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70-80年代，在德国文化史上被称为“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时期。当然，这是泛泛而论，不同的学科，还各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比如，在政治学上叫做“专制主义时代”；在经济学中则有“重商主义时代”一说；在思想史上则成为“启蒙时代”，而在美学史上还有“天才时代”的美名。
人们常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按理说，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到来，总该有些前兆吧。可是，不论我们如何翻阅德国历史，我们都很难发现，1769年或更早的一些年头会有什么特别值得注目的地方。这些年里的确发生了不少事情，但究其本质似乎都和“狂飙突进”这个名字沾不上边。按照这个思路思考下去，我们多少会感到有些黯然沮丧的。
然而，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本专门研究“狂飙突进”的德文著作，该书的其他论述都很平平，惟有一个观点令人叫绝，它把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1969年游记》（Jounalmeiner Reiseim Jahr 1769）称做“狂飙突进的大宪章”，认为这本游记不但改变了赫尔德本人一生的思想轨迹，也为整个“狂飙突进”时代乃至后来的古典文学和浪漫派奠定了思想基础。看来，改变历史的进程，有时侯并不需要惊天动地，思想家的一声叹息或一次旅行，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在就让我们循着赫尔德的足迹，看看他是怎样触动历史脉搏的。
1764年12月8日，赫尔德从科尼斯堡神学院毕业之后，应聘到了北方重镇里加（Liga）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后来又成为当地教堂的一名牧师。凭着自己出色的社交才能和文学天赋，赫尔德很快就在里加的上层社会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在辛勤工作之余，赫尔德还笔耕不缀。在出版商哈特克诺赫（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的帮助下，先后出版了《关于近代德意志诗歌的断想》（Fragmente über die neueredeutsche Literatur）和《批评之林》（Kritische Wälder）两部著作，影响很大，使得只有25岁的他声名鹊起，少年得志。
赫尔德的这两本书基本上都是一些随笔性质的短文，目的都是在呼应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柏林学派”。所谓“柏林学派”，其领袖人物是莱辛，还包括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尼古拉（Friedrich Nikolai）和阿布特（Thomas Abbt）等。在莱辛的发起下，“柏林学派”于1759年创办并于1765年出版了刊物《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Briefe，dieneuerste Literaturbetreffend），对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以及一般的美学理论问题发表评论，力求以此促进德国的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起初，赫尔德用笔名发表自己的著作，但不久就暴露了身份。当然，在声援“柏林学派”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有不少后来还成为赫尔德理论探讨的核心内容，比如，语言的历史和影响、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民族传统和国际传统的关系、模仿的问题等。很快，赫尔德就获得了“柏林学派”的好感和认可，成为了他们的编外成员。1766年，赫尔德认真拜读了莱辛的《拉奥孔》，深受启发。可以说，正是在莱辛的激发下，赫尔德才开始撰写《批评之林》的，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下子就完成了四部（其中，第四部为未竞之作，后来才陆续完成）。
从早期的这两部著作来看，赫尔德尽管对莱辛的美学概念和创作方法还有许多的保留意见和批评看法，比如，他坚决反对理性主义的诗学概念，主张突出语言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地位等，但是，赫尔德对莱辛还是充满尊重和景仰的，他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位虔诚的“莱辛主义者”，毕竟，莱辛当时在德国文学界和思想界是一块牌子。
