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看目前的世界经济衰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6 次 更新时间:2010-04-11 20: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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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2007年以来一波又一波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世界经济正在陷入一个衰退时期。这一状况亟需对过去的经济危机或“商业周期”理论进行回顾和反思,并从基本经济理论层面对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和机理进行分析和梳理。与目前人们所熟知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非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模型不同,本文尝试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对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做些深层的理论解释。第二节对熊彼特的“纯理论”、“现实模式”和“三种波段”的商业周期理论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三节运用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分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演变过程,提出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可能正处在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近现代市场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的增长动力衰竭期,因而,除非有大规模的新科技创新发生,目前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可能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根据这一判断,本文最后一节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增长期中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家面临长期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必须转变过去依靠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转而采取以“减税富民”为主轴的扩大内需的增长模式。

  关键词:经济衰退 创新康德拉季耶夫长波 第三次科技革命 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

  

  (一) 引言: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亟需深层的理论解释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此起彼伏,接踵而至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目前看来,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还在加深,并没有多少复苏的征象。在近一两年世界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中,每当一些新的数据传出,经济学家和财经评论员们就纷纷对经济形势发表一些即时解读与判断。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层面努力去探索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而大多数人只是停留在对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做一些表面的现象描述,或者凭借一些即时的调查数据对经济复苏的时间表做些随意的臆断和预期。自1979到1983年经济衰退以来,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已经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繁荣,以至于人们似乎在21世纪初淡忘了经济衰退这回事,因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好像是突然而降。在既没有思想准备又缺乏深层理论解释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决策者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但左右摇摆,缺乏政策的连续性,甚至有些慌乱不已。

  由于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肇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国际国内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人士也多从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谈论目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在现象层面上,目前理论界和业界已达成的共识大致是:(1)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2)前些年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放松和监管不力,金融市场中道德风险的上升,加剧了金融产品过度杠杆化的破坏程度;(3)随着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深化,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需求骤减;另一方面,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信贷收缩,新增投资来源枯竭;最终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退。按照上述这种现象的描述,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祸根全出在金融体系的问题上。现在的问题是:果真是如此?

  在学界并没有从基本理论层面完全理清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的情况下,一波又一波全球金融风暴接连袭来,各国政府的政策决策者别无选择,全部一股脑地全部乞灵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面前,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并尽最大可能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大货币发行,以期用一些临时的宏观政策选项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自2008年以来,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猛药一剂接一剂,且一剂更比一剂猛,既不管短期是否有效,也不考虑长期的负面效应,只要能促使经济有一点复苏,又怎管它日后洪水滔天!

  目前来看,虽然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还没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那样惨烈,但显然已经是自上次大危机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泛和最深的一次。从这一点来看,比较这两次世界性经济衰退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基本经济理论层面分析和梳理这两次大危机的原因和机理,对各国政府制定合宜的战略性经济复苏政策,显然是必要和必须的。基于这一考虑,重温1929-1933年大危机后人类思想界的一些大师对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理论反思和解释,似乎不无教益。在有关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思想遗产中,目前人们较多熟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而对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以及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的商业周期理论,却至今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在笔者看来,在理解和认识目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危机理论——尤其是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要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更发人深思,且有可能更有解释力。

  

  (二)经济衰退的理论解释: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到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浪潮

  

  1929-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的骤然爆发,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当时的形势迫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和政府官员们去努力反思前人的经济理论,并希望从中找到造成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大危机的根源以及从衰退和萧条中快速复苏的政策良方。在此情况下,凯恩斯(Keynes, 1936)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应运而生。在《通论》以及前后的文著中,凯恩斯鲜明地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过程,来取代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和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借助于工资率的变化来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转而采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有足够的有效需求,促动经济回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中,经济不景气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则决定于人们的“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凯恩斯还进一步指出,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构成。人们的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稳定的,但在长期则有下降的趋势,结果会造成人们的消费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还认为,投资量则由利息率和预期的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所决定。由于人们对资本未来收益预期的基础非常脆弱,会常常发生波动,这就常常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在这三个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还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一般人对资本的未来收益有乐观预期,同时成本和利率也随着上升,这时投资扩张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投资的吸引力减弱,加上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而增加了对持有货币财富的需求,这些因素综合起作用又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加剧了股票未来收益的跌落。在这一系列机制和过程的整合作用下,最终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根据上述推理,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就秉有有效需求不足的潜势,以至市场经济体系运行本身不能自动达致充分就业,常常陷入非充分就业均衡。

