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诽谤诉讼中的新闻自由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等媒体诽谤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9 次 更新时间:2010-04-20 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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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进入专栏)  

  

   如果让我来决定,

   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

   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

   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杰斐逊

  

   为了能够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

   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想得好处而又要逃避痛苦,

   这是国家患病时常有的幻想之一。

   ——托克维尔

  

   美国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报刊的样数。…在美国,没有一切报纸联合起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情形,…因此报纸在美国无法汇成可以冲击或冲垮牢固的大坝的洪流。

   ——托克维尔

  

   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在剧院里谎称失火,

   并高声叫喊从而引起惊恐的人。

   ——霍姆斯

  

   你们要下定决心:

   要自由,才能有幸福,

   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伯里克利

  

   题记

  

   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人民就是双目失明的聋哑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的判决是美国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判例,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使美国各新闻媒体在批评国家公职人员方面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的特权,但是被誉为“伟大宪章”的纽约时报诉案并没有也不可能给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度给出确定答案,在随后的近四十年里,不断增加的判例才逐步澄清并且对媒体的自由度作出大致的划界,但是,这些案例不可能给出人们所需要的细致的标准答案,新闻法治依然在发展中。在这一过程中,1974年的格茨诉韦尔奇公司案第一次对纽约时报案确立的规则划出第一条边界,并且通过后来的一系列案例形成新闻自由理论中诽谤公法与诽谤私法、公共人物与非公共人物、公众事务与公众关注的私人事务以及事实和评论分离等诸项概念,同时这些判例也澄清了各组概念彼此间的区分。

  

   一、案件背景

  

   1960年3月23日,《纽约时报》接到一个支持马丁.路德.金的民权组织的一份广告,该广告呼吁民众支持并资助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平权运动。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配以巨型大写字母的“关注他们高涨的呼声”(Heed Their Rising Voices)标题,刊登了这一广告。

   广告谴责南方几个地区对黑人平权运动的压制,并且指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包围”了一所黑人学校,旨在镇压他们的和平示威,指责“某些南方违法者”曾经用炸弹袭击马丁.路德.金的家,殴打金本人;警察局先后7次以“超速”、“闲逛”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金,还指控金“作伪证”。其中有些指责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蒙市的公共事务专员沙利文看到报纸以后,向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郡巡回法庭提起诉讼,他的诉讼理由是:广告不指明提及的“南方违法者”指的就是他,因为他是事件发生时负责警察工作的市专员。他认为,该广告中涉及的失实内容将在公众脑海中形成对他形象不利的印象——这一指控甚至得到当地民众的证词,因此广告侵害了他的名誉权,沙利文要求法院判决纽约时报向他赔偿50万美元。1960年11月3日,沙利文的这一诉讼请求获得了巡回法庭的支持,法官判决纽约时报应当向沙利文赔偿50万美元,这一判决于1962年8月30日再次获得阿拉巴马州高级法院的支持,州法院遵循普通法的惯例,认为当言论造成他人的声誉、职业、交易、商业活动都损失时,该言论即构成诽谤。

   纽约时报不服两级法院的判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1月6日,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此案,3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认为沙利文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纽约时报出于恶意诽谤沙利文,尽管广告内容存在失实问题,9位大法官以9: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推翻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1。

  

   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

  

   布伦南(Brennan)大法官代表法庭阐述判决理由,他指出本案的价值在于“公共官员因其公务行为受到批评——这种批评正是宪政制度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言论与表达自由的反映——该批评是否该遭到因反对而提起的诽谤诉讼,本案第一次要求我们确定彼此的边界。”2之后,他详细阐明表达自由作为宪法第一修正案重要内容的核心涵义是保障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对其采取一定的倾斜取向,大法官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反映了这个国家深刻的信仰:关于公共问题的辩论应当是无拘无束、健康和完全公开的,而且包括可以对政府和公共官员进行猛烈、辛辣、令人不快的尖锐批评。3布伦南大法官指出,广告所抗议的乃是有关这个时代的主要公共问题,它有权获得宪法保护,本案的问题在于,某些事实陈述上的错误以及原告所谓之诽谤是否足以使这类言论丧失宪法对它的保护。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不取决于“人们发表的观念和信仰是否是真理、流行或者具有社会效用。…在自由辩论中,错误的陈述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表达自由获得所需的‘呼吸空间’,我们必须忍受这些错误。”4