所谓树大招风。就在赫尔德志满意得的时候，也招致了许多的麻烦，有外来的，也有内讧的。外来的当以与哥廷根的克洛茨教授（Klotz）的争论为例。赫尔德与克洛茨发生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想充分表白自己对于莱辛思想的理解和批判是出于对莱辛的尊重，是为了捍卫《拉奥孔》的美学史地位。为此，他还在自己的《批评之林》的扉页上特地注明“献给莱辛”。
名枪好躲，暗箭难防。如果说外面的争论赫尔德还能应付得来的话，那么，内讧就不那么容易纠缠了。成名后的赫尔德时刻都能觉察学校和教堂里的同事对他态度上的微妙变化，这当中，有嫉妒，也有猜忌，更有说不清楚的疏远。赫尔德几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里加看来是呆不下去了。1766年，赫尔德就开始对里加这个商人城市发出抱怨，希望最好能“摆脱一切，像一只孤独鸟生活在教会学校的上空”。1768年，赫尔德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过这样一段话：
“除了改变现状外，别无它法，这种不满真使我苦不堪言。不管上什么地方去，不管去做什么，只要能离开此地都能使我高兴，没有东西能阻止我抓住每一个机会去认识更多的国家和人们”。
终于，1769年5月5日，赫尔德拿定了主意，向里加的有关机构递交了辞呈。1769年6月5日，在出版商哈特克诺赫的资助下，在好友贝伦斯（Gustav Berens）的陪伴下，赫尔德搭乘帆船，悄悄地离开了里加。虽然赫尔德在临行前曾珍重许诺他会回到里加重新履行他在教堂的职责。但明眼人还是能够看出这只是遁词，为的只是一个面子问题。为了庆贺自己能逃离里加，赫尔德还赋诗一首，诗中写道：
不要绝望，朋友！看哪，我们头上有蓝天，
蓝天也在你的头上！
一切都会消失，希望却不会！
带着希望，我登上了漆黑的死亡之船。
赫尔德就是这样带着一腔希望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但是，从赫尔德的记述当中我们不难发觉，他是在一片茫然和一阵冲动之下离开里加的。希望之于他，不过是一种自我激励和自己安慰。在匆匆踏上旅程的时候，赫尔德显然没有自己的明确目标：
“6月3日，我离开里加，6月5日，上了船，我并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们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偶然决定的结果。我就是偶然才到了里加的，又偶然得到了神职，在偶然的情况下又放弃了它。同样，我在偶然之中踏上了旅程”。
按照赫尔德自己的随机设想，他应当先到丹麦的哥本哈根。赫尔德的动机很单纯，就是想去拜访克洛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结识一下《救世主》（Messias）的作者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名人雅士。因为，赫尔德对克洛普斯托克心仪已久，在他的心目中，克洛普斯托克为他树立了创作的理想目标：“至高的诗，心灵的诗和情感的诗”。然而，6月17日，当船抵达哥本哈根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缘故，赫尔德并没有离船上岸。离开哥本哈根之后，在好友的劝说下，赫尔德同意前往法国。一路上，他们经过赫尔辛基，穿过运河，于7月15日到达了法国的港口城市南特（Nantes），靠岸休整。
南特一城素无值得称道的地方。刚到的时候，赫尔德也的确有些失望，这片法兰西的土地没有提供出任何符合他的想象的精神氛围。在给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的信中，他写道：
“我现在在南特。我在这里了解了少量的法国语言、习俗和思想方式，但我没有掌握它们。我越是仔细地考察它们，就觉得离它们越远”。
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赫尔德被当地的一个商人认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这位商人为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聚会，让赫尔德出尽了风头。他乡遇知音，这对一个文人的虚荣心是多么大的满足。一下子，赫尔德在南特找到了感觉和乐趣，大有不愿离去的味道。这一下，赫尔德在南特滞留了近四个月的时间。
在南特的四个月里，让赫尔德有了充足的时间静心静气地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一番清理，而且也有了机会让自己阅读的欲望得到一番满足。1769年10月底，赫尔德致信哈特克诺赫，描述了他在南特的阅读情况：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阅读《百科全书》的时候，您会怎样指责我无聊……从伏尔泰到弗雷隆，从封丹纳到孟德斯鸠，从达兰贝尔到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和新闻记者、剧作家、艺术作品和政治著作，以及一切反映时代精神的文献，我都仔细查问和反复研究了”。
除了阅读之外，赫尔德当然没有忘记趁机把沿途所见所思以及阅读的心得记录下来。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这部《1769年游记》。当然，赫尔德在南特所完成的只是这部游记的主体。毕竟，他还在途中。
