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关于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7 次 更新时间:2004-07-03 12: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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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 (进入专栏)  

  

  一、关于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应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但同时又是一个目前难以回避、也不能回避、而且必须面对的话题。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刚刚结束的今年九届五次全国政协、人大代表会议上,学术腐败成为一个众所瞩目的话题,有关媒体(如新华社、《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进行了及时的追踪报道(1),在学界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心人的关注和忧虑。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之所以纷纷谈论学术腐败话题,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无事生非,而是针对目前令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的学术腐败现象,不平则鸣,有感而发。其中最直接的导因大概就是不久前公开的北大教授王铭铭的学术剽窃事件。王铭铭教授在他的32万字《想象的异邦》一本书中即有10万字抄袭自另一本书(哈维兰著《当代人类学》)的事件被《社会科学报》率先披露后(2),不论是报纸还是网上,与正常的学术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不少人摆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替丢人现眼的剽窃行为说情辩护(3)。辩护者说,王教授是北大的博导,你们外行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他?王教授的《想象的异邦》抄的是自己翻译的《当代人类学》,怎么能算是抄袭?批评者是“上海写作班子”的“阴谋”、“围剿”、“整人”、“文革”,是“嫉妒”王教授和北大。为了替王教授开脱,有人甚至说,这本书是一个“一本译介性教材”或“一本一般的介绍性著作、而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但是,这样的辩护能站得住脚吗?王教授本人对于这本书又是怎么说的呢?在该书的“前言”中,王教授说:“本书是一部学术散论集,它收入了我在1987年以来写出的21篇人类学评论作品……在编选和整理过程中,我对原有的文章在内容、结构、篇幅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这本书中包括的论文所依据的知识,主要是我在留学英伦期间获得的,因而我对这些知识的重新解释,大多能够基于对原著的阅读”;“本书包括的每篇都贯穿我自己的学术分析路径”;“为了把分散的论文编成一本像样的书,我对本来体例十分不一致的论文作了较大幅度的整理”;“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有一定的体系隐含其中”。(4)从王教授自己在“前言”中的这些夫子自道可以肯定,王教授从未把《想象的异邦》视作“一本译介性教材”或“一本一般的介绍性著作、而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恰恰相反,王教授强调的是,“本书包括的每篇都贯穿我自己的学术分析路径”;本书是由“分散的论文”、“本来体例十分不一致的论文”加以“较大幅度的整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后而编成的一本“像样的书”。何况,作为原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下的“部分成果”,又怎么可能是“一本译介性教材”、“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呢?退一步讲,即使是“教材”,难道就可以从另外一本书中剽窃10万字而正大光明吗?(5)

  

  我一直感慨,像王铭铭教授学术剽窃这样的事情,北大是否处理、怎么处理,是一回事,但剽窃事实本身及其性质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如果说我们连这一个基本的事实都要遮遮掩掩的话,那么,这只能是说学术界的悲哀。针对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2002年1月14日致北大领导的请愿信、王教授本科生“向铭铭献花”(6)等现象,有学者评论说,“如果王铭铭事件是非常高深的学术问题,不易分辨,很难认定,也情有可原。其实,‘剽窃’事实非常清楚,白纸黑字,明摆着的,连高中生都能看出来。王铭铭学生敢于公然为剽窃者鸣冤叫屈而无人公开站出来反驳,只能说明,在北京大学,歪风邪气可以大行其道,而有正义感的人不敢出来说话。作为所谓‘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为什么有这样的校风?又为什么会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不令人深思吗!”“对王铭铭事件性质的激烈争论,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许多学人敢于公开出来为王的错误开脱和辩解,说明中国学界整体道德水平已经严重滑坡——这一极不正常的状况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7)

  

  这里其实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论。学术之所以成其为学术,学者之所以成其为学者,不在于学者长得多漂亮,也不在他多聪明,而在于学者承担着一般人不一定承担的学术良知、责任和义务。我们都知道“师范”二字的来历,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如果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连最起码的“身正”都做不到,那么,他如何“为人师表”?又如何“传道、授业、解惑”?我甚至觉得,出现学术剽窃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面对这些一清二楚的问题时,我们连起码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能力都没有了。否则,真的可以说是学界之耻。“学术腐败,本为过街之鼠,见不得阳光。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学人竟敢公然以非为是,明知不对,还强为之辞,有意混淆视听。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耻辱,也是中国学界的耻辱。”(8)这表明,我国学术界的道德现状的确是令人忧虑的,目前的学术道德滑坡已到了非关注不可的程度了。我一直强调这一点,真正的学术批评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些问题可以讨论,而有些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比如学术剽窃的是与非问题,将别人的学术成果据为己有,古往今来,一向是为人所不齿的。在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校,一个教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卷铺盖走人的事。但在我国学术界却还在为这样是非明了的常识性问题争论,甚至出现这么多为剽窃抄袭行为辩护的反常现象,这恐怕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学术良知哪里去了?是不是人们对学术腐败已经熟视无睹甚至麻木了?(9)

  

