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自我认同与群体归属两种需要的分析视角，作者得出了四种观察中国与“非中国”之间关系的视野：国家、亚洲、文明与天下。其中，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观察“非中国”的视野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如果继续按照自我认同与群体归属两种需要的区分，我们可得出国家权力、霸道、主权身份以及“中心-边陲”四种叙事的文本。简言之，看待“中国崛起”不是一件纯粹的“客观”之事，而是涉及观察者的群我关系之深层需要。“中国研究”不仅是一个应该适应国情并随之调整的方法论问题，而且它还涉及“知识”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国与“非中国”关系所涉及的群我关系。群我关系的形成与认知须靠文化形塑，进而使行为主体形成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与文本选择。

「关键词」中国崛起；天下；民族国家；文明；亚洲主义

“中国崛起”的印象几乎无所不在。在社会科学语言中，既有中国崛起是“中国威胁”的论调，也有中国崛起是机会的说法，还有的认为中国崛起是中国一种软实力的表现。在中国的外围，几乎在每个不同的社会中都有自居其比中国更“中国”的逐鹿中原者，但也有鼓吹能吸纳中国崛起现象的亚洲主义者，此外还有安于边陲以依附中国者。来自崛起的中国社会对外界的认知当然有不少响应：有以和谐世界为因应来抵消“中国威胁”之印象者；有以理当崛起自况，进而质疑为何外界不能接受强大中国之强硬态度者。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变化多端，显然受到叙事者对中国的认知制约。

不过，叙事者对中国的认识必有其脉络，尤其受到自己与中国之间有何关系等认知的制约。比如，与中国交往关系有一千年以上且与中国关系交错重叠的越南、最早对中国输出佛教且被欧洲殖民的印度、放弃保护白人政策转而追求全球性的澳大利亚、既想维持华人特性又要避免刺激邻国的新加坡以及在帝国主义侵扰下一度追求“脱亚入欧”的日本，笔者在这里不一而足。它们所选之观察角度，无异于叙事者同时在处理自身与中国的应有关系。

群己关系首先涉及群的面向，即当观察者认为自己与中国属于同一群体时，它们则会观察崛起的中国是否会与自己形成日益相互开放之势，进而构成为一个更大的群体；或者它们认为，由于不属于同一群体，与中国往来而实在无利可图。群己关系第二个涉及的是“己”的面向，即观察者会根据崛起后的中国来考察其是否与自己属性相同，进而考察中国是否会继续（或即将）对自己形成排挤或征服的压力。

一、诠释中国崛起

（一）中国的属性

在既有的观察中国崛起的视野中，根据叙事者对于中国的两种不同判断，即中国是否为自我中心（中国与“非中国”身份属性是否相同）以及两者是否能归属同一群体（中国与“非中国”是否可属于相互隶属的社群），我们将上述两者交叉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参见表1）：

第一类是耳熟能详的国际关系预设，即叙事者视中国与“非中国”为身份属性相同但群体归属不同的关系。不管理论家们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间如何往返辩论，他们都一概视中国与“非中国”为属性相同但群体归属不同的关系。此视野一方面把中国看成是具有一贯的、恒常不变的特质概念或实体，以“民族国家”为本体论的视野隶属之。民族国家的实体边界是清晰的、僵固的和封闭的，任何外人都难以随意获得中国的身份或代表中国发言，只能由中国代表自己发言。虽然这样的视野最流行于美国，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国际关系知识界与政策实务界也多半会援用这一视野来认识自己。

第二类是叙事者视中国与“非中国”为身份属性相同，且群体归属也能相同的关系。华人学界晚近提出的“天下观”属之，因为中国的本体是混杂于天下之间的。在这一视野下，中国的国家概念或身份是可临摹的，是可以被穿透、参与和超越的。各国包括越南、韩国与日本都有天下观的信仰者。他们在天下观之下，可以取得与天下其他成员求同存异的阶序关系。

第三类是叙事者视中国与“非中国”为属性不同且群体归属也不同的关系，即中国与“非中国”是具有不同本体特质的存在形式，且这些实体之间是不能相融混同的。例如，近代印度知识界始终有这样的观点，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交流不辍，但并未汇于一流，可称之为“文明观”。在日本知识界也有以文明界定中国的论述脉络。但它与着名的“文明冲突论”大不相同，因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1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必须依附于现代主权国家方可行动。

