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0 次 更新时间:2010-04-09 12: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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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马克思哲学文本被非历史地“原理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荒谬的“按图索骥”。更有甚者,不同时期文本的异质性也一再被忽略,成了完全同质性的、可以任意援引的“语录堆砌体”。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了我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理论创新缺乏活力。我认为,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借助于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使过去在传统解读构架内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由于文本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或线性的思维平铺,也不是一个毫无异质性的自我“独白”,而是作者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陆续形成的(大量的文本群就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中去评估其在理论建构中的真正价值。如果转换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上,就是坚决将体系哲学的前见(“原理”)悬设起来,将原来的文本阐释结果加上括号,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让马克思的文本原初语境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果。这实际上是一个马斯洛所说的“再圣化”的过程,它要求读者将已有的成见置于阅读行为之外,非直接性地面对文本。简言之,即胡塞尔的“放弃现成的给定性”,回到事物本身。这也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的文本学研究起码有两个值得提及的学术创新点。一是关于马克思理论文本的分类学界划。我第一次指认,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已发表的文献来看,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著作群大体可分为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和着力探讨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也得到过一定关注,而第一类文本却根本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但事实上,恰恰是第一、二类文本,才更加真实地展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本真心路历程和源起性语境。以笔记的写作为例,话语的断裂、边界的布展以及理论逻辑中独特的异质性都在一种毫无遮掩和非形式化的状态中“无蔽”地呈现出来。由于笔记本身记录的是阅读者对阅读对象语境的进入状况和思想实验的经过,不存在预先的定论性,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对一些学术观点摘录的理论意向性、最初的评论和由议论产生的写作计划与构想以及各种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渊源性线索。它是对第一文本的“互文性”重写,是作者与第一文本撞击后的效果意识的即时呈现,既非一种无原则的机械认同,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主观妄断。而这些重要的原发性理论边界和“亚意图”的即兴思考,是在一般理论手稿和论著中所无法获得的。譬如,不研究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萨伊、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经济学探索中的递升式理解逻辑,尤其是《穆勒摘要》中从经济学学习的跟读语境的“失语”状态到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统摄性运作的转换,就无法解读同期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本真语境,从而失去对手稿理解评估的真实客观基础。而不研究《1850―1853年伦敦笔记》,也就不会深入发掘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在哲学逻辑,自然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重要哲学理论建树失之交臂。

  其二,是文本解读中的功能性深度阅读法。这个比喻性的说法是从阿尔都塞那里借用的,他曾经提出一种“症候阅读法”,即从显性的文字中读出隐性理论构架,从马克思已经写下的文字中读出没有说出的东西来(“读出空白”)。实际上,孙伯??先生《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提出的同一文本中的“双重逻辑”,也已经很深地言说了这种深度文本阅读法。[6]这里我可以举《回到马克思》中的一些实例。首先是比较性功能阅读法。面对马克思的笔记,我没有仅仅停留在写下的文字上,而做了更多的思考,比如青年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失语状态的判定,就是在同时参照马克思不久前写下的《伊壁鸠鲁笔记》之后做出的。我发现,“青年马克思在进入历史学领域时,他那种刚刚在《莱茵报》经受了现实打击的哲学话语──唯心主义观念论还没有全面崩溃,但在新的历史事实面前一开始就完全退缩在文本摘录和评述之外。我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马克思在进入新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时,原有哲学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在青年马克思以往的理论作风中,这是一种十分少见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之前的《伊壁鸠鲁笔记》等摘录性笔记中看到,马克思面对哲学文本的那种自由自主的话语统摄状况。他几乎对每一摘录文本都进行透彻的解读与批判)”。[7]其次是马克思笔记性文本的复杂阅读结构。例如我将青年马克思《巴黎笔记》阅读语境中的认知结构区分为焦点意识和支援意识。[8]焦点意识即马克思直接有意图的前台理论目的。在这里主要是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家所肯定的东西。在马克思《巴黎笔记》的读书进程中,他的直接目的是颠覆资产阶级经济家指认为合理事实的东西,这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阅读法。支援意识是指在亚意图层面上支持马克思完成认知过程的后台性语境。这主要有二个层面:一是直接性的参考背景,这是指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青年恩格斯与赫斯是共产主义,而普鲁东则是西斯蒙第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笔记的前期摘录内容上看,主要是恩格斯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更深一层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逻辑,而且主要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然唯物主义)。其三是手稿文本中的复调话语结构。例如在对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文本解读中,我在孙伯??教授的“双重逻辑说”基础上,进一步指认了这一文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重逻辑线索构成的矛盾思想体”。因为,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并行在马克思的同一文本中,一是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中轴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二是一条从经济现实出发的客观线索,二者在同一文本无意识交织着,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复调语境。这倒真是一种不自觉的复调(这不同于后来巴赫金所讲的自觉文本创造中的复调变奏),因为这种复杂语境是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批判中不自觉发生的。在该书的第一手稿中,我进而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话语,一是处于被告席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民经济学(直接被反驳的对象);二是普鲁东-青年恩格斯(实际上是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再表述)的审判与指认;三是马克思超越这种在国民经济学范围内的指控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里面又暗含着自然唯物主义前提)。这是一种很深的极复杂的理论对话。

