱如果能交上20万的罚款，他的职务也可以保住了。
但是，杨支柱没有钱，也不想交。他认为，生育后代，是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没有什么机构或者人可以剥夺。他坚持生二胎，只是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已。按说，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教书，跟他养多少孩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杨支柱先生不幸生在中国，在中国，一个人的教职，是完全可能因为完全不相干的原因，被剥夺的。你可能因为参加了一项维权活动，也可能因为说了一句话，当然，更可能是因为被人认为多生了一个孩子。
自己的家，不被强拆，生自己的孩子，是我的两位朋友的事，也是每个百姓的事。不管观点如何，每个人都会被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