第四类是叙事者视中国与“非中国”为属性不同但群体归属相同的关系，即“中国性”与“非中国性”虽是不同的，但“中国性”可以加入吸纳“非中国性”（或者相反，“中国性”可以被吸收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中）。人们可以透过某种机制，不断充实“中国性”的内涵，因此中国的本体是一种不断丰富与吸纳的过程，主要以长期主导日本思想界的“亚洲主义”为代表。尽管亚洲主义流派分殊且多元，而且，在韩国和中国都有亚洲主义的信徒，但他们共同采取的亚洲视野或曰东亚视野皆消解了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并以此与欧美或西方相对。一方面，“亚洲/中国”与西方迥异；另一方面，亚洲不断吸纳西方并相互融解，成为差异但同群的本体性质。

（二）四种视野分析

1.民族国家。观察中国崛起最常见的第一个视野是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内另一个典型的国家成员，受到国际体系权力平衡法则的制约。这种角度倾向认为，当国家实力相对不足的时候，它应凭借加强军备与参加结盟来制衡强权的侵犯。在国家实力相对强大的时候，透过裹胁与扩张来巩固自己的优势。根据国际政治学的体系理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它们的权力大小，而国际体系的性质则是根据国家之间权力分布的状况而决定的。因此，某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属性总是相同的，也不因为国家领导阶层的信仰、种族或阶级而出现差异，并且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互斥的，一国相对实力的增长就必然会构成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

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中国崛起的意义是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分配出现变化，美国作为国际体系霸权的地位受到挑战，中国将拥有更强的能力“裹胁”或“并吞”外围国家。即便有中国国内因为推动改革开放而浮现的市民社会、政府的执政理念更加“与时俱进”、中国追求的市场利润与西方日益趋同、执政党执政方式有所改变等，但这些都不足以掩饰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其结果是，就连中国本身都可能会意识到，中国自己的“崛起”正成为令其他国家感到的所谓“威胁”，并面临其他国家某种明示或默契的围堵。反之，一旦发生“被威胁”的情感，权力平衡就是最容易被援引用来解释中国崛起的理论，民族国家在无形之中就成为愈加巩固的身份。

2.天下。第二种观察中国崛起的视野是天下观。天下是一种迥异于主流国际体系理论的认识方式。在“天下”里，“国家”身份可有可无，即中国与“非中国”是否拥有某种“国家”身份不是重点，但中国与“非中国”之间没有不可消弭的疆界。天下成员永远是相互学习的，天下形同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范式，其主要关切在于维系成员之间的某种尊卑秩序。至于尊与卑的划分标准不在于物质力量，而在于成员彰显特定正当价值的程度，如儒家“以德服人”，所谓的“德”乃是一种无私无我的道德气质。但这样的气质仍倾向透过物质实力丰沛的成员来展现，这样才最有说服力。毕竟愈繁荣稳定的强者在放弃以自己为中心，而致力维持各成员之间的和谐阶序时，愈能显得以天下为己任，故德性又不是与实力全然无关。

“天下”视角里真正的领导信用无法纯粹从权力来衡量，还要靠每个成员透过自己的努力提升道德号召力，然后吸引其他成员近悦远来。因此竞争不发生在成员之间的冲突过程中，而发生在对其他成员提供范式的吸引力上，因而必须由“以天下为己任”的成员承担责任、自我砥砺，而不是去打败对手，否则就只能成为霸道。

