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骞: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1 次 更新时间:2010-04-12 22: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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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骞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马克思思想的论域本质上就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可以成为总体性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角。一方面,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将资本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现代历史基本建制,在“现象学式”的分析中为现代性批判奠定了唯一不可超越的历史存在论基础。另一方面,当今思想界的“现代性话语”主要是一种世界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往往将现代性原则同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其表现是理性批判和主体性批判成为“现代性话语”的基本主题。在错误地指认马克思经济还原论的同时,不少人的现代性批判反而走向了早已被马克思批判的观念还原论,从“意识”即“精神”的方向上规定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从而使现代性的批判离开了现实历史的存在根基。

  [关键词] 历史存在论 现代性 资本原则 历史基本建制 现代性话语

  

  我们首先提出一个基本的前提性的判断:马克思的论域本质上就是现代性问题。由此可以产生两个内在相关的基本主题:从马克思的思想视野来探讨现代性问题;从现代性的视角来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应该说,这两个理论主题不论对于国外还是国内理论界都不是陌生的。但马克思与现代性问题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本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缺失,产生了两个根本性的理论后果:一方面,没有现代性论题的本质性介入,对马克思的阐释失去了历史存在论的总体视野,往往变成学科专业之间的细化分解;另一方面,离开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的存在论命题,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直接或间接地转换成了一个观念史的问题,仅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马克思思想与现代性问题的互文性介入,以一种导论性质的方式为此论题奠定基础,并尽可能初步揭示此一论题的基本定向。

  

  一

  在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中,列宁的解读具有历史性地位,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内容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上,认为《德法年鉴》是基本界标,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内容上由三个思想来源的指认,确立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列宁的这两个判断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奠定了一种理解马克思思想时的立场划界原则,另一方面它为后来对马克思的现代学科建制中的解读提供了理论前提。这种立场上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马克思思想的高度,换句话,马克思是否因为是共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而成其为思想史上的马克思?单纯的学科建制如何可能揭示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原则?在划分出来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基础、运用和结果的相互关系如何真正内在地贯穿,而不只是一种条块的并置?今天任何对马克思的解读都必然会触及到这些问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列宁的两个判断。面对今天变化了现实,对于第一个判断,人们采取了对政治立场和思想原则本身进行划界的方式,主要不再从政治立场和阶级化了的哲学路线来定位马克思,而是在衰退的政治实践中肯定马克思思想的原则高度;相应的,对于第二个判断,人们不由自主地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把马克思重新申诉为一种抽象的、甚至是激进的批判哲学。这两种策略似乎使得并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在知识分子当中还存活着”,“作为变革社会的蓝图,马克思主义完全失去了信任。”[i]实践中所谓失败立即表现为思想话语中的激进主义,不论是激进的乐观还是激进的悲观,往往取代理性的评判。

  我们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列宁的指认无疑是正确的。以《德法年鉴》为标志,马克思的思想的确发生了重要转变,但这一转变不能以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确立得到原则性的揭示。其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在德法年鉴时期本身还没有得到奠基性的阐释;其二,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相加并不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相反二者的相互关系恰好需要在新的思想视域中得到本质性的揭示。唯有这种新的思想视域得以呈现,作为马克思的三个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才内在地相互贯穿,而不是一种学科之间的简单并置和此种并置前提下的线性因果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在学科建制的分化中,不管是哲学、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等等当中得到本质性的理解?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畴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如此等等,它不止是一个学科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总体上定位和解读马克思思想的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一种总体性,而不只是一种专业的学科建制,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和基本的总体性论域是什么?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德法年鉴》以前的马克思,有一种明显的启蒙主义定向,不论是在博士论文还是之后的几篇重要的时评中,虽然当时他面临“对物质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总体上说他是以现代的自由、民主、平等立场批判落后的德国现实,专制德国与英法的对比成为其思想批判的历史背景,现代性的自由解放原则还是他基本的理论支持。为了解决面对“现实的物质”和“经济问题”上“苦恼的疑问,通过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在《德法年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现代性的基本原则遭到了初步的质疑和批判,马克思开始公开同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其理论成果表现为对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原则性区分,在这种区分中,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论范畴的“现代”概念开始隐性地出现,现代的基本原则被历史地定位。与此同时,马克思不再在哲学自身内部来把握哲学,而把哲学看作现实存在历史的“副本”,他原则性地走出了抽象形而上学的思辨视野,对现代性原则的批判与历史存在论分析具有了一种本质性的关联。1843年由于移居巴黎以及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哲学与经济学真正本质性的接触在此种视域中得以逐步展开。从此,现代性状况和现代性原则本身受到哲学式的总体性反思和批判,历史地形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被有意识地贯穿。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马克思的后形而上学视域在走出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以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方式逐渐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智形而上学本质,另一方面展开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分析,通过对私有制、社会分工、资本货币等等为中介的存在论分析,为“现代”给出一种历史存在论定位,揭示现代之为现代的基本原则,同时为历史之未来向度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根据,并且以实践的态度力图促成此种可能性的实现。

