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巴特:文本是一种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1 次 更新时间:2010-04-09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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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巴特的《S/Z》系他1968年与1969年两个学年研讨班上实验记录(“工作印记”)。此书为已经转向后结构主义的巴特解读巴尔扎克短篇小说《萨拉辛》的阅读性文本。文内第1-9节(共93节)中,巴特专门言说了此时他眼中的(后现代)阅读。

要言及阅读,必先涉及阅读的对象——文本、文本的生产者——作者、最后是阅读主体——读者。我们知道,不同于古典阅读(神学诠释学),上帝不再同时在场于经文的每一个字句中,文本解释结果也不再是一种声音,在当时法国学界如日中天的阿尔都塞一类现代性阅读理论中,阅读理论向前推进了。当然,置换到后学的语境中,现代性阅读还内含着一种第一哲学式的基本逻辑:即你要读书,谁写的为最重要,作者当然是生产文本的第一发言人,他虽然不是上帝,却是文本诠释逻辑上的大佬;其次,作者写就了文本,文本则成了脱离作者的客观对象,阅读,就是通过解读文本探究出作者的写作真谛,由此,文本自然为客观的作者居权的至上本体;最后,读者再聪慧,他的任务只是在文本中找出愈来愈真、愈来愈接近本相的意义。已经异质于古典阅读理论,作者从神性中解放出来,成了个人主体;文本的解释也可以有多种结果,但这种结果之间还是有秩序的、有向量的,即从肤浅的表象逐步递进到深刻的本质的等级逻辑。显而易见,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无非将这一现代性的阅读理论更加精制化了。

巴特的后现代阅读,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他的诗性感觉中的阅读。“读书之际,不时中辍,非因兴味索然,恰恰相反,乃由于思绪、兴奋、联想翩然而至,此景未曾降临您身吗?一句话,您不曾抬头而读吗[1]?好一个“抬头而读”!巴特读书不是为着诠释作者写下的文本之真而来的。为了自己,为读者的兴奋和联想。这是阅读理论的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大转折。因为,过去的“数世纪以来,我们对作者感兴趣太甚,对读者则一点儿也不注意”,“作者被视为其作品的永久主人,余下我们这些人,他的读者,则纯粹被看作是只拥有用益权的人”[2]。开始作者是神,我们这些无关紧要的空心人急于在经文中找到福音;然后是作为第一主体的文本写作者,他是主人,读者则是文本的无关紧要的使用者(消费者)。在这种作者-文本中心的逻辑秩序中:

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他强迫读者接受作品内某种特定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真实的意义:由此产生了一种权利意义的批评伦理(其瑕疵处,则是产生了一种“误解”、“反意义”的批评人伦理):人们力求确立作者所意谓者,毫不顾及读者所理解者[3]。

即使是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中,文本中由隐性问题式布展的本真意义还是我们的唯一阅读旨趣。巴特是想告诉我们,此种阅读中包含着无意识的奴役和强权。读者正是这一阅读中的奴隶,他仰视着作者,将文本看作第一性的本体,在被赐予的一根吸管中吸吮着文本流淌下来的意义残汁。在这里,阅读就是为了同一于作者的意志和文本的意境,我们这些低一等的读者、读者的兴趣和思想是被根本忽视的。我们在不断地排除自我的在文本中求真、求实。在这种情境下,“读者因而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他不与对象交合,总之,一副守身如玉的正经样(serieux):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signifiant)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4]。

巴特要反抗这种现代性的阅读。他要读者抬起头来以做主人的心态来阅读。阅读只是为了读者自己,为了我们的快乐和积极的思。于是,他的“《S/Z》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一篇文本,我们抬头之际,此文我们写在自己的头上”。真的有趣了。

