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重新理解“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2 次 更新时间:2010-04-07 09: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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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进入专栏)  

  他就应该抛弃那种原子论的个人概念,从而必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罗尔斯的著作是当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品,我们不妨去看一看,虽然我本人并不是罗尔斯主义者。” {13}

  这里的问题典型地涉及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这关系到个人权利、原子论的个人概念和社会主义这三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汪晖以罗尔斯为例想说明的是,真正的个人权利与原子论的个人概念矛盾,与社会主义一致;原子论的个人概念与社会主义矛盾。借澄清这里产生的重重混乱,我们也可以详细说明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的有关主张。

  首先分析与罗尔斯有关的问题。罗尔斯的最大贡献之一无疑是使契约论重新充满活力,他说:“《正义论》的目的是将传统的契约学说普遍化,并使之擢升到一种更抽象的层次。” {14}而汪晖最喜欢引证的查尔斯·泰勒在题为“原子论”的论文中说:“‘原子论’这个词用来不严格地表征17世纪兴起的社会契约论学说,以及那些后继的学说,它们可能没有使用社会契约的概念,但继续把社会看作是在某种意义上由个人为满足首先是个人的目的而构成……这个词也用于当代的学说,它们返还到社会契约论,或力图在某种含义上捍卫个人及其权利对于社会的优先性,或提出关于社会的纯工具性观点。” {15}看来,照查尔斯·泰勒的阐释,罗尔斯的个人概念是标准原子论式的。

  至于说罗尔斯必然倾向社会主义,真不知能在他的哪本书中寻到端倪。

  如果只是望文生义或不动脑筋,确实容易说原子论的个人概念必然与社会主义不相容。但从学理上考虑则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首先要分清作为方法论或本体论的原子论个人主义和作为价值论的原子论个人主义。刚巧,又是汪晖最喜欢引证的查尔斯·泰勒对这个问题做了精彩分析。

  查尔斯·泰勒在《交叉目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一文中(他做了说明,文章基本观念得自一位博士生未发表的论文)说,在争论中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很容易混淆起来。一类是本体论问题,说的是你认为什么是用以说明社会生活的要素,即你当作说明顺序中最后的东西,在这方面,原子论和整体论争论了好几百年,原子论常常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另一类是倡导什么的问题,关系到一个人的道德立场和所采取的政策。在后一类问题上,人们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在一个极端,最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另一端,则把社群生活和集体的善放在首位。采取某种本体论立场并不等于倡导某种生活价值,而这在争论中最容易发生混淆 。比如,坚持认为不存在原子式的社会,人们仍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的自由社会之间作选择。社会本体论的原子论并不等于生活价值中的个人主义,这一点,西方学者中有人产生混淆,中国学者的误解更严重。泰勒指出,原子论-整体论之争的每一方都可以和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问题的立场相结合,不仅有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者(Nozick)和整体论的集体主义者(Marx),而且有整体论的个人主义者(Humboldt),甚至有原子论的集体主义者(B. F. Skinner)。在当今英语国家,有一大类影响极广的自由主义学说,比如罗尔斯、德沃金等的理论,人们将其称为“程序自由主义”,泰勒说,有一种思想混乱,有人批评程序自由主义包含了原子式的本体论,理由是这些理论谈到了个人生活计划,但它们完全可以是整体论,更有甚者,只有从整体论的角度才能更好地把握最接近这些理论的社会实践{16}。

  

    高斯在其题为《包桑葵对经济个人主义的社群式辩护:政治理论复杂性的教训》的论文中也以包桑葵的思想为例说明这两对概念组合的复杂性。他说,包桑葵的社会形而上学是有机论的、社群主义的,但与此同时他强烈捍卫经济个人主义,而这种结合既是彻底的,又是自洽的。他说,自由主义者及其批评者两方面的人一直共同认为“集体的”“社群的”“有机的”社会形而上学是反自由主义的,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社会主义即福利主义的关系要比人们说的更复杂。作这么一个流水出山的比喻也许是合适的:如无阻挡,它就顺流而下,但若筑了堤坝挖了沟,流水就会停止、反向而去。社会形而上学和政治理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出发点是集体的社会形而上学,很容易得到反自由主义的结论,但包桑葵采纳了这样的认识论:很难知道公意,公意会让个人知道他们的意志将表达社会意志,那么与个人主义相关的整个一套制度安排——市场、私有财产、政治的有限范围,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就会从完全是社群主义的世界观中出来。作者认为包桑葵向社群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教训或挑战:如果认真对待整体主义研究方法,承认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我们的知识有限,以及个人由其社会关系构成,那么像市场这样的“自动”调节就比国家计划的有意调节更是真正整体主义的。包桑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论批评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想达到什么目的,完全看不出他们何以摆脱他们最不喜欢的自由主义的这方面主张——基于市场秩序的私有财产{17}。

  

  差异政治与中国国情

  

  汪晖依靠全盘引证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或“差异政治”的说法来证明自由主义遇到的“挑战”“危机”和所处的“困境”。他说:“自由主义把无视差异的普遍主义原则看作是非歧视性的,而差异政治则认为‘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仅仅是某种特殊的文化的反映,因而它不过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 {18}