理想上，以这样的“天下观”来观察天下，每个成员理当可以通过自我提升臻于至善，每个成为学习对象的成员都是其他成员的启示。当中国因为自身的振兴而达成某种足可成为范式的境界，并透过无私无我的展示吸引各国的推崇和临摹时，则中国的崛起就会成为其他成员自我砥砺的范本，即经典中“有为者亦若是”、“人皆可为尧舜”的理念。但是，这种状态也因此导致其他成员同时要面对可以依附学习的机会，从而产生必须沦为边陲的焦虑。所以中国崛起之际，天下之尊卑再度发生变化，机会与威胁同在其中。理论上，“天下观”让每个成员都在不断相互观摩学习中演进，与现实主义的“权力”相较，威胁不是成员互动的主题，因为成员的属性与角色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尊卑地位则因中国崛起而可能受到贬抑的“威胁”。所以，威胁感的发生也可能在天下观之中形成，观察者对自我的角色期盼因是否会降至边陲而产生焦虑。3.文明。第三个观察中国崛起的视野是“文明政治”。这时的中国与“非中国”的身份属性彼此殊异，而中国的文化与制度因其悠久历史实践而形成深厚的脉络，不但赋予大多数具有中国身份的人形成某种相互认同的归属感，更透过社会化的价值教育，同化各种因为文明间交流而输入的外来文明特质。“文明”的内聚力量一方面象征着不能与其他文明混淆的某种特殊性，因而既不会因为某个文明累积了更多的物质力量就自动消灭其他的文明，也不会因为流失物质力量就转化为其他文明的附属；另一方面，文明的传播力量则由于出自不同的文化默认与价值前提，往往只能从旁促成其他文明进化，而不能彻底同化之。

这样的中国一旦崛起，产生的效果是：它会给固有文化的表现形态带来多样化，为自认属于中国文明范围的成员感到自信与自豪，也因而对外来文明的输入与采纳有更大的宽容度。②“文明”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于器物方面，而不在精神方面，因为各种文明彼此深知，消灭其他文明是不可能的。以保护固有文化之名而行动的政权或人物，不论其溃散还是取得成功，都不能决定文明之间的存亡。简言之，文明之间的差异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大的分野在于，文明成败的核心不是物质力量。因此，当以文明之名扩张的政权或团体看似取得胜利时，这些胜利只是政权的胜利，不属于文明的胜利，因而是短暂的。对于采取这种文明视角的当事人而言，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胜利似乎改变不了文明之间的不可转换性。因此，在文明的视野之下，文明彼此的差异如此巨大，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崛起者，它没有构成对他人任何有效的威胁，也没有提供他人深入参与的机会。

4.亚洲主义。第四个观察中国崛起的视野是亚洲主义，这与前述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中国迥然不同。在国际体系理论之下的“中国”，除了与其他国家身份同质，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共同的群体归属。在亚洲主义视角之下，“中国”不再被视为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可以重组的漫长、多重社会过程。这个社会过程可以是民族的，因此“中国”被视为是多民族的综合体，而且因为与各个亚洲民族甚或亚洲以外民族的不断互动，形成不断跨越中国传统疆界的社会过程。“中国”又可在各个经济地理资源的分布中，被消解或重组成非关主权与国界的区块。“中国”更是在全球化流通中可以不断加入或退出的临时身份。

与中国共属于亚洲相对应的是，亚洲其他国家与欧洲（或西方）存在明白的地缘区隔，这种区隔让融入亚洲的中国与“非中国”、中国与非亚洲之间形成具有各自群体归属的主体。一方面，中国与亚洲之间的差异日益模糊化，亚洲成为它们互动的场域，或进行不断更新的过程；另一方面，亚洲与非亚洲之间的差异成为不能跨越的界线，中国与亚洲是相互构成的，亚洲更可以不断吸纳欧洲，其结果是，亚洲与非亚洲之间的差异在于可共存或不可共存，因此具有了本质性。

至今，采取亚洲主义主张者在地域上都出自亚洲范畴之内。在这一视野下，“中国”与所有其他亚洲民族身份一样，变成某个因为不断混杂、重编而失去本质的实践过程。当以中国之名的主张获得大量资源挹注而形成崛起之势时，亚洲便同时得到更多的刺激而加速流通，其中因为多元并存，与以改造亚洲为目的的欧洲或西方之间便形成差异，甚至具有了吸纳并超越欧洲或西方的大好机会。

二、思考中国崛起的实践

（一）实践中的变异

在实践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所熟悉的是天下与民族国家两种视野都分别受群体归属与自我中心的两种群己情感所影响（参见表2）。一方面，居于天下中心的霸主可能因自我中心而横征暴敛，以天下共主自居；居于边陲的小国也会恃宠而骄，桀骜难驯；中心与边陲诉诸暴力皆无顾忌，上下交征，俨然霸权地位的争夺。相反，居于天下中心的国家也可因群体归属的情感而担心自己不被认可而产生焦虑。