  

  三、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在对文本学的解读模式进行了方法论上的理论梳理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加具体而微观的话题中,即《回到马克思》所确立的、带有原创性特征的新型解读视角,也即它的副标题指认的: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相对于传统马克思哲学史的研究,这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即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哲学话语转换。从我读到的国内外文献中,以这样的思路完整地将经济学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可能还真是第一次。

  首先,从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全程来看,自他1842 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涉足经济学研究起,经济学内容就始终在他中后期的学术研究中占到了70%以上的主要地位,到晚年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0%。1846年以后,对于一位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来说,纯粹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像依附于鲜花的馨香,在独立的意义上甚至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中认识到,经济学所面对的种种状况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那时,经济就是唯一的现实。所以,要从客观历史现实出发,首先要完成的便是对经济学的理解和深入,也只有弄清这一主导性研究本身的真实历程,才能从根本上明白过去那种“纯而又纯”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线索的真实基础。

  其次,从经济学语境中去探寻哲学线索内在脉络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传统解释构架中那种条块分割式的僵化理论边界。我认为,在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过分硬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实进程中,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始终没有分离的整体,各种理论研究相互之间是渗透和包容的关系。所以,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不行,哲学分析完全离开对马克思经济研究也同样不行,这两种研究脱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目的更不行。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是一定要认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形而上学的轻浮。这也正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发性研究意图和全新视角所在。下面我将就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的发现来谈谈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转变始发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巴黎笔记》后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达至最高点。这是马克思在历史研究和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接触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从当时欧洲思想史整体断面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并非一种简单的理论创新,而是在诸多背景因素(包括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基于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社会主义观点)制约下发生的逻辑认同。更重要的是,客观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思路与方法,这一点恰恰是此时还处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构架中的青年马克思拒绝和否定的方面。如果不能通过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参照系来确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则仍将是停留在“纯粹”哲学话语层面的名词释义罢了。那样,劳动异化史观被指认为唯物史观,人学被误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足为怪了。

  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转变也即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它发生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进程中,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始,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马克思至安年柯夫》。这一转变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批判基点的形成。我以为,除去社会主义实践和其他哲学观念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在对古典经济学中斯密、李嘉图社会历史观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认同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超越上,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也就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与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决裂”之后,在经济学话语之上建立的新的哲学话语。这是一种全新的现实的历史话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还是以实践作为哲学的总体逻辑入口,解决了一种理论悖结,初步呈现了新世界观的逻辑意向,即历史性的语境;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已经直接将这种新的历史性逻辑展现为一种完整的“历史科学”,即关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历史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科学的历史性生存的“本体”性规定的历史构境论。这不是一般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因为它是以“走出哲学”为前提的。在赫斯的启发下,马克思已经从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狂想中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从神到人、从逻辑学到人的类本质、从自我意识到劳动的自我活动、从民主主义的自由和正义到共产主义,包括施蒂纳的个人和“无”,基金作为一个形而之上的逻辑命题,都还只是哲学家的一种职业对象。即使被换成了实践、生产甚或“科学社会主义”(赫斯)的字眼,也还是从观念和逻辑出发的。至此,马克思不再自认为是传统的旧哲学家,他放弃了用哲学构架来描述周围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理论方式,确立了从做一个普通的人去面对社会生活和历史情境开始的新哲学世界观。这种决断使马克思能够真正摆脱由爱利亚学派滥觞的走向事物背后的彼岸理念论,返回到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本身。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一非常性的革命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并非如传统研究所确认的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转向政治经济学,而是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端同体发生的。这使得马克思面对世界的哲学起点,第一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重合了。

  马克思第三次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仍然基于他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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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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