现代性阅读中居上位的作者之主体性被揭穿了,“主体性是一种完全的想象”[5]。这个观点倒与阿尔都塞相近。下面我们将看到,这是拉康的观点。作者过去在写作中那种主观意图中的叙事话语的神话也被否定了。原来人们总是假定作者的主体万能性,他有目的地独白式地写作和编造文本,“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6]。由此,文本是一出被操控的情景剧,一旦文本脱离作者的牵引线,它就立即硬化为一种封闭的客体性。面对读者,文本是一个外部的客观性物品,它有自成一体的叙事结构和刚性逻辑,它是一个自足的同一性总体。可是,“客体性是一种相同类型的装填”[7]。

巴特当然不会赞同这样的现代性的文本观。他眼中认可的新文本是复数的。这个复数很关键,核心的意思首先是拒绝承认文本是一个作者的独白式造物。这种观念后来直接生成了后结构主义那个著名的互文性文本。巴特呼吁:“必须把文本同时从其外部性和总体性中救出来。就复数的文本而言,不可能有叙事结构,叙事语法,或者说叙事逻辑”[8]。总体性的叙事结构是一个想象的神话。这样,也就“不在确定文本的真实性(文本的深层结构,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结构),而在其复数性(不管它节省到何种地步);意义单元(含蓄意指),按每一阅读单位逐粒摘落,疏疏离离散布开来,将不复重聚,不复获致一种元的终极构造”[9]。文本的本真性,“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正是阿尔都塞很痛苦地挖掘的那个文本中的理论结构(问题式),可是,巴特这里将它抛弃了。文本之中,根本不存在由主体作者独白式制造出来的终极意义结构,意义的构成恰恰在于它的复数性。“不存在文本的构造:一切皆意指不已,皆意指复意指,然而并没有把代表权移转给一最后的大整体(ensemble)、一最终的结构”[10]。同时,作者的原创话语权也是虚假的,文本从来就是互文性的编织物。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由一个作者自己独创的东西(思想、话语或文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喊出了那个震撼时代的口号:“作者死亡了”!这当然是那个虚假的独白式的主体作者。这倒是与阿尔都塞相一致。作者之死,并不是说化为虚无,作者融化在文本之中了,“主体隐没在这织物——这文理内,自消融了,一如蜘蛛叠化于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内”[11]。

所以,巴特眼中的文本不是死去的客体,而是一个打开的渴望着和呼唤新生成的语境。在这一点上,屠友祥先生的解释是可信的。他说,巴特所谓的“文本”大多不是指已然织就的产品,而为强调其生成、编织的延展不已。文本就是不停地编织,也就是不停地引入[12]。这也是德里达的一种共识。[13]与传统文本理论不同,文本不是我们透视绝对、上帝和真理总模式的门径,它不是用过即弃的思想之尸体,文本就是活的思想之境。

独特之文本不是通向(归导入)总模式(un Modele)的径途,而是门道处处的网状系统的入口;取用此类入口,其瞄准的位于远处的目标,不在于合乎常规与偏离常规兼具的确证性结构(une structure legale),不在于叙事或诗歌的律则,乃在于(源自其他文本、其他符码的碎片、声音的)透视远景(perspective),然其会聚点(没影点)推回不已,玄秘地呈现着:每一篇(独特的)文本皆是此会聚、此差异的理论本身(而不惟是实例),此差异无定无限地重现、再生(revient),然各有其面,不具成形[14]。

与阿尔都塞不同,巴特面对文本不再是走向问题式之类“确定性的结构”和“律则”,不是为了寻求一种固定的“成形”的目标,它就是活着的生成和再生。这是一种能产性。巴特说,这种文本是“能引人写作之文本,其模型属生产式,而非再现式”[15]。反对再现式,主张生产式,看起来似乎同质于阿尔都塞,仔细想又不一样,阿尔都塞是说认识的生产性,而巴特是说文本即是生产的。再深一些说,阿尔都塞是在承认作者-文本的既定意义结构的前提下,肯定文本诠释的生产性;而巴特根本不承认文本的既定意义。他无视那种想象中的作者。所谓文本是“能引人写作之文本,就是正写作着的我们”[16]。文本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颠覆性的逻辑。作者和文本居上位的等级一古脑被打破了,我们——读者不再是奴隶。我们眼中的文本,不过是我们思想活动的一种场所。于是:

将能引人写作之文本重写,只在于分离它,打散它,就在永不终止的(infinie)差异的区域内进行。能引人写作之文本,是无休无止的现在,所有表示结果的。……能引人写作之文本,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在这理想之文本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本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模,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本,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17]。

文本,不再是我们无法进入作者那专制、古怪的思路的痛苦之源,它成了我们自由思想的天空。“怎样都行”了。且慢,巴特还一个极重要的观念,他并不打算让“我们”、“我”真的居唯我论的上位:

文本愈多复数性,在我阅读它之前便愈少被写定;我没有对它施以谓语性手术,因文本之存在而生的名为阅读(lecture)的手术,况且我(je)亦并非单纯的主语(主体),并非先于此文而存在,并非把文本当作待拆之体、待占之位,继而来处置它。这个探究文本的“我”,本身就已经成为其他诸文本的复数性(pluralite),成为永不终止的(infinis)符码的复数性[18]。

其实,与作者的主体性一样,读者也不居有理想化的自足主体性。“我(们)”同样是一个复数。这真是彻底的革命了。

在这一情形下,我们再看巴特的阅读。这是一种已经能猜得出来的亚犬儒主义了。这种阅读理论的标题是:“我阅读文本”[19]。这是纠正过的逻辑。复数的非主体的读者面对互文性的文本。在此,“阅读对文本亦不尊重,因为它将其切割,亦迷恋,因为它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滋养,我尽力写下来,恰是此番阅读” [20]。此种阅读中已经没有了传统式的尊重,它会任意由我们切割成如意的碎片,我要我所要的。阅读这种“评注工作一旦与所有总体性(totalite)的意识形态分离,则显然在于重创文本,切断文本”[21]。

打开篇文本,将它置于阅读的系统内,因而就不仅仅是需要和显示它能被自由地理解:还特别地、更为彻底地导致了这种确认:不存在阅读的客观和主观的真理,而只有游戏的真理:又,游戏在此不能理解为消遣,必须看作一桩工作——但那儿劳作的艰辛烟消云散了:阅读,就是使我们的身体积极活动起来(自精神分析处,我们明白这身体大大超越了我们的记忆和意识),处于文本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22]。

阅读不再是一种暗含着专制的辛苦劳作。它成了真正获得快乐的游戏,就像鱼儿跃动在波光粼粼的水面。

巴特明确认为,“对一切文本的根本性的评估,不可能出自科学,因为科学不作估测。也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因为一篇文本的意识形态价值,如道德、审美、政治、真理之类,乃是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的价值,而非生产(production)的价值(意识形态“反映”,它不创造)[23]。阅读不是科学性的实验或价值性的评判。有时,阅读会像是色情式迷恋。

我们拟使文本呈星形裂开,有若轻微地动,将意指性作用(sifnification)的整体块料,(阅读仅理解其光滑的表面,此由句子的连贯动作极细微地接合起来而致),叙述过程的流动的话语,日常语言的强烈的自然性,均离散开来。……文本于其巨大的规模上,犹若苍苍天穹,浅平,然又渊深,光滑如砥,无端涯,无标识;预言家以棍杖顶端勾划出一想象的长方形,于此焉,循某一法则,追睹鸟的飞翔,评注者亦犹如此,沿着文本勾勒出阅读的区域,以探察其中意义的徙动,符码的露出,引用的白驹过隙。阅读单位只不过是语义卷轴的包覆,复数之文本的脊线,有若安设于话语之湛湛流下面潜在意义的护堤(然而系统化的阅读控制并坐实了潜在的意义):阅读单位及其接合,遂形成了某类多面体,于其诸面上浇覆着词,词群,句子,段节,或者说,语言(语言是它的“自然”赋形剂) [24]。