赫尔德的《1769年游记》没有时间顺序，也没有地点交代。作者在时空隧道里穿梭往来，“心游万仞，精骛八极”，心性率真，一派自由。一会儿，他回忆过去，满腹牢骚，义愤填膺，认为自己先前在里加甚至更前的日子都是在蹉跎时光，十足是一个错误：做牧师，成天念念有词，是个错误；做作家，不断舞文弄墨，也是个错误；一头钻入故纸堆，玩一些掉书袋的小伎俩，对世事不闻不问，则是错上加错：
“我要抱怨的是，我人生中的美好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了。……世界上没有比和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工作更令人烦恼的了，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和我的职务不尽相称，职务本身和其他事业也不尽适应。我感觉到我的思想有了裂痕，我想要克服这种裂痕……我认为，应该利用不去不复返的时光。我觉得，我要么一鸣惊人，要么无所作为。我要行动”。
一会儿，他又直面现实，旅途中，一望无际的海、高高扬起的帆、摇曳不定的船、汹涌澎湃的浪、变换无穷的云、高不可及的天，所有这一些无不让他觉得宇宙的恢弘博大，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于是，赫尔德生发了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万端感慨：
“我在那上面可以坚定站着的坚实土地在哪里？难道是我曾经炫耀过的教堂里的小小讲坛和学校里的讲台吗？我害怕的和我热爱的东西就在那儿！新的思想方式！但是，为了它要付出眼泪，会要后悔，要摆脱一切旧的东西，要自我诅咒！……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把一切我曾经学习过的东西从我心中铲除出去，而只是发现自我，这是我应该想的、学的和相信的……美德无非就是人的生活和幸福，其余一切都是阴影，是牢骚。贞洁过多就会被削弱，就等于是罪恶。等于是过多的不贞洁……坐在桅杆下，在宽阔的海洋上，应该从什么样的立场出发才能对天空、太阳、星辰、月亮、空气、风、海、雨、风暴、鱼、海底进行哲学思考，和从这些东西自身出发找到它们的物理学呢？自然哲学家，你和你给他上课的青年都应该从这样的立场出发！”
一会儿，赫尔德又开始畅想未来，雄心勃勃，一派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时指点江山，激昂文字。这部分的内容构成了整个游记的主体，主要包括三本著作的写作计划和一项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
计划写作的著作是一部《人类史》、一部《人类史年鉴》和一部《人性的教育纲要》。按照赫尔德的描述，《人类史》是“一部关于人类的著作！关于人的精神的著作！关于地球文明的著作！”，内容极其广博：
“一切空间！时间！民族！力量！混合！形成！亚洲的宗教！编年学，治安和哲学，埃及艺术、哲学和治安！腓尼基人的算术，语言和奢华！希腊的一切！罗马人的一切！北方的宗教，法律，习俗，战争，荣誉！罗马天主教时代，僧侣，学识！北亚的十字军，朝圣者，骑士！基督教的非基督教学问的惊醒！法国的世纪！英国的、荷兰的、德国的形象！中国的政治，日本的政治！新世界的自然科学！美国的习俗等等”。
这整个就是一部关于人类的百科全书。即便如此，赫尔德觉得还是不够，需要把撰写人类文明历史的工作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为此，他主张，应当有计划地编撰《人类史年鉴》，主要从神学和布道学、解释学和道德学、教会史和禁欲主义等学科当中汲取有利于阐明人性的内容，并辅助参考历史和传奇、政治和哲学、诗歌和戏剧等。赫尔德提醒人们，在编撰年鉴时，不要急于确定一个固定的视角，而要把视野放宽，逐步形成一个包容性的视角。
在完成了人类历史写作和人类历史资料汇编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挖掘人性的形成过程，以便在新的时代（也就是在现代）条件下更好地培养和发展人性。于是，一部涉及到人类心灵的历史著作也就被赫尔德列入了写作计划，赫尔德称之为《人类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手册》（Ein Buch zur menschlichen und christlichen Bildung），计划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1、人类对自我（肉体和灵魂）的认识。赫尔德指出，人类从内在到外在，每一个器官、每一种天赋都恰倒好处，不容缺失。人应当学会顺其自然。这里，赫尔德把卢梭的回归自然奉为圭臬。
2、社会。如果说在人的自我认识方面，赫尔德是一个卢梭主义者的话，那么，在社会观念上，赫尔德则对卢梭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方面的内容，他准备写成一部问答手册，按照一定的顺序，罗列儿童、青年、成人以及夫妻和父母等应尽的各项义务。
3、等级特征。写作这方面的内容，目的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的巨大裂痕。赫尔德主张，任何一个等级都应当具备私人的德行，相互为善，从不同的角度完成对人性的演绎。
4、阶级矛盾。内容涉及农民、资产阶级、贵族、君主、帝王等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此之外，赫尔德还要探讨不同统治形式的优劣，以及不同统治形式下做一个正直人的基本原则。
