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权利、法律与犯罪:“属人”的还是“为我”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的权力》部分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6 次 更新时间:2010-04-10 22: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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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锦芳  

  

  提要: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对经典作家原始文本及其思想的深度挖掘和客观阐释仍显得非常不够,基于此,本文特别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选择关乎这一议题的《我的权力》部分。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权利、法律乃至犯罪等现象归属具体法学讨论的范畴,然而无论是施蒂纳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它们看作单纯的法的问题,而是从个体与社会的分野中,紧密结合人的自由问题来透视它们的存在方式、表现形态及其本质特征,这使其各自的分析别具特色和深度,而且呈现出两种很不相同的视角和思路。当然,它们之间与其说是对立的,还不如说是互补的;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矛盾、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差异,要求我们必须多角度、多方位地考虑问题、判明趋势,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

  关键词:权利 法律 犯罪 人 我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政治哲学颇受青睐,学者们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坎坷进程、西方政治哲学的深厚传统以及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和基本理念的变迁,做了很多讨论,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检视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又会发现,研究者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在对当代政治哲学中流行的思想和理论的爬梳、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想、理论嫁接和对话的可能性的探寻等方面,而对经典作家原始文本及其思想中关乎这一方面的深度挖掘和客观阐释仍显得非常不够。如果这种情形长期延续,很可能会使得我们的研究再蹈过去那种要么是只停留于清理场地的“外围作战”,要么是缺乏文本依据的抽象言说的套路。近年来我一直在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发现即使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其中一些思想也是我们不熟悉的,更不用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思想所进行论证的思路和语境了。由此使我产生的想法是,如果不再在文本解读方面下功夫,哪怕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再转换、再新颖,其思想的客观全貌还是会被遮蔽和曲解;更重要的是,不同代际的研究者之间的工作很难形成一种前后相续的学术积累,这样的研究也就不会有什么突破和进展。基于这种考虑,本文特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选择关乎政治哲学的《我的权力》部分进行解读,看能否起到一点纠偏之效。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权利、法律乃至犯罪、刑罚之类的课题都归属具体法学讨论的范畴,然而无论是麦克斯·施蒂纳这样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还是出身法律专业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它们看作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从哲学的高度、从个体与社会的分野中,紧密结合人的自由问题来透视它们的存在方式、表现形态及其本质特征,这使其各自的分析别具特色和深度,而且呈现出两种极不相同的视角和思路。我觉得,今天认真研究施蒂纳的原始思想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而表达的自己的见解,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自由学说的复杂内涵、论证方式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一、自由主义视角下“人”与“我”的分野

  

  无论谈“人”还是论“我”[1],“自由”都是绕不开的环节,因此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第一部分第二章中专门设了《自由者》一节,在第二部分第一章《独自性》中又对此进行了分析。在这基础上,他可能感到是该到对自由主义做清算和总结的时候了,于是在第二部分第二章《所有者》的开头他就用比较大的篇幅再次剖析和透视了自由主义视角下的“人”。本来是逐章逐节对此书进行解读和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这部分内容却没有涉及,而是径直奔向其中的《我的权力》一节。或许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不过是他们在《启示录或“新智慧的逻辑”》一节中所指称的施蒂纳那种“穿插内容”和“一再重复”的著述方式的体现。然而,情况不是这样,较之施蒂纳前面涉及这一议题时所进行的讨论,这一部分的论述更明确和集中,确实堪称是对自由主义的一份“清算”和“总结”。因此,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已经知道,在施蒂纳的思想架构中,作为“唯一者”的“我”是其主旨和归结,但寻找“我”和达到“我”的精神之旅却是如此坎坷而漫长。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之风甚嚣尘上,不知遮蔽和误导了多少人的视界。通过《自由者》和《独自性》中的讨论,施蒂纳愈益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陷阱和迷障,于是在这一部分的开头他就禁不住发问道:“我,由于自由主义就会回到我自己和我自身吗?”[2]

  施蒂纳的分析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对此他做很多论述,我们将其观点概括如下:

  其一,自由主义仍是一种宗教,只不过不是讲求“神”的宗教,而是一种“人”的宗教。它承袭了对生命个体的“基督教式的轻蔑”,至多不过是中世纪考察人的神学方式的另一变种,是基督教宗教最后的变形。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者张扬的最高理念是人,即所谓人道主义和“以人为本”。这里“人”是什么意思呢?施蒂纳说,当自由主义者称你是他的兄弟或引你为同道的时候,其实他在你那里看到的只是你是一个“人”,却很少注意你“这个”人是什么;他不会讯问你的个人观点和个人行为,甚至对你的个人方面根本不屑一顾。这样,他在你那里就只看到你与别人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更明确地说,他在你那里并非是看到你,而是看到类;并非是汉斯或孔茨,而是“人”;并非是现实的人或唯一者,而是你的本质或你的概念。质言之,人不外只是一个幽灵、一个思想、一个概念,它并不是现实的个体——“我”或“你”,相反它遮蔽、无视甚至否定了个体。

  按照我们对思想史的一般理解,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是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漫漫长夜”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旗帜,是人性对神性的反抗和胜利,意味着社会观念和实践发展的巨大变迁。然而,在这里施蒂纳发人深省地看出,正是这两种表面上截然不同、相互否定的理论形态和社会思潮在考察人的方式上具有承续性和类似性。原先的基督教不也是将不同的人归结在一个概念之下吗?那个概念就是“上帝”或“神灵”。比如,按照《罗马书》上的说法,人不过是“上帝的儿女”或者是“上帝的灵引导着我们”[3]度过一生。而现在,在不同个体之间只看到其共性,在你和我那里只看到“人”;对于个体来说,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无非也只是一个概念,这里不过是将“神”替换为“人”罢了:这不是重现了“基督教式”的那种考察方式了吗?

  不仅如此,施蒂纳还认为,自由主义实际上更把中世纪的那种方式“推到了极端”。在他看来,较之于神,人是一个普遍性更大、个性化更小的概念。当说人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人包括在内[4],而是将“圣灵”与具体的人的心相印证,以确定谁是上帝的儿女,同时就又“显出谁是魔鬼的儿女”[5]。如果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意味着他不是魔鬼的儿女。就是说,“上帝性”与“魔鬼性”就将人区分开了:人不是铁板一块,至少还显现出差异和个性,哪怕是多么粗陋的差异和个性。而与此不同甚至相反,当自由主义是以“人”的眼光看待所有具体的人,或者让他们成为“人的儿女”即成为人的时候,实际上不过是把他们归属于人的类,或者成为同一类的复本。而这些具体的人作为“我”究竟是什么,这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它仅仅是个人的事宜;不同的人“是同一母亲、即人的类的儿女,这就够了:作为‘人的儿女’我与你是相同的”。[6]

  其二,平等观念的张显,实际上也无助于对人的深刻认识,同样是一种一无所获的努力。

  与此同时,施蒂纳还检视了与自由主义相关的其他一些被看作是“近代”标志的思想观念,认为它们同样没有超出基督教的水准。

  他特别分析了平等观念。很多人把平等理解为人的精神诉求,认为这一观念体现出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人”的发现和觉醒。但施蒂纳指出,在中世纪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基督教不也曾把各式各样的人们宣布为“我们的平等者”[7],强调它是一种神的精神吗?如果说“神的精神”并没有对“我是什么”作出详尽的阐述,那么现在把平等作为人的精神又如何能更深刻地诠释这一问题的深层意旨呢?费尔巴哈天真地认为,如果把神的东西“人”化了,那么就找到了真理。施蒂纳回敬他说:绝非如此!“如果说神折磨了我们,那么‘人’就有能力将我们压榨得更加残酷”[8]。平等观念论者说,我们都是人,我们是平等的,但在施蒂纳看来,“我们是人”这一点与“我是什么”甚少相关,在众人之中尽管我也是一个人,正像说我是一个生物,即动物或兽类,或是一个欧洲人,一个柏林人等等那样;然而谁要说把我只当作人或当作柏林人来尊重,他对我表示的只是一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尊重。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尊重我的一种外在的表征,而并非是尊重我本身。