另一方面，当自居民族国家时，若西方国家主义在输入中国文化地区的过程中，其方式是由外而内所强加的，国家主权充其量只能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标。实际上，中国在过去一再受到不平等条约与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犯。在由外而内所强加的西方国家主义中，接受方无论如何都想让国际体系接受自己，乃是一种属于群的情感，因此仍努力临摹西方主权者的一言一行，于是主权也具有一种角色扮演的性质，而不是欧美主权那样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倘若有朝一日真的取得平等的主权身份，因为不再担心国家遭到入侵，从而化解了不被承认的焦虑，所以这时主权思想便可能失去吸引力，不能提供国家行为的动机，回归天下观便成为可能。但假若以自我中心的情感在主导国际政治实践，中国便成功转型成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国家。

（二）四种既存的实践

1.满足自我中心的国家权力实践。从清末以来，中国的领导者在战败中认知到了丧权辱国的意义。“九一八事件”曾促使当时的中国政府以主权之名向国际联盟求援。时至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进入国际政治叱咤风云的世界舞台，成为权力均衡理论分析的对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进入美国政治学界的诸多华人学者从论述上将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传回祖国，尔后形成多极化、一超多强以及和平崛起等叙事，其间推论或彼此相容，或彼此不同，国家新思维则已不限于现实主义者。一旦摆脱了帝国主义百年侵略的历史记忆以及冷战以降帝国主义谋我日亟的围城氛围，国家中心主义下的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以国家利益与权力竞逐为内涵的政策理由。于是，国家利益遂能在相当程度上主导外交思维，犹如从意识形态禁忌中解放出来，一切以权力平衡为考虑，无可无不可，在国际上争取盟邦，抗拒敌对阵营，捍卫价值，富国富民。

表面上，国家中心主义的最高理想是摆脱道德与感情。然而其所可满足的包括了最深层的自我中心的需要。中国崛起的印象之所以令人悸动，恰恰是因为它提供了富甲天下、睥睨世界、推翻霸权、惩罚叛逆、报复美帝的想象。如此之中国，没有必要听命于西方列强的规范，不跟随欧美步调。权力与利益成为最高的目标与最大的诱惑，是超越所有禁忌的诱因。过去的中国外交以身为第三世界为主要的定位，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论述中，中国外交则是以大国自居，发展大国外交，在行事作为方面有时会提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主张。

2.满足自我中心的霸道实践。在清末以前，这种不受节制的想象有古典理论作为其基础，此之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而容许天子无所不在的介入。朝廷在实践上是天高皇帝远，王官不问，草民不闻。这样近乎虚构的天下观经不起些微的挑战，以免因为天子被侮蔑不再受到尊重，揭穿了天朝并非蛮陌之邦行矣，故而可能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法家永远是王道儒家秩序的维系所在，孟子指责的“霸道”往往是王道的潜在内涵，“家天下”则为“公天下”的潜台词。

正由于对这种些微的挑战难以处理，以至于天下体制原本应该充满了履行各种尊卑秩序的焦虑，愈近天朝，礼仪愈细腻繁琐。21世纪重现的“天下”观却立刻引发国外中国研究者的焦虑，正是他们在天下秩序的字里行间读到宰制的欲望，似乎延续了某种对四夷边陲的漠视。③此何以倘若天朝拥有惩罚的实力，必不吝惜使用。透过征服，天朝享受自己的德威，在擒纵之间，表演德被天下的自我期许。要言之，在天下体制的维系中，其实交织着征服四夷的欲望与服膺礼仪的焦虑。新近流行对中国崛起描述为脆弱的超强，依稀掌握到其间蕴藏了矛盾的情感。

然而，中国崛起的论述一旦反映了自我中心的欲望，中国知识界便可能回到天下观的主张。这种主张虽具备固有的文化基础，但是对于借机挑战天下观的边陲力量，它不能不仰赖政权展现征服的实力，尤其是要有排除异邦恶意介入的决心，以振兴“霸主”的尊严。这样的统治延续了“霸主”的尊严，并认为中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皆应有看法、有参与、有作为，对于不合作的对象应予惩处，恩威并济，剿抚兼施。则中国的崛起接受无远弗界的推崇与膜拜，进而构成难以抗拒的诱惑。