5、审美需求。包括艺术、科学和社会教化、基本的善和恶的观念等。
6、人性之不足。突出人性的不足，是为了让人们有自知之明，不要张狂，学会克制。这个部分的内容还包括基督教的知识，比如，人对上帝的了解以及上帝对人的启示；世俗之恶的起源、未来世界的救赎途径和人性的发展方向等。
赫尔德强调，这部著作的基调是人道主义，一切都应当围绕着如何使人成熟起来这个主题展开论述。为此，他强烈呼吁宽容、博爱等“真精神”。当然，赫尔德清楚地知道，他所规划的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他的本性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沉湎于理论幻想当中而不能自拔的人，他要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但更要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行动”，因为这一切都是理论，都要“付诸实践”。
也就是说，就人性问题而言，赫尔德并不追求或满足于对人性的历史阐述和理论建构，而是希图在实践当中完成对人性的现代性转化。这样，人性的促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事实上，早在里加的时候，赫尔德就已经开始寻求改造人性的途径。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叫“德谟佩迪”（Demopädie），意思就是大众教育。《1769年游记》则把这种教育观念进一步明确为三级教育体系，各级教学内容如下：
第一级：自然、历史和基督教教义等；
第二级：自然和自然史、数学、地理、和历史、宗教史以及人类的教义等；
第三级：数学、物理、艺术、地理、历史、政治、形而上学、哲学、神学以及百科学等。
之所以要如此安排教学内容，赫尔德有着自己的一套解释，他认为，第一阶段的学习主要是为了培养感官的灵敏性，以激发出人的生命力。第二阶段的教学目的是要训练人们的想象力，培养起高雅的审美趣味。第三阶段则是为了开发人们的知性，让人的理性潜力得到张扬。在赫尔德看来，教育决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艺术的工程。人作为人的一切快乐，都来自于他能够受到应有的教育。
除了对教学内容的规划之外，对学校的规模、师资的配备、教师的素质以及学生的学习等，赫尔德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设想。我们对赫尔德的这些繁琐规划可以置之不理，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赫尔德列举的教学内容当中所透露出来的浓厚的启蒙精神。这里无法也无须展开详细论述，只要指明两点：其一，赫尔德把人类的教义作为教育的内容，而且放到了高于宗教（基督教）教义的位置上。其二，赫尔德意识到了，教育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政治改革。
赫尔德的政治改革方案归纳起来，很简单，就是主张一种开明的绝对主义。在赫尔德看来，沙皇俄国的彼得一世是一个开明君主的典范。赫尔德希望自己能成为推动这一政治改革的急先锋，而他的家乡利服尼亚（Livland）则应当成为改革的试验田：
“利服尼亚，你这个野蛮和奢侈、无知和傲慢、自由和奴役的身份，为了消灭野蛮、铲除无知、传播文化和自由，为了在这个省成为第二个茨温里、加尔文和路德，要在你这里做多少事情啊！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有这种天赋和机会吗？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该做些什么呢，该消灭些什么呢？我还要问！放弃无用的批评和刻板的研究，使自己凌驾于争论和著书立说之上，使自己明白怎样造福和构造现存的世界，取得政府、当局和宫廷的信任，为此目的而周游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学习法语和法国人的富裕、英国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的精神、意大利人对细微发现的兴趣、德国人的彻底性和知识，最后只要有必要，还有荷兰人的博学，我要唤醒人们提出伟大的概念并唤醒我自己内心的伟大目标，使自己顺应时势，掌握立法、经商和治安的思想，要敢于用政治、国家和财政的观点来观察一切，不要再表现出弱点，以前的弱点则要尽快尽好地加以改正，白天黑夜都要想着成为利服尼亚的这样一个天才，要拼死拼活地认识利服尼亚，要现实地思考、行事，并使自己适应一切，要说服世界、说服贵族和平民支持我——高贵的年轻人，这一切都蕴藏在你身上，但没有发挥出来，也无人加以过问！你受的教育不够，你出生的国家在受奴役，你生逢的时代无所作为，你的生活道路不稳定，这些都限制了你，使你沉沦了，使你不能认识你自己”。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檄文，赫尔德自比茨温里、加尔文和路德，批判矛头直指旧制度，而且，赫尔德还对欧洲主要民族的长处一一做了归纳，开创了比较学研究的先河。但另一方面，这段话中也透出了一些让人觉得压抑的信息，因为赫尔德说到底是拒绝革命，主张改良的，希望能在保持社会基本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完成德意志的现代性建构。这样，赫尔德就对专制主义产生了信赖，对国家和民族（甚至种族）作为认同共同体产生了迷恋，从而使得他的有关理论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是被演化成为奇特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被集权政治滥用为自我辩护的依据。