  如果以现代性批判为基本视域,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政治、经济、诸领域的阐释和批判就内在地汇合起来,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了诸问题总体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才说对马克思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唯一的“历史科学”。[ii]这里需要指出两点:其一,这里所谓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并不是说马克思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学科建制,并企图取代此种学科建制,而是就马克思思想自身的总体性特征而言;其二,这里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并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自然的位置,而是说自然在社会历史的中介性中得到阐释,历史存在论成了自然观的基本视域。因此如今的所谓现代性批判中与自然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等都应该在对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分析中得到揭示,应该在作为现代基本历史建制的资本原则中得到本质性的揭示。

  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批判走向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但马克思本身不是一位将哲学课题化的专业的哲学家,其哲学的思想视野蕴涵在对现实历史的具体分析和批判之中。对历史性存在尤其是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现代世界进行分析,构成其理论主题。在这一基本的主题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批判内在地相互关联于“资本”这一核心的范畴。如果我们可以把“现代性状况”指认为当今时代的历史存在论处境,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基本历史建制,而不只是一种现代的“世界观”,无疑,马克思的基本论域就是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将现代概念化,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马克思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规范基础。以“现代性”作为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角,具有一种总体的特性,可以克服一种单纯学科化解读的局限,并提供出一条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及其本质的路径。同样,通过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阐释现代性,也可以与当今流行的“现代性话语”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对话。

  

  二

  当然,要使如上的指认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必须能从理论上指明: “现代性”主题如何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相关并可从马克思的立场上得到揭示,甚至是得到本质性的揭示。我们知道,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并不是直接出现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这里基本的问题就是:各种相关的“现代性”话语是如何将“现代性”问题课题化的?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名誉下展开的社会历史分析如何接近或切中了现代性话语的基本主题?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现代的病源学、病理学、治疗学就等于确定了马克思与现代性主题的本质相关性,这无疑是放弃了当今“现代性话语”的基本主题,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呈现出来的“现代性话语”形成了相对确定的内涵。

  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的方式将“现代”对象化,即制度、体验和价值,分别对应于英语中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和现代性(modernity)。三种不同的方式主要又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学科,社会学、艺术和哲学,从而形成了人们对“现代”错综复杂的立场和态度,关于现代的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广义的“现代性”概念实际上涵盖了前两个概念,有分别作为时期、特性和体验方面的意义,[iii]所以才导致不同学科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使用时的巨大差异。就哲学领域而言,它主要还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不管是指一种思维叙事方式、精神气质,还是价值趋向,它被指认为与启蒙本质相关的精神原则。于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起来就是批判现代性的两条基本原则,即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哲学的领域内主要围绕着主体和理性两个范畴展开。大体说来,这种现代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思想领域之内的话语批判,游离于对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分析,有意或无意地置换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范式。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判人道主义前提下的解放政治话语(或所谓的宗教似的救赎立场),揭示理性的统治和暴力本性,结合对当代经验历史的解读,显示出极端的怀疑论立场。对普遍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理念进行无情的批判,将集体的整体性立场碎化为个体的实践,并且由此指责马克思的现代主义立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被掩盖在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指认之中。所谓现代性批判,由于质疑“解放”、“革命”或所谓“救赎论”的启蒙立场,从而往往在激进的话语批判(游戏)中有意或无意地与现实共谋。

  现代性话语的这种理论处境与远离马克思具有一种内在的关系。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当今人类生存的历史存在论处境,“现代”应该作为历史存在论的基本范畴得到领会。如果说,现代性乃是指现代之为现代,是现代的历史基本建制和根本原则,它就不可能在一种分裂的话语中得到总体性的揭示,尤其不可能单纯作为思想原则得到揭示。现代性的思想原则——或者说世界观层面的特质——应该有历史存在论根基,它应该在对现代的历史存在论分析中得到揭示。由此,才可能摆脱事关本质如今却又空乏的现代性话语的无根基状态。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只要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阐释,仍然是我们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理论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名誉下展开的现代性批判,由于击破了观念批判的自足性(即通常所谓的哲学认识论路向),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存在论分析。马克思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同历史的存在论分析本质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对现时代的历史现象学式的分析中揭示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根本的奠基意义。许多当代的思想家,由于放弃或回避了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总体性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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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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