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2 次 更新时间:2010-04-15 22: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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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章)。而青年卢卡奇则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仅仅说明“商品结构”中的物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商品拜物教特征。从实质上看,这只是马克思物化理论第一个现象层面和三大拜物教理论中的孤立的商品拜物教。必须指出,只要青年卢卡奇不能捕捉到更深一层的货币与资本关系物化以及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他的分析就必然是肤浅的,也必定由此走入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混乱。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重要理论质点。

  青年卢卡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开始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非常表面地借用了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44页)。必须承认,一上来青年卢卡奇就正确地确认了物化现象的历史情境。与商品生产作为众多社会生产形式中的一种的历史形态不同,商品关系只是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同上),由于商品的支配地位,“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这些方面”(同上书,第145)。由此,才会历史地出现全面物化现象。这一表述有合理的因素。在此,青年卢卡奇描述了他眼中的商品结构的本质:“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同上书,第143-144页)。所以,这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有关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同上书,第144页)。青年卢卡奇发挥道:“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客观形式,也是一种主观态度”。我以为,青年卢卡奇基本上是想复述马克思的物役性批判,但他明显夸大地强化了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对象化”。并且,用拜物教这种主观意识形态来代替客观物化是不准确的,这也说明青年卢卡奇这种对马克思的挪用的非法性和起点上的逻辑混乱。

  在此时的青年卢卡奇看来,“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对试图从这样产生的‘第二自然’的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同上书,第144-145页)。这里有价值的观点有二:一是青年卢卡奇提出只有资本主义全面的物化才会形成反抗这种物化的条件,这也是对的。二是他认真标注的“第二自然”(青年卢卡奇引述“第二自然”,最早是在《小说理论》一书中。在此书,则是1919年6月写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职能》一文中,《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26页)。这个第二自然明显是取之于黑格尔,因为马克思没有直接指认过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在黑格尔的观念异化逻辑中,相对于并不存在人类主体的第一自然,所谓第二自然意指在绝对观念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历史运动中,人类主体创造的对象化结果却失去主体性,具体说,即是人类社会通过劳动创造的经济王国仍然表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运动的客体世界。黑格尔这是以哲学的逻辑指认斯密商品经济运作中的“看不见的手”。在这一点,黑格尔是深刻的。青年卢卡奇此处显然是从黑格尔的大逻辑出发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同上书,第147页)。在后面,青年卢卡奇又曾经指认资本主义的“工业”,“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同上书,第206页)。其实,这恰恰是马克思物役性理论的核心。

  青年卢卡奇认为,这种物化现象有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同上书,第147页),这是他所说的经济的“第二自然”界。而“在主观方面 ——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同上书,第147-148页)。也由于此,“社会形式(物化)使人失去了他作为人的本质,他越是占有文化和文明(即资本主义和物化),他就越不可能是人”(同上书,第210-211页)。请注意这里,在分析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时候,青年卢卡奇根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从商品分析到货币,从货币再到资本关系,层层递进,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这不是马克思完整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而是外在的商品拜物教观念。这仅仅是第一层次上的东西。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关联,到此为止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有意思了。

  

  3、数量化的可计算性与物化结构

  

  我发现,青年卢卡奇这一重要的文本在该书第149页(原文第176页最后)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逻辑越轨与非法的理论拼合(我注意到,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发现这一明显的理论事件)。这也就是青年卢卡奇从对马克思物化理论的援引,突然转向完全异质的韦伯的物化逻辑。依我前面已经做过的分析,马克思对物化规定的第一层面,即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使用价值的形成)是充分肯定,而对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的物化提出了批判与否定。虽然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批判的援引是不精确的,但多少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深刻冲击。而韦伯的物化理论根本取消了对社会关系(价值层面)的关注,直接将生产对象化中的工具合理性确定为社会存在的本体。主体的消除和对象化中的量化导致的可计算性,是韦伯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上充分肯定的东西。青年卢卡奇并不从正面肯定韦伯,而是从反面将韦伯颠倒过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物化批判。这种物化批判与前面他所一本正经引述的马克思并无直接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逻辑混乱。对此,我们进行一些文本分析。