   在判决意见第二部分的最后,布伦南法官精彩地阐述了著名的“实际恶意”原则以及公民批评者赔偿豁免权的法理依据。他说:“宪法保护所要求的是这样的联邦规则,即公共官员因其公务行为遭到谎言诽谤,他不得从中获得因此导致的受损救济,除非他能够证明发表言论者存在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所谓实际恶意是指:‘被告明知陈述错误,或者毫不顾及陈述是否错误’……这项批评官方行为的豁免权,类似于公民对官方行为提起诽谤诉讼时国家对官员的保护。在巴尔诉马铁欧案(案卷号:360 U.S.564,575)中,本院就有过判决,如果联邦官员的言论在其‘底线职责之内’(within the outer perimeter),他就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各州赋予他们的最高官员以同样的言论豁免权,即使有些州对他们较低官员的言论豁免权区别对待,并且限定他们享有的豁免权。但是,所有官员都获得这种保护,除非能够证明他们的言论有实际恶意。赋予官员言论豁免权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损害赔偿诉讼的威胁,否则将有碍‘无后顾之忧、有力和高效地实施政府政策’,并且打击所有官员的积极性,尤其打击那些最坚定的公职人员,或者会在最尽职尽责的官员中导致他们不负责任地执行公务。类似地,我们应当给予政府的批评者赋予同样的豁免权。这就好比官员有义务进行行政管理,公民也就有义务批评政府。正如麦迪逊所言:‘在直觉上人民的能力超过政府,而不是政府超过人民’。如果对政府公务行为的批评无法获得一个相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公平对等的豁免权,那么相对于其所服务的公众,公仆们就获得了超过他们所服务公众的优先权。我们的结论是这项特权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5

   布伦南大法官的论证最终目的在于支持他在意见书总体阐述最后部分下的判决:“我们判决,阿拉巴马州宪法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存在缺陷,公共官员因公务行为受到批评,其针对批评所提起的诽谤诉讼中,州法院未能保护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要求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我们判决:本案被告沙利文提供的证据在宪法意义上不足以支持对其有利的判决。”6

   这一判决为美国媒体拓展言论自由推倒了原有的重重障碍,它确立了一项重要规则,即后来被普遍引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公共人物原则的雏形、公众事务原则的雏形等等。后来的一系列案例,如罗森布拉特诉贝尔案(1966)、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1967)、罗森布卢姆诉梅特罗美迪亚公司案(1971)、格茨诉韦尔奇公司诽谤案(1974)、时代公司诉费尔斯通案(1976)、邓恩与布拉德斯特里特公司诉格林莫斯建筑公司案(1985)、费城报业集团诉赫普斯案(1986)、米尔科维奇诉洛雷恩报业公司案(1990)又进一步将此原则推广到适用于非公共官员的“公共人物”,并且逐步清晰地展现公共人物与非公共人物等概念之间的界限,同时最高法院最终将实际恶意原则从原有关注一审原告是否属于公共官员的视角转向涉案事实是否具有公众事务性质,这些案例大致勾勒出媒体新闻自由与公民名誉权之间的均衡点形成过程的运动轨迹,成为美国媒体拓展自由并自我约束的最重要参照。

  

   三、新闻自由实践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正如宪法学家爱泼斯坦(Lee .Epstein)和沃克(Thomas G.Walker)指出的:“布伦南的意见精彩地改变了诽谤法的进程,它使公共官员以诉讼方式反对媒体增加了难度。”7但是,本案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乎新闻自由的所有问题,并且留下了一系列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例如:“1、如何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公共官员?——这一点布伦南法官在判决意见第23个注释中也涉及,他说本案没有给他阐述公共官员这一术语外延幅度的机会。2、一个公共官员怎样才能证明媒体的实际恶意?3、实际恶意这个术语包含了哪些涵义?”8这三个问题被爱泼斯坦(Lee .Epstein)和沃克(Thomas G..Walker)认为是本案的漏洞。从纽约时报案以后迄今为止的媒体诽谤案中,我们可以大致地理出一条线索,以看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如何完善这些重要规则的。

   1、豁免到何等程度——“实际恶意”原则的发展过程

   本文已经引述过布伦南大法官关于实际恶意原则的表述,此处不赘。自从此规则产生以来,法院和媒体以及起诉的当事人都在这一问题上费尽口舌,它也是随着“公共人物”这一概念的演变而变化。

   公共人物要证明媒体出于实际恶意而诽谤自己是非常困难的,要证明被“告明知陈述错误,或者毫不顾及陈述是否错误”在大部分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在纽约时报案以后,迄今为止的案例中,也就只有在1989年的哈特—汉克斯通信公司诉康诺顿案中才直接适用此规则而判决媒体败诉。在本案中,汉密尔顿日报《灯塔》刊登一篇批评当地法官候选人康诺顿的文章,在编辑过程中,编辑不仅没有核实新闻来源而且拒绝听一盘原本可能引起他怀疑报道真实性的磁带。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该编辑行为构成“实际恶意”,这是唯一的一起直接引用纽约时报规则确定媒体因为实际恶意而败诉的案件9。

在1991年的马森诉《纽约人杂志》公司案中,实际恶意规则发生了某些变化,肯尼迪大法官在判词中写道:“在这起诽谤案中,一位公共人物提出因受诽谤而主张索赔的权利,他的理由是诽谤文字的作者使用引号以表明他从来不曾评论过什么,事实上他带着充满错误的偏见,因此这位公共人物认为自己被诽谤了。第一修正案要求起诉方证明诽谤性陈述是出于我们所谓的“实际恶意”——一个表示故意、不计后果肆意歪曲的技术性术语,以此保护作品涉及公共人物的作者与新闻从业人员。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作者的情绪状态处于恶意已经获得必要的证明,作为诽谤诉因的引语因此而达到虚假程度,那么公共人物就可以胜利否定断章取义的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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