  今天细读凯恩斯的《通论》,我们发现,凯恩斯本人所真正关心的,是理论解释,而不是政策建议,从而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也主要是旨在从理论上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产生原因,而不是直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然而,《通论》的出版,适逢西方世界正好深陷于30年代的大危机而不能自拔,当时人们正绝望地寻求不知何时终结的那场经济大萧条的出路。在此情况下,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使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者们感到突然找到了一剂从大危机走出来的灵丹妙药,于是,他们纷纷把凯恩斯奉作为神明和先知,在政策手段上则按照凯恩斯的刺激有效需求的理论思路,纷纷采取了依靠政府加大赤字财政来扩张投资并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复苏的宏观政策。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余年的所谓的“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其理论影响是巨大的和持久的。尤其是每当经济衰退和萧条发生,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了凯恩斯那里。在目前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或进入任何一个财经网站,读到或听到的财经评论家和经济学家的评论,你就会发现好像大家都在复述凯恩斯的理论和观点,以至于凯恩斯的理论似乎已经成了经济学家们和财经评论员们自己感觉不到更无法取出的一副观察经济世界的有色隐形眼镜。

  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则从另一个视角对现代市场经济中衰退提供另一种解释,并曾在西方理论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主要是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其主要观点主要集中在熊彼特(Schumpeter, 1927;1934;1939)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商业周期》两部著作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Schumpeter, 1942)和其它文著(熊彼特,1986)中,也有一些论述。尤其是《商业周期》一书,熊彼特在写作这部1100多页的皇皇巨著上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当这本书1939年出版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风行天下,其政策主张也已经为西方各国政府所采纳,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却没有引起各国政府决策层的真正关注。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来临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的适宜性问题至今还未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注意。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市场经济本身禀有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而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其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在纯理论模式中,熊彼特假定,企业家的创新是一个独立的内生因素,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在“创新”之前,经济体系处于静态均衡,企业的总支出等于总收入,没有利息和利润。但是,企业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不断地进行创新,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即进行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组合。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5种情形:(1)创生新产品;(2)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掌控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还提出,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上对银行信用以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依照这一思路,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还特别明确指出,企业家的成批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当企业家成批和成群地出现时,他们会竞相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从而导致经济繁荣。然而,新产品的出现和竞争的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的盈利机会减少。接着,银行信用收缩。最后,经济体系从繁荣转入衰退,如此循环往复。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当商业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当一些新的企业家“创新”重新开始,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由此熊彼特认为,每一次萧条都包括著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和新的商业机会,市场也很难从萧条中复苏,或者复苏过程将会很长。

  根据上述商业周期的纯理论推论,熊彼特又提出了商业周期“四阶段论”的现实模式,即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按照这个“四阶段论”,在“第一波”中,“创新”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伴随而生的是银行信贷的扩张,建立新工厂,新增机器设备,就业也会增加。这又会引起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生产资料需求和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物价上涨。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会有许多投资机会,并伴随着大量的“投机”行为。这就形成了“第二波”。在“第二波”中,许多投资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展也同样是如此,而只是为一般企业的扩张和投机提供资金。于是,在第二波中,不仅包含“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经济体系本身不能自行调整而走向新的均衡。第二波中的过度扩张和投机会引起经济自动地繁荣走向衰退。在衰退时期,不仅投资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还会造成一定的破坏。到了“萧条”阶段,第二波的反应逐渐消除,经济体系进入恢复调整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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