这那里是阅读,这是写诗。这是巴特的特点:“我们阅读,也是在文本上铭写某种姿势,就因这个缘故,它才生机郁勃”[25]。阅读是一种美的舞姿,这才会是思想自由的真谛。

严肃一些说,“阅读不是寄生行为,不是对某种写作我们认为此类写作具有创造和先在(anteriorite)的一切魅力的反应性补足。阅读是一种工作(以此,称之为阅读功能学lexeologique行为,乃至阅读书写功能学lexeographique行为,会更好些。因为我写作我的阅读),且此工作的方式,具拓扑学特性:我不隐于文本之内,我仅仅是游移不定地居于其中:我的任务是移动、变换种种体系,体系的观看点,则既不止于文本,亦不终于‘我’:从效用来看,我发现的意义,并非由‘我’或他物确定,乃由其成系统的标记确定:阅读的标志(preuve),惟有其运转而已”[26]。阅读是一种拓朴学意义上的创造行为,它在不断的移动和变换中生成新的思想。这已经离阿尔都塞很远很远了,固然他也讲阅读的能产性。

确保古典之文本内或许蕴含着的能产性(productif);盖步步渐进(pas a pas),以其纯粹的缓慢与碎散,避免了戳破、倾覆导引之文本,躲开了替其强注内蕴意象;它仅仅是阅读工作的分解( decomposition)(采电影摄影术之义)而已:可说是个慢镜头,非通体完整的影象呈现,亦非通体完整的画面分析;在评注(commentaire)这一写作自身之内,讲到底,它是旁逸之闲墨(digression)(一种难以融入知识话语的形式)的系统运用,且由此观察诸结构的可逆性,文本以诸结构纺织而成[27]。

巴特说,“阅读即发现意义,发现意义即命名意义;然而此已命名之意义绵延至彼命名;诸命名互相呼唤,重新聚合,且其群集要求进一步命名:我命名,我消除命名,我再命名:如此,文本便向前伸展:它是一种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命名,是孜孜不倦的逼近,换喻的劳作”[28]。这又很不一样,同是发现意义,阿尔都塞式的传统阅读理论是想发现终极意义,而巴特则是强调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不断地重新被命名,而不是神学式的永久性命名。“阅读在于钩连诸体系,此钩连不是按照体系的有限数量,而是依据其复数性(复数性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不是一本明细帐):我递送,我穿引,我接合,我起动,我不结帐”[29]。永不结账!

所以,巴特一定会跟海德格尔唱个反调,他说:“恰是因为我遗忘,故我阅读”[30]。阅读就要否弃一切基础、一切本质、一切家园。拨云见日啊!

最后,阅读一定是重读(relecture)。巴特这里所说的重读,与我们社会的商业和意识形态的阅读习惯反其道而行,在那里,故事(作品)一经消费(“狼吞虎咽地吃光”)就被“弃之一旁”,另觅故事,另买书籍。巴特说,“仅边缘型读者(幼童,老人,教授)可耐受重读”。巴特认为,“重读排整了文本的内在顺序(此前或后于彼发生),又复现了想象的(mythipue)时间(无前或后);重主导质疑如下声言:初次阅读具原形、素朴、现象诸性,此后,则必得施‘引申’(expliquer)、理性化诸功(仿佛有阅读之始,仿佛一切皆不曾被阅读过”[31]。

重读不再是消费,而是游戏。这当然不是阿尔都塞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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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3]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4]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5]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6]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7]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8]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9]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0]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1] 巴特:《文之悦》,转引自《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注。

[12] 参见《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注。

[13]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37页。

[14]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3页。

[15]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6]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7]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页。

[18]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9]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0]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1]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2]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3]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4]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

[25]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6]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27]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8]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29]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30]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31]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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