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发现“梁启超派士人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4 次 更新时间:2010-04-18 20: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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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进入专栏)  

  

  梁任公启超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不过,任公的重要性似乎依然被大大低估了。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重新发现任公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一个命题:任公创造和代表现代中国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这个传统才构成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之“正宗”,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看。

  “梁启超派士人群”的概念,受启发于章清教授所著之《“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从上个世纪一十年代中期到五六十年代,始终有一批知识人,包括胡适的同辈朋友和学生辈,乃至私淑弟子们,聚集在胡适先生周围,从而形成了“胡适派学人群”,基本上代表着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文化与政治传统。

  而自逃往日本时起,任公周围也活跃着一群知识人,包括任公的朋友,与弟子或介乎两者之间的同道,他们构成我所说的“梁启超派士人群”。翻检《梁启超年谱长编》及这个群体创办的刊物《解放与改造》(后改名《改造》),可以发现,除任公外,核心人物有蔡锷、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林宰平、丁文江等人,曾琦、李璜、蓝公武、胡善恒、吴经熊也与这个群体来往较多,甚至还可以包括早期的瞿秋白。

  这只是一个最粗略的名单,但也已经具有相当分量了,尽管这种分量在现有各种历史叙述中都被轻描淡写地处理了。在任公于1929年去世后,这个群体依然按照任公的思想方向活跃于文化、学术与政治领域,并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他们与胡适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在人员构成、在思想取向等方面,有分有合。本文将简单地介绍一些历史事实,有时通过揭示两者间的差异,凸显梁启超派士人群的思想、实践,在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文化与政治意义。

  

  第一代“新绅士”

  

  读者诸君一定已注意到,我没有把梁启超周围的知识人称为“学人群”,也拒绝称呼他们为“知识分子”,而名之曰“士人群”。我必须用这一名称,因为,他们的个体生命形态与胡适派学人群有巨大差异,他们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新士人”,或曰“新绅士”。

  新绅士,当然是相对于老绅士而言的。所谓老绅士,就是前现代的中国社会之中坚———儒家士人。儒家士人是理性的,也不乏求知之心。但此“知”不是西方意义上单纯为知识的知,更多的是伦理之知,这种知识当然是要付诸实践的。《大学》规划的儒家士人的生命形态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个人之道德修养和知识准备为开端,进而以个人之表率负起管理社会生活(如宗族)之责,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进入政府从事公共治理。余英时先生基于对宋儒的研究,把这称为“儒家整体规划”。据此规划,儒家士人需同时具有知识、道德与治理技艺。

  基于这一基本事实,可以断言:儒家士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文人),也不是古希腊之哲人,不是中世纪欧洲之教士。有些人,包括一些令人尊敬的学者,习惯于用“知识分子”这个现代词汇来概括儒家士人,似乎很不准确。儒家士人可能更类似于英国在现代之处出现的“绅士”。当然,在传统社会,绅士的资格更多地与科举功名联系在一起,但他们的标志性特征,还是融知识之获得、道德伦理之修养与社会、国家之治理于一体。由此,他们形成了看待知识、道德、治理的特殊心态与思考方式,我们或可称之为“绅士心智”。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儒家士人并非都可被称为“绅士”。徐复观先生曾经指出,历史上,儒家士人可划分为三大类型:官僚与佞幸传统、文苑传统与儒林传统。大多数儒家士人属于前两者,或者一心做官,根本不具有道德自觉;或者热衷词赋、考据,而不关心公共事务。这两类人都不能算绅士。绅士必然都经过了一番儒家的伦理自觉,其生命特征是面向公共事务,综合运用具有实践指向的知识和治理技艺,从最细微处入手,如转移风俗,寻求人间合理秩序之构建。中国历史上略微有点起色的时代,都是绅士的道德与政治意识觉醒并奋发作为的时代。

  儒家士人群体因1905年科举废除,逐渐丧失源泉而渐行凋零,相反,科举废除后,现代教育兴起。很多人留学海外,或在国内大学求学。毕业之后,有相当一部分进入政府机关、商业企业,或者就职于新兴的现代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从事学术、教育。他们绝大多数成为现代分工体系中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其中一些人士具有公共关怀,在现代媒体上发表自己对公共问题的意见,不论是文化、社会、政治还是经济、法律问题。他们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合乎关于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从事专业工作,但具有程度不等的批判精神。不过其生命形态,基本停留于文字、言辞的世界。

  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之代表人物的“胡适派学人群”,就属于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知名大学教授或研究院所的研究员,而具有强烈公共情怀。他们在媒体上、在课堂上掀起文化、思想与学术革命,并希望通过这种革命,影响、改造政治。他们偶尔也会进入政府,但通常是作为专业官僚,如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他们参与政治的基本方式是“论政”:从《新青年》、《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一直到台湾的《自由中国》,“胡适派学人群”始终把刊物当成参与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管道。总体上来说,他们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而不愿深度卷入现实。这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生存形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梁启超派士人参与现实的程度要比胡适派学人深得多。他们当然也都是知识人,也是留学归国者,像张东荪等人,也任教于大学。他们当然也都具有强烈公共关怀,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比如创办刊物。不过,与胡适派学人不同,他们没有止步于文字的世界,而是更进一步进入现实世界,直接参与实际政治实践中,包括组织政党。用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张君劢的话说,他们普遍地游走于“学问国”与“政治国”之间。

  不妨看看几个主要人物的传记资料:

  首先是任公本人。“维基百科中文网”这样界定任公的身份:“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政治评论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任公在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论,无须多说。但任公还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是的,他没有当过总统,也不是革命家,但确实是早期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任公参与组织了康有为主导的全部政党和政治活动,与革命党人进行政治论战,暗中代清政府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从而影响了清末立宪进程。1907年10月,任公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民国成立后,任公曾组织民主党,后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为议会第二大党,并参与组阁。袁世凯称帝后,任公与弟子蔡锷发起护国运动,拯救了民国。此后则发起组织“宪法研究会”,形成史家所说的一支政治力量———“研究系”。任公晚年精力虽多用于学术研究,但仍对政治保持浓厚兴趣。

  任公之后,梁启超士人群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当属张君劢(1887—1968年)。张君劢毕生三次进入学问国,又三次回到政治国。从留学东京时,张君劢就追随任公从事宪政运动。民国初年,他陪同任公回国,参与议会政治。一战后,他陪同任公参加巴黎和会,受内政混乱刺激,从德国哲学家倭伊铿研习哲学。但即便在此期间,他也十分关注俄国革命及其新制定的宪法,德国魏玛共和的立宪政治过程及其形成的宪法文本。他当时所撰写的各国宪法评述,即便现在看来,也具有极高宪法学术与思想价值。因此,张君劢被当时国内各界公认为宪法专家。1922年回国之初,张君劢受邀参加上海社会各界贤达召开的“国是会议”,并受会议之“国宪草议委员会”委托,草拟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此后,他作为宪法专家不停地卷入当时中国宪法问题的争议中。

  任公去世之后,张君劢一直寻求从事现代民主政治,组建政党。1932年初,张君劢从德国归来,立即与张东荪等四人作为发起人,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同时参与的还有后来民盟的大名人罗隆基。当然,这些民主政治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主要的公开活动是举办《再生》周刊。他们在该刊创刊号发表《我们要说的话》一文,主要出自张君劢手笔。在这份政党纲领性文件中,张君劢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基本制度,系统阐述了九十八条纲领。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党外无党”的一党专制,希望以政治途径推动宪政制度在中国之建立。

  此后,张君劢一方面活跃于学术界,介绍黑格尔、康德哲学,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国家社会党得以公开活动。张君劢等人参与国民参政会,公开推进宪政事业。此后又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抗战结束,在民盟所代表的中间力量的积极推动下,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是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国共两党激烈争执僵持不下的时候,张君劢私下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巧妙地化解了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孙中山的政治设想与一般民主制度架构之间的冲突。结果,他的方案一经拿出,就获得各方认可,得以通过。因此,张君劢被公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今日台湾通行之宪法,即以此草案为本。

  张东荪(1886—1973年)与张君劢早年相识,两人共同追随任公,后来的政治生涯也始终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主张也相当接近。与张君劢相比,张东荪的学者身份更浓一些,但他始终是国家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物。不过,抗战胜利后,两张因为政见不同而分手。张君劢相信,推进宪政,能走一步是一步,因而决心参加1946年底的制宪国民大会,进而参加为行宪而组织的国民政府。张东荪对此强烈反对,两人因此分手,而国家社会党也因此而分裂。近年戴晴已出版一本传记,详尽记录这段历史及张东荪晚年的悲惨生活。

  最令人惊异的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1882—1938年),也是梁启超派人士群中异常活跃的人物。蒋百里文武全才,其人生充满戏剧性。可惜迄今为止,他的传记仍然只有陶菊隐早年所著《蒋百里传》。蒋百里虽是军人出身,也常年参与军事筹划,但极有文人情怀,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似乎也是迄今国人关于文艺复兴的惟一研究专著。

  译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蓝公武(1887—1957年),也是梁启超派士人群中人物。民国初成立,张君劢、蓝公武、黄远庸曾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大约1913年,经梁启超推荐,蓝公武即以进步党代表身份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

  在梁启超派士人群中,文人气质最精粹者当属闽人林宰平(1879—1960年)。他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经济学。后回北京,从事研究、教育工作。林宰平学养深湛,多才多艺,不仅精通法学,也精于国学、哲学、佛学、诗词、书画。不过,他同样具有梁启超派士人群的共同气质:并不囿于书斋里,与社会有广泛接触,积极参与梁启超组织的各种文化、政治活动。尤其是曾经主持过“尚志学会”,出版介绍西方思想的著作。这个学会于1927年出版《哲学评论》,大概是中国第一份专业哲学刊物。金岳霖先生回忆说:林宰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我惟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他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梁启超病逝后,林宰平应梁家之请,主持编辑《饮冰室合集》,这一事实显示了他与梁启超的密切关系。

  最后要提到的是曾琦(1892—1951年)、李璜(1896—1991年)等人。他们的名字与主流历史叙事中“臭名昭著”、当代自由主义评论家也闻之掩鼻的“国家主义派”联系在一起。这个政治派别的前身是少年中国学会,此名称似乎深受梁启超名篇《少年中国说》之影响。曾琦在任公晚年曾运动先生联合各种反对激进革命的政治力量组织一大政党,对抗当时甚嚣尘上的各种激进主义。任公曾说:“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这个青年团就是在中国政治上将发挥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国青年党。

  经由上述资料已可看出,梁启超派士人群的生命形态与胡适派学人群大为不同。后者是知识分子,前者则是绅士。面对中国当时的文化、政治困境,两者都有政治热忱,但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工具是言辞,或者是对民众———其实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启蒙,或者以旁观者的姿态“论政”;梁启超派士人群的绅士们则除了从事文化活动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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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随笔》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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