  就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同样继承了对“我”的一如“基督教式的轻蔑”,并非是把“我”如同“我实际所是”的那样来对待,他们仅仅只注意我的所有物、我的表征,而不是我。这就好象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出于功利目的而与婚姻本质相去甚远的婚姻关系一样,所以要与我联姻,仅仅是为了我的财产的缘故;也就是说与之结婚的是“我拥有的什么”,而并非是“我是什么”。

  基督教徒注重的是我的神性,而自由主义者注重的则是我的人性,而这些均与“我”无关。自由主义者就象基督教徒那样,在同一个圈圈里打转转。由于人类的精神,即人栖居在你那里,因此你是一个人。这就与基督的精神栖居在你那里,你因而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人性被当作你原本的或“更善”的自我,但它仍只是作为在你那里栖居的第二个自我:这样它对于你来说仍保持着彼岸性。与基督教徒努力于完全成为幸福的精神那样,这同样是一种一无所获的努力!

  施蒂纳还对“真正的人”、“人的本质”等概念提出质疑。一方面由于“真正的人”是不存在的,它与具体、现实的人是相脱离的,另一方面又赋予后者以无可究尽的价值和永生的意义。这就好比说,作为个体的生命会死亡,然而“人”却是不死的;就如同众所周知的“国王不死”的话题一样:路德维希死了,然而国王却永远存留着。这里施蒂纳特别谈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关于我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类的存在”的思想[9],说这是向现实的人提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认为个体只有“成为人”,体现出人的精神,才能是不死的。显然,这里衡量“我”的尺度已经不再是“我”,而是“人”了。

  同样,“人的本质”的概念也是荒谬的。自由主义者将它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并将其置于这些人之上。这一概念抬高“人”,如同任何一种宗教抬高神或偶像一样:它使人自身的事成为某种彼岸的事,使个体自身的事、其特性和所有物成为一种外来疏远的东西,即一种“本质”,简言之这是因为它把个体置于“人”之下,并自认为由此为个体完成了一种“使命”。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指出,自由主义为了人的这一本质,要求一种信仰的热情,而这种“信仰,它最终亦将证明它的火一样的热情,一种永不能遏制的热情”[10]。这再次证明自由主义的宗教属性。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针对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而发难的,但在施蒂纳看来,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和思想实质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其三,国家、社会与“我”是敌对的。所谓“自由国家”、“人的社会”、道德楷模甚至和睦家庭实质上是要把具体、现实的人约束、塑造和提升为一种理念和范畴。

  近代以来“自由国家”的提法很流行,但施蒂纳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国家性的宗教。因为国家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抑或其他什么人,它都要求他们无条件地信仰这个国家,为国家效劳;就如在一个家庭中要求孩子无条件地孝顺父母,为家族效劳一样。对于国家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来说,这个共同体是最神圣的。

  那么,对于国家来说,什么概念是最高的概念呢?当然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社会”这样的概念。这一概念把人分为“真正的人”与“非人”两种,而非人是不能得到作为社会成员的待遇的,“尽管国家宽容的范围是如此之广,然而非人和非人的东西却不包括在内”[11]。虽然这个“非人”仍然是一个人,“非人的东西”自身仍然是某种人的东西,但国家却摈弃了他,就是说国家把他监禁起来,或把他从一个国家的伙伴变成监狱的伙伴。那么什么是“非人”呢?即与人的概念不相符的人;这正如非人的东西是与人的东西的概念不相符的人的东西一样。

  从逻辑学上说,说“某人不是人”确实是“自相矛盾的判断”,然而在人类社会变迁和思想演进的漫长历程中,这些“自相矛盾的判断”是多么通行无阻啊!人的概念与人相割裂,人的本质与人的现象不相符,每一个现实的人,由于他与“人”的概念相去甚远,表现为人却并非是人;或者说现实的人只是非人;或者说他并非是“类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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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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