  无独有偶,近来也有不少学术地位很高、社会影响很大的知名学者对目前正在讨论的学术腐败问题加以质疑。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四川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罗志田先生。这位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认为,“在学界中生活的人都知道,今日‘学术腐败’无论有多么‘猖獗’,最多不过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势,既不敢以此自傲骄人,尤不具对‘直面者的任何威慑’”;他甚至认为,“也不排除有些人并未揭露弊端,而是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吹毛求疵,尤其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所‘杀’者又往往不是什么弊端,甚至也不是学术‘观点’的争鸣,根本是不涉具体内容的刀下专斩有名之将。”(10)罗先生显然未必认为真有什么学术腐败或者至少不认为学术腐败已达到“猖獗”的地步。所以,接下来,罗先生说学术腐败者“既不敢以此自傲骄人,尤不具对‘直面者的任何威慑’”。可是,现实真的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吗?(11)国家图书馆馆长、德高望重的任继愈老先生在《群言》发表的文章中举的如下的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四川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明芳同志,多年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悬棺墓葬,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有时要擎登悬崖绝壁,跋山涉水,冒生命危险,克服多种困难,用十年时间写成一本‘悬棺葬’研究著怍。但后来有一位从来不接触悬棺葬研究的研究者,用了不刭一年时间,也写了一本同样内容的书,出版后还得了奖。陈明芳把这本书与自己的对比,绝大多数属于抄袭,有的连字句也未改动。为了讨回公道,陈上法院法打官司,剽窃者还不服。正气没有得到扶持,不正之风没有得到制止。”(12)在这个匪夷所思的例子中,其剽窃者就是罗先生任教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一位罗姓副教授。(13)因此,才有学者大声疾呼:“学风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问题。不纯净的学风如同一剂强烈腐蚀剂,正在腐蚀着一切正在发展中学术的生命”。(14)

  

  第二个例子,是南京地区的三位教授,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李浩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三位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蒋树声教授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冯健亲教授还是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各为一方重镇。据新华社记者报道:这三位来自学术界的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在这三位学者看来,“‘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估计‘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既不能夸大,也不可轻视。”“对‘学术腐败’现象要严肃处理,但对这一现象的严重程度、普及程度,不可估计过高”。蒋树声教授认为,“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15)对于此种无的放矢之论,已经有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评论,(16)兹不赘述。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在于,“社会科学界自身建设已到了必须充分重视的时候了,如果不搞好学风建设,不清除学术腐败,社会科学界恐怕无法适应时代需求,完不成历史使命。”(17)关于这一点,连非学术界的读者也看得一清二楚。比如,最近发表过关于《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的长篇评论文章的沈登苗先生,即曾感慨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浮躁的学风,对学术的危害,恐不亚于文革。文革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若对今天浮躁学风的后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改正,其影响可能不止一代人。”(18)这并非无病呻吟,更非危言耸听;旁观者的清醒建言,值得深思。

  

  学术腐败是目前严重存在的客观事实,其中学术剽窃现象以及学术评奖、职称评定、学位授予等弄虚作假、不公正行为问题,不仅严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用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院士的话说,“中国大学学术道德水准下降是不争的事实”。(19)刚刚公开处理过杨敬安教授剽窃案的合肥工业大学校长刘光复教授,在提及学术腐败问题时,对记者深有感触地说:“学术腐败现象不仅对学术界,而且对我们社会、国家都有很坏的影响,这对科教兴国、知识创新都是极为不利的。”刘光复教授认为,对学术腐败现象,最可怕的是一种无所谓的心态,这势必助长不良风气的蔓延。应当让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现象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20)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学术界、教育界才把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作为当务之急提上了议事日程:继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设立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拟订《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条理》后,教育部在2月27日及时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北大修订了《北京大学教师学术纪律规范》,清华制订了《清华大学教师科研道德守则》。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同济大学江景波教授等5位全国政协委员还联名提出了“健全相关法规,加大学术腐败惩处力度”的议案。所以,目前不仅不存在对学术腐败“夸大”的问题,反倒是应该警惕各色各样为学术腐败辩护、遮蔽的言行。(21)事实上,目前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批评的广度、惩处的力度都还是远远不够的。考虑到目前学术界也同样存在不少乌烟瘴气、令人失望的现象,就更不能不小心谨慎了。(22)

  

  学者的本职工作就是从事学术研究,而良好的学风则是保障学者的学术航向的前提。这也都是一个学者之所以成其为学者、学术之所以成其为学术的常识。在高等学府,一个教师之所以能成其为教师,不仅要“授业、解惑”,而且还要“传道”,“为人师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也同样是常识。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正如李岚清副总理去年12月29日在第十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少数教师剽窃他人学术、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奖励、职称和学位评定中的弄虚作假问题,坚决维护高等学校的形象和声誉。”(23)因此,推进学术道德建设,高校确实责任。(24)已经有学者提出:在一流大学建设当中,学科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学校为此不遗余力,但对学术道德的建设却有被忽视的倾向。但正如朱清时院士所说的,学术道德建设跟不上去,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就是空中楼阁。(25)学术、文化和教育是延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的命脉所在。从眼前来看,学术腐败也许不像经济腐败、政治腐败那样,能立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但它对学术创新、学术精神和学术共同体尊严的破坏和危害,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26)如果对学术腐败放任自流,那么,我们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就没有希望,并最终导致社会良知、伦理底线、学术长城的自我坍塌。至少,学术腐败现象及其严重性,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已经超过了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27)如何能等闲视之呢?

  

  

  二、关于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是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一个跨学科的焦点话题。有关学术规范的提倡与讨论,迄今已历时十载。如果说当初主要是以《中国书评》为核心的少数同人的超前奔走呼号的话,那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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