  首先我们要问,差异政治的理念是否已经成为公认的历史潮流,使得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和普遍的自由民主原则已成明日黄花?实际上显然不是。以美国一些大学对黑人采取降低入学考试成绩为例来看,这显然是一项引起争议的政策。对黑人的优待意味着对其他人的歧视,它的正义性遭到广泛质疑,尤其是对华人血统和其他亚裔学生,因为在为黑人降分时还加高了他们的入学门槛。甚至不少黑人也反对这项政策,因为照顾会使人产生依赖、不思进取,从长远看并不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它反而使不少黑人学生产生自卑感,因为别人,甚至他们自己都容易觉得自己天生差一截,是靠照顾政策才能入学。

  汪晖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批判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在中国上世纪50至70年代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批判。据正统说教,那种自由“不过是穷人有挨饿的自由,百万富翁有花天酒地的自由”。事实证明,尤其是中国、苏联的惨痛经验证明,以所谓“真正的”“实质性的”民主和平等取代程序性的、形式的民主和平等,得到的是灾难、浩劫。现在,西方社会中某些实验性的差异政治的政策是以个人权利和程序性正义有相当保障为前提的。

  汪晖的论证始终依靠引证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一文,他没有引证收载此文的编者在导论中表述的重要观点:不持中立的自由民主允许公共机构促进特定的文化价值,但条件有三:一是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二是不能操纵接受那种文化;三是做出文化选择的机构应民主地负责任{19}。汪晖谈差异政治也联系了中国、苏联的实际,我想知道,针对中、苏历史经验这个背景,我们主要是应该为个人权利和普遍的自由民主原则呼喊,还是贬损它们,力图给正在争取它们的人们一种印象:这些东西已经失去价值,正在被另一些不同的东西取代。

  其实,在西方,真正的社群主义者是清醒的、严肃的。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在美国有50多人(社会各界人士,大多数是大学教授)发表了一份题为“权利和责任”的社群主义宣言,其中有些话可以视为对中国某些社群主义鼓吹者的告诫。宣言并不把社群当成价值的最终来源和标准,相反,对非民主、非理性的社群价值高度警惕。它说:

  有人想靠压制不同意见(以宗教、爱国主义和其他事业的名义)和书报检查把公民的或道德的价值强加于人,我们要对这些人说,你们的办法是无效、有害、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社群主义者并不一味说社群好,也不认为任何一类价值仅仅因为发端于社群就是好的。确实,某些社群(比如新纳粹)可能会培育应受谴责的价值。社群主义者认为——他们确实坚持这一点——社群的价值必须由外在的、普遍有效的标准,必须基于人类共同的经验来判断。

  这份新社群主义宣言特别强调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重要性:

  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在权利和责任之间,在国家宪法、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持久的事业。不过,由于这种寻求是在历史之中,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中进行,评价什么是恰当的道德立场也将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如果我们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会为更多的个人权利而作强有力的证明;而在当代美国,我们强调个人的和社会的责任{20}。

  

  注释:

  

  ①汪晖:“导论”,《文化与公共性》第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8月号。

  ②Bruce Frohnen, The New Communitarian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Liber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Lawrence,1996, pp22-23.

  ③Daniel Bell, 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3, p17.

  ④Michael Walzer,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18, No.1, February, 1990, pp7, 15.

  ⑤Allen E. Buchanan, “Assessing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 Ethics, No.99, July 1989, pp878, 882.

  ⑥Tomas A. Spragens, “Communitarian Liberalism”, in Amitai Etzioni(ed), New Communitarian Thinking,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1995, pp37-51.

  ⑦David Miller, “Communitarianism: left, right and centre”, in Dan Avnon and Avner de-Shalit(eds), Lib-eralism and its Practic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170-180.

  ⑧Avital Simhony and D. Weinstein, The New Lib-eralism: Reconciling Liberty and Commu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1, pp1-10.

  ⑨Stephen Macedo, Liberal Virtues: Citizenship, Virtue,and Community in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pp2, 254, 284.

  ⑩Amitai Etzioni(ed), The Essential Communitarian Reader, Rowman and Littlefeild Publish, Inc., Lanham, 1998, ppx-xiv.

  {11}同上书,第3页。

  {12}New Communitarian Thinking, pp16-18.

  {13}汪晖:“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纪末分化”,《天涯》,1999年第1期。

  {14}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2页,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5}Charles Taylor, “Atomism”, in Dan Avnon and Avner de-Shalit(eds), 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9.

  {16}Charles Taylor,“Cross-Purposes: 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in Nancy L.Rosenblum(ed), 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9, pp159-176.

  {17}Gerald Gaus,“Bosanquet's communitarian defen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a lesson in the complexities of political theory”,The New Liberalism:Reconciling Liberty and Community, p157-158.

  {18}汪晖:《文化与公共性》第1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19}Amy Gutmann(ed), 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4, pp10-11.

  {20}The Essential Communitarian Reader, pxvi, p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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