3.满足群体归属的主权实践。虽然国家中心主义可以创造令人悸动的无边的权力想象，但是现代“国家”并非中国固有文化的理念，加入现代国际政治更必须在欧美所谓先进国家的虎视眈眈下接受检视。1971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似乎并没有享受到主权身份所隐含的某些相关权利。相反的，主权成为一种角色，犹如取代了王道成为天下的新范式。笔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可被置于世界体系的边陲，需不断学习方能成为现代国家，主权成为当时中国所努力临摹尝试的任务。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看待身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自己，这引发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派的辩论，也反映出由于主权身份而触发的焦虑。

西方主权制度本身认可了国家政府作为自身的最高统治机构之地位，但同时要求国家政府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这就约束了主权的暴力只能在边境之内行使，没有其他国家能对此轻易干涉，或即使干涉也不容易得逞，所以不必太在乎。同时主权并不能成为扩张征服的正当理由。相反，捍卫主权不受侵犯经常引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不断敏感地探测中国的主权是否受到侵犯，即使在中国崛起的论述之下，关于台湾问题或西藏问题总是能立刻引起强烈的质疑，诱使别有用心的势力伺机介入，并导致中国国内发生辩论，即主权如何可以不受到外国轻视。因此，将主权身份认真执行的唯一动机是要剥夺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的特权，而不是像西方在17世纪用主权保障财产权或宗教灵魂。由于拥护主权的动机与西方不同，长此以降，这也招致美国老牌“中国通”的讽刺，直指中国为“冒充成”主权国家的文明。由于中国捍卫主权主要出于一种消极的动机——抗拒西方侵犯，中国一旦崛起，这一消极的身份论述恐不足以创造激情。

4.满足群体归属的中心或边陲。在《辛丑条约》之后，中国知识界承认中国是落后国家。笔者认为，虽然他们致力于建立中国的主权国家形象，但他们是抱持着学习的心态，“临摹”西方主权国家的范式（包括宣传公民教育，建立财政机制，甚至借鉴宪政主义和在村级单位实践选举制度），但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类似西方的政治文化在华人世界建立，即使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等受到英国或日本殖民影响的地方也不例外。从西方自由主义标准来看，均难称同类。不过，它们之间经常比赛衡量谁更接近西方，所以台湾地区的学者以自己有“普选”而自豪，香港地区的学者则以国际金融中心为荣而傲视内地。

相对于此，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犹如是中国进入大国的一次测验，即测试中国能不能从世界政治的“边陲”晋升成为西方列强所认可的现代文化，或在西方发展的体育活动中击败西方体育大国。换言之，中国不愿意居于天下观的边陲，竞相努力，争取西方国家的认可，以跻身先进国家之林。在国际竞争的比赛中，中国有不断被西方检视的感觉，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过程充满焦虑，也不断以“中国威胁”来理解中国并试图阻挠之。愈阻挠就愈增加被凝视的焦虑与压抑，双方也就愈增加临摹的挫折与自我宣传的倾向。同时，焦虑中崛起的感觉让人对边陲地区是否“向心”极度敏感，成为别有用心人士得以借用西藏问题或台湾问题挑衅中国的基础，因而有时加深了自居中原者的强势反击欲望（如西藏问题），或有时转而宽大因应难以羁靡的对象（如台湾问题）。

三、选择中国崛起的路径

（一）战略叙事的选择

在当代中国国家战略思维中，天下主义的论述后发先至，异军突起，以和谐世界的倡议重新跃上世界舞台。不过这样的提法除了可以通过中国固有文化的诠释产生意义之外，又因为它进入了西方知识界所不熟悉的领域，故不得不借助社会科学的语言加以翻译其意义，也就延伸出在固有文化诠释中所没有的意义，进而可能制约提出和谐世界论述的初衷。关于中国对“非中国”的战略选择与行为可见表3：

中心与边陲这两种角色均要求抑制自我中心的国家主义，若是中国已然自感崛起，在其自信之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容忍挑衅；若是中国认为只是自觉崛起但未完成，则会致力于振兴改革，继续向西方“取经”。不过，为了向西方说明和谐世界的观念，避免“中国威胁”所导致的围堵，它便又试图借用西方社会科学叙事来解释什么是和谐世界。比如借用软实力或社会资本来说明中国文化魅力的上升，一旦软实力获得提升，进而表示军事已经不再是中国思考国家利益时的主要内涵，是否如此有关“中国威胁”的质疑可以不攻自破？