  青年卢卡奇在描述了资本主义造成的第二自然后,直接采纳了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工具理性)理论的物化理论。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 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同上书,第149页)。问题的实质是合理性,以及这种工具理性导致劳动主体性的丧失。这已经不是在直接面对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物化,而是在反对韦伯眼中物质生产对象化过程“祛魅”的量化、标准化和世俗化进程。青年卢卡奇的辨识有三:一是“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同上),由此,主体的工作“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即后来人们在技术批评中所讲的职能化减约成的“人手”)。二是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与合理化的加强,劳动过去的经验性的必要劳动时间直接转变为“客观的可计算的劳动定额”。在泰勒制中,这是通过精密的数学计算出来的。三就是“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勒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同上书,第149页)。这个第三点是青年卢卡奇的原创:观念的量化和标准化。

  青年卢卡奇说,在资本主义现代物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原则是“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同上)。或者说,“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体的真正本质之上的物化着的和已经物化了的外衣”(同上书,第250页)。显然,这里的物化理论原则不是来自马克思的,而是韦伯。他把韦伯正面论述的东西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的关系有些类似于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关键的异质性在于,马克思对物役性物化的分析是从生产关系着眼的,而韦伯则是从生产力本身入手的。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主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劳动交换关系通过交换中等价物——货币关系——资本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物役性理论和拜物教的原意。而青年卢卡奇讲的却是生产过程中工具性对象化导致的量化和可计算性的物化,用他自己话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受生产力奴役的情况”(同上书,第102页)。人受生产力的奴役,这不可能是马克思的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与上述马克思意义上商品结构物化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提出了另一种“物化”:在工具性的合理化进程中,生产过程中的客体与主体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客观劳动过程全面量化的可计算性,实际上宣告了过去那种源发于劳动主体的“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同上书,第149页),亦即那种“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同上书,第150页)的全面消亡。所以,“在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作越来越精确的预先计算这种意义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同上书,第49页。)。这样,作为传统客观生产过程的主体性本质的有机性被消除了,人被变为机械控制的工具(物化的持存),生产是一种离开人而客观运转的物的机械过程。如上所述,这种总体的有机性实际上是残存的黑格尔的逻辑张力。

  第二,“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也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作用相对立,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了(同上)。机器体系已经自给自足,不以劳动者的意志为转移,而劳动者只能服从机器的规律。在这里,“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同上书,第151)。由此, “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同上)。这里说时间性凝固为空间,其意思是说,作为人的生命的历史性存在的当下时间性凝固为外在的简单物的持存的东西。青年卢卡奇这也是从那里获得理论灵感。

  这又有二个方面:一是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导致劳动者的客体化,使他们成为消极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二是生产过程的非有机化和机械化,切断了过去那种主体性的共同体,使劳动者“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以至于“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同上书,第152页)。这样一来,“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表现形式的物化特征就被推到了极点”(同上书,第249页)。

  

  4、物化与真实主体价值的遮蔽

  

  青年卢卡奇进一步分析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化进程中客体和主体的物化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物化是对人的真实价值的遮蔽。对此,我们可以注意舍勒相同意向(“价值的颠覆”)。在舍勒那里,这已经是韦伯的思路的必然延伸,这当然是一种否定性的延伸。韦伯将这种合理化进程本身表述为形式合理性中的价值中立,而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则是从文化本体上确认了这种物性化。与此相反,舍勒与青年卢卡奇恰恰关注事物与人的生存中的所谓真正性质。前者是的逻辑基始性是神性(“质性价值”),而后者则是历史性生存的总体性。

  这种对真实生存价值的遮蔽表现在客体与主体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客体的本真物性的遮蔽。青年卢卡奇认为,“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同上书,第154页)。这是相对于“真正的物性”的一种虚假的物性,借用科西克的规定来准确地表述,这是一种“伪物性化”。我以为,这种伪物性化才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核心。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即是物不能物着。物被座架了,但座架又是物新的本质。而他又说,“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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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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