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勇: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核心价值:基于文化资本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5 次 更新时间:2010-04-13 09: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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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勇  

  国家意志的取向、结构和特性,则与国家所承载的信仰、观念、信念和理想直接相关,这一切背后的深刻决定力量就是国家身上所累积起来的精神与文化。一个强大有力的国家,其物质化的实力与制度化的强力,都能与这个国家与社会的内在文化精神协调与统一起来,并确立在相当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之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认为,对美国民主的结构发生制约作用的因素有三点:自然因素、法制因素和精神因素,其中的精神因素占主要地位。“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整体;民情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作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注:[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8页。)在他看来,与法律、制度等硬性因素相比较,精神和品性等软性因素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所以,基于对美国社会结构和法国大革命进程的比较观察,他得出结论,“政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性。(注:转引于[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可见,建立在习性和思想基础上的文化资本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呈现出不同于物质化和制度的途径。

  可以说,文化资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提升国家能力,一是直接或间接改善国家能力要素及其内在结构,如文化资本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合法化能力,并由此影响国家其他能力的提升及其实际效度, 从而为整体提升国家能力奠定基础;二是直接或间接地优化国家运用这些能力的意志、目标与战略,为全面提升国家能力的权威和实际绩效创造必要的社会与文化条件。对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来说,文化资本对后者的影响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因为,行动和发展的战略与目标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生命所在,“国家的行动创造了政府干预试图影响的社会过程与结构的战术性需求”(注:[美]彼得•埃文斯:《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7页。)。所以,由文化资本生成的发展战略会成为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之道。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分析文化在提升国家竞争力过程中的作用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有助于竞争力的政策和行为是什么,现在已比较好地为人所知,可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人们真正接受它们。因此,在经济发展中,一项重大的任务在于教育,让人民理解现代经济,看清自己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并了解社会中其他群体的行为对他们的利害关系”(注:[美]迈克尔•波特:《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这个道理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也是同样适用的。美国学者对东亚国家发展奇迹的研究也再次印证了国家文化秉性对国家发展能力的作用和影响:“今天东亚之所以具有对于我们的优势,是因为它们的组织和思想都与我们不同。它们的思想和行动模式深深地扎根于它们地区的历史之中。它们不易输出,也不易于为我们所模仿。”“东亚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传统,这使得它们即使在黑暗中与人竞争,也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注:[美]小R•霍夫亨兹等:《东亚之锋》,黎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8页。)

  但是,在国家身上所累积起来的文化品性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和积极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能获得有效发展,而有的国家则常常要陷入发展困境。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很容易发现传统、习俗、宗教的文化冲突对国家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限制作用。国家身上所累积起来的文化品性,确实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有关,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3页。)

  但是,对于从历史中承继下来的文化品性并不是不能变革与发展的。任何一个有文化资本意识的国家,在建设国家过程中,都会努力把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并努力付诸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构想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国家时,就提出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框架。其中,他对文化建设提出了,在改造传统文化、消化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文化建设主张。毛泽东认为,这种新的文化力量,将与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一起成为推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革命力量”(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可以看出,通过文化资本的新的创造和积累来改造国家文化品性, 从而提高国家能力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就力图通过这种努力来改造中国千年的帝国品性,从而建设现代国家。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意识形态、语言文字结构以及教育体系的颠覆,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发展逻辑和发展形态,使其不得不从传统迈向现代。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品性不是一时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长期形成的,所以,要靠一时的文化运动和文化创造来全面颠覆国家的文化品性,具有巨大的风险,因为,这种颠覆可能在祛除国家文化品性中的不良成分的同时,也把体现在文化传统中的优良品性放弃或否定掉了(注:一些海外学者就从这个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研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发展的极端结果的反映,并以此为依据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主义进行了批判。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就要求国家建设中的文化资本的创造和积累,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必须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没有文化资源继承的发展,不但不能形成必要的文化资本积累,而且可能形成重大的文化资本的流失。“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传统的疯狂破坏而造成的文化断裂的严重后果就是典型的例证。

  

  三、文化资本、文化传统与核心价值

  