不过，鼓吹软实力与社会资本的概念反而有违和谐世界的愿望。在和谐世界之下，中国是忍让的、社会的、角色的和内敛的，但是，一旦这些气质或价值都理解成为是一种权力资源，可能就巩固强化了国家主义的逻辑，则中国为维持和谐世界所做出的诸多努力就都变成是自我中心的。

软实力与社会资本之类的分析概念改变了制定中国外交政策时的思维，抹煞了原有的认识角度。自居在中心或边陲中的行为者往往处在接受评价的社会关系中，然而软实力与社会资本则是预设了自我中心的认识角度，其结果是，原本是群体归属的认识角度却被外界诠释成了自我中心的认识角度。

照理，软实力是文化魅力，但欲增加软实力时，便有赖于消费中国文化的全球消费者参与其中，这时如何装扮中华文化就不是从固有文化出发，而是从西方的消费偏好出发，这样的文化魅力不是中华文化的魅力，而是西方消费主义订购的魅力。同样地，社会资本的观念把小我的群体主义翻译成了唯我的个人主义，把深化改革的意志变成了跟资本主义世界拉关系。甚至倘若由华人作者以社会资本的观念进行文化翻译则别具信用，所谓关系从一个原本是内生于个人生命意义的概念，沦为是一个充满机会主义的概念。中文文献中流行的软实力与社会资本论述的现象，恰恰说明来自欧美的社会科学才是真正的软实力之所在，从而导致社会关系主义或和谐世界等都反映出群体归属的情感，从本体论上就遭到欧美学术语言的否定，这样会让和谐世界渗入原本不存在的竞争意识之中。

（二）四种既存的路径

1经营软实力。上述的群己关系取向与自我角色定位构成了四种实践路径，可再分述如下：1997年之后，中国的崛起逐渐成为在中文世界传播中的普遍印象。1997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香港回归等事件，可谓喧腾世界。俟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击退国际投资客的大举入侵，中国又成为经济大国，展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和平崛起”理论一度成为中国的世界定位。

“和平崛起”在2003年提出，引发了诸多关于中国软实力的分析。在其后的短短六年之内，中国这个身份所赋予的国家信心对中国民众来说一飞冲天，加之中国的宇宙飞船与航天员一再突破技术瓶颈登上太空。另外，2008年北京举办的奥运会象征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展示达到了最高潮，北京奥运会一改过往筹办奥运会主要着眼商机的资本主义考虑，而以做好世界东道主为自豪。就在筹办北京奥运会的数年间，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设立，中国政府以更多资金鼓励世界各地的中文学习，推荐中华文化，寄望提升世界对中华文化与中国文物的喜好，宣传并实践与巩固和平发展的时代精神，以提供中国在全球政治中运作的软实力。

软实力分析所忽略的正是为营建中国的软实力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代价主要是以吸引世界的目光以及提升中国的形象为主要动机，反而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运作受到外界诸多的干预，西方世界各种以羞辱中国为诉求的手段此时也纷纷出笼，导致中国疲于应付，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过度展示软实力会进一步将中国锁在某种世界形象市场上，接受他国消费者的指指点点，因而形成对中国软实力的极大钳制。

2累积社会资本。由于中国贫困人口依然庞大，环境资源日益恶化，三农问题的解决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如何掌握更好的国际环境，抓住未来的发展机遇，这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因此，中国仍然认为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未能进入先进发达国家之列。至于如何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卷入世界性或中国周边的区域性争端，端赖良好的国际关系。在此自我认识的前提之下，笔者认为，睦邻外交将是中国外交界在21世纪的重大责任。对待中东的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中国还是应该采取韬光养晦的态度，控制国内某些狭隘民族主义的势头，缓和与美国的矛盾和冲突。同时，面对“藏独”与“台独”的躁进，中国政府不要受其激将，而是应妥善处理之。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作为东道主接待外宾虽然在中国固有的文化里是天经地义的责任，但如果是想借此机会建立与国际社会的人情关系，以便未来在世界政治中获取更大的物质好处，则这种社会交往只能被理解成是一种投资。既然是投资，其程度端视所预期的报酬而定，一方面要营造世界对中国的基本好感，另一方面则要集中个别对象国家（如美国、朝鲜、日本、澳大利亚等）以建立人情关系，替中国的发展争取更长的战略时间。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累积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有所取的，其内容主要是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对追求以国际关系或邻邦盟友的共同利益为依归似乎并不能兼顾。

3无为而治。中国“崛起”之后，俨然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也成为迩后力争上游的其他国家所模仿或挑战的对象。此刻亟须展现某种无为而治、不与人争的文化气质，让中国成为吸纳与开放之国，乃是维系所有国家在内的天下体制的主要条件。这时，许多原本带来困扰的现象都成为可以容忍的插曲而已。原本需要追着对方要求修正或澄清的事件，也都可能成为可以等待将来对方自己逐渐理解后再进行调整的一时误解。简而言之，对于在中国固有文化下思维的实践者而言，整体的和谐是天下得以持续的前提。个别事件的冲突会带来对既有关系的破坏与挑战，不应该斤斤计较。这样的尊卑关系比中国基于国家本位所考虑的物质利害更为根本，离开和谐关系以后的中国等于失去继续存在的情境。因此为了和谐而做出的忍让，或为了强化和谐而对外推动的文化输出，无一是在为中国增加自己的魅力以便换取其他好处，而都是在示范一种不以国家中心为本质的国际关系。

在这样的实践路径下，中国将自己的崛起放在一种群体关系中，将体系中存在于国家间的竞争由自己片面承受，使得冲突的对象消解于无形，国家间利益冲突转化为不分彼此。不可讳言，如此天下体制的维持有赖于中国庞大的实力与资源。只有已经崛起的中国在实力受到列国认可，自信心已在国人之间重建时才可能让天下体制获得落实的机会。

4韬光养晦。居于世界的边陲且在力争上游时，中国的崛起有赖于向居于中心的文明范式学习。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根据其规则改造国内的生产过程体现的正是一种自我改造与完善。自我改造与完善所要达到的标准不是从固有文化中得到的，也不是从社会主义的宏大理想中得到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中得到的。其中虽然保留了许多社会主义或固有文化的特色，但是总的方向是朝增加宏观的生产力与微观的生产效益方向努力。由于每个历史阶段所要仿效的文明范式重点不同，加上模仿对象的内涵也不断拓展，沦为边陲的危机意识往往造成受制于人的困境。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各种“自强运动”中，皆以器物为主、片面追求军事现代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认识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性后便开始急起直追，以致当时的“资本主义补课论”也一度甚嚣尘上。但是，作为中国临摹对象的中心（欧美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人权开始成为“西化”的重要内容，但当时的主要针对对象不是中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权成为欧美国家对中国的主要政治要求。从21世纪伊始，虽然欧美国家针对中国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再次借以人权之名提出来，但人权议题无法成为世界范式，因为上述问题是中国国内独有的“和与战”问题。这时，欧美等中心国家所提出的全球化与和平价值在其掌握话语权的背景下显得极端重要，因此西方把“中国威胁”的讨论放上议程。于是，与之应对的是，中国转而寻求软实力与文化魅力，这就是现在中国最新一波的自强运动内容。与其说中国拥有更大的软权力，毋宁说是中国在临摹学习软实力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见得真的是以追求拥有软实力为最后目标。

四、结论

本文从自我中心与群体归属两个认识角度归纳了看待“中国”与其“崛起”的观察位置。这些位置与取向构成了四种对待中国崛起本体论上的叙事：国家主义、亚洲主义、文明与天下。中国或者其外围的社会都可能采取这些视野来理解中国崛起。如果忽略这些视野上的差异，我们便无法理解某些当事者何以把中国崛起视为机会，而其他人又把它看做“威胁”。而如果位置是从中国出发，则情感与实践的取向也可对应区分为四个类型：国家权力、霸主、主权身份和“中心-边陲”取向。这样的分析同时表明，“中国研究”不仅是一个应该适应国情以调整的方法论问题，它实际上还涉及“知识”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国与“非中国”关系涉及的群我关系。也唯有对此进行深入反省，才可能理解中国崛起涉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

作者：石之瑜（Chih-Yu Shih），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SimonT.C.Chang ），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