  不论对国家如何定义,谁都否定不了国家是历史的产物这个事实。所以,任何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所面临的文化,都是活在当下的文化的传统的再造和重塑。从制度演进逻辑来看,国家所领受的第一笔文化资本就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对于国家品性的塑造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并且随时都有被激活的可能性。

  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传统的累积。所谓传统,简单讲就是被延传下来的有形的器物与无形的制度和精神。美国学者希尔斯对“传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几乎任何实质性内容都能够成为传统。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注:[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这表明任何国家的文化资本都必然蕴含着丰厚的“传统”。这些传统一种情况是可能在现世被搁置起来,这就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它存在于历史之中,与现实没有直接勾连,更没有在现实中得到重现。另一种情况是这些传统不仅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且延伸到现世,并以现世所需要的方式得以展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传统”,即是有传统根基并再现传统精神与形式的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本来说,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累积的是国家的文明层次与水平;而“文化传统”累积的是国家民族性与文明性。对国家治理所需要的核心价值来说,这种“文化传统”是其扎根成长所不可缺少的土壤。

  国家固然是超越社会的力量,有其自主性(注:相关研究参见任勇《国家自主性: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变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但并不因此而脱离社会。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凝聚社会、整合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核心价值的现实功用,决定了它不仅要有国家性,而且要有社会性;不仅要有普世性,而且要有民族性。核心价值的社会性和民族性要求其必须拥有“文化传统”内容。有了这种内容,就会产生巨大的亲和力,从而能够直接渗透到人们的人生观之中,渗透到其内心的生命感受之中,所以文化传统和时代价值都应该得到展现。事实上,对应于国家治理来说,核心价值应当是一种“公意”的表达,通过价值的规范来实现精神和行动的引导,为创造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和谐提供可能。对于核心价值实际承载主体的人来说,核心价值实际上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秩序与原则。这种秩序与原则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在共同思考的问题。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基本价值就是在这种秩序和原则的建构中被提炼出来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实际上不仅承载着服务具体社会和具体国家的功能,而且承载着表达民族、社会、国家对人类社会基本关系的认识和看法,并由此贡献人类价值体系的功能。这个事实反过来要求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都必须充分根植于本民族、本国的文化传统,并由此来充分展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与精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各民族、各国家的不断贡献所推动的。这种贡献不仅有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的贡献,而且有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贡献。其中,价值层面的贡献将直接决定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这种贡献往往是最深远的。在一个建立在秩序基础上的社会,谁拥有对核心价值的表达权和解释权,谁也就拥有了统治权;同样,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能够在核心价值上影响人类和世界,也直接决定着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与地位,决定着其影响力可能达到的空间范围。一个国家要能在核心价值上有所贡献,就必须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累积和开放其文化传统,提炼其文化精神,传达其核心价值。

  显然,对于国家核心价值的构建、传达与传播来说,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本自然是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开掘、整合与转换,自然也就成为国家累积和创造其文化资本的关键,是国家借助文化资本提高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注:实际上,在从古典国家到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的价值体系不是单独存在的。任何政治生活的展开,都是基本围绕公共权力对人和社会关系的平衡而展开。理论和实践表明,这种平衡都必须通过有效的价值系统、组织系统和制度系统进行,因而,任何一种政治必须围绕公共权力的结构和功能所形成的这三个系统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特定的政治形态。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2页。)。西方近代文艺复兴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发展,为西方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基础和价值支撑。“意大利以及欧洲所经历文艺复兴应当说是一次纯粹的复兴。这次复兴的特征是它的自发性、它不可抗拒的彰明较著的能力、它或多或少波及所有生活领域的力量,比如文艺复兴影响到人们的国家观念,以及其后欧洲人的性格。”(注:[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西方社会是这样,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新儒学的兴起与活跃,就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证明:中国文化传统是能够开发出新的价值以支撑和推动东亚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加坡在现代化形成过程中对儒家价值观加以肯定和弘扬,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就为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很好的空间。由于新加坡原属英国的殖民地,没有完整的价值认同体系,文化多元和种族分离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特征。“建国的惯例一般是减少文化多元和种族团体间的不平等,发展共同的理念、规范与价值观,使特定国家的人民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巩固感和命运观。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形成共识、秩序与稳定,才能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注:陈祖洲:《从多元文化到综合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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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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