怀抱如此宏大志向的赫尔德肯定不会满足于在南特所得到的承认。1769年11月4日，赫尔德离开了南特，8日，到达了巴黎。济身于时代精神的中心，赫尔德先是感到心潮澎湃，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接着又流露了极大的不满。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还原个中原委，只能从他的书信中知道他的一些行踪和心情：
“我在这里的时间是这样支配的：和学者交往，参观图书馆、画展、古迹、戏院和在构思、技巧等方面都很有意味的公共建筑。巴黎高雅而华丽，是艺术和科学机构的中心。然而，由于高雅只不过是对美的事物最低级的欣赏，华丽只不过是外表，而且常常是取代美的事物的东西，因此，法国永远也不能使我得到充满的满足，我对这些已感到厌倦。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决不能抛弃我和法国的交往，或者失掉我已经得到的有关法国的语言、风俗、道德、趣味、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经验和观点。我研究过许多著作和人物，跳舞和绘画，音乐和法国大众”。
赫尔德信中所说的学者主要是法国著名的启蒙哲学家狄德罗、达兰贝尔等。不难察觉，赫尔德对法国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法国的启蒙哲学家充满神往，甚至称狄德罗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对他亲眼目睹的法国文化又不敢苟同，认为法国的所谓“天才时代”已经结束，法国处于堕落当中，法国人民生活在一片精神和文化的废墟之上。《百科全书》也没有了昔日的荣耀，变成了简单的资料汇编，天才的创造和精神的力量消失殆尽。法语一向受到18世纪德国人的推崇，赫尔德也曾把法语作为学习外语的首选对象，但到了巴黎以后，赫尔德却觉得法语美则美矣，然而终究缺乏哲学思辩的力度，难以用来召唤时代风潮。赫尔德对法国的消极态度一直持续到大革命爆发。
当然，赫尔德在巴黎还完成了一件正事，这就是《1769年游记》的写作。如果说在南特写下的游记充满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浪漫狂想色彩的话，巴黎的游记则平实和现实了许多。但可惜的是，大概是巴黎的诱惑太多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巴黎的心情太杂乱的原因，赫尔德未能像在南特那样，认真撰写游记，而是草草了事。比如，他也提出了一些写作计划，包括一本《论雄辩》、一本《基督教教会史》、一部美学著作以及一部关于年轻人的著作。但赫尔德只是给出了标题，没有做丝毫的阐述，其中除了美学著作外，后来也大多没有了下文。赫尔德的懈怠，致使1810年正式出版的《游记》一直都是一个残本。虽说白玉微瑕，到底也是一个遗憾。
赫尔德原本还打算继续到荷兰、英国和意大利等地旅行，把他在南特的梦想付诸实现，但由于旅费欠缺而不得不作罢。1769年12月底，赫尔德离开巴黎，开始返航，途经布鲁塞尔、安特卫普、莱顿、阿姆斯特丹、汉堡和基尔，最后于1770年3月到达了小城奥伊丁（Eutin）。后来，赫尔德在奥伊丁侯爵的请求下作为家庭教师又陪同他的儿子旅行了一段时间，但那已不再是赫尔德心目中的旅行，而是一种职业了。
赫尔德的1769之旅结束了，而《1769年游记》的历史旅行便也开始了。按照常规的文学概念，赫尔德的《1769年游记》其实主要不是旅途中的实录，而大多是事后的追述。追述的对象也不是作者途中的实际经历，更多的是作者的思想历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又不是一部游记或不只是一部游记，而是一部个人心灵史。赫尔德最初写这本书的目的，显然也不是要给别人提供一个阅读或欣赏的文本，而是给自己寻找一个自我批判的机会。
有学者从《1769年游记》当中归纳出了三个核心概念，认为它们构成了赫尔德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前提。它们是精神（Geist）、情感（Gefühl）和天才（Genie）。相应地，如果说，赫尔德计划当中的《人类史》是为了揭示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人类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手册》是要从情感的角度把人类的精神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一个充满了原创性、生命力和自主性的层次。那么，他的教育改革计划则是要把人类精神中的原创性和自主性充分发挥出来，使人成为“天才”，而政治改革计划就是要为“天才”提供一个合适的生存土壤。
把这三个概念贯穿起来并且构成它们的共同背景条件的，则是“生命”（“生活”）。为此，赫尔德呼吁“生动的历史写作”、“生动的世界”、“生动的文化”。在赫尔德的《游记》中，从精神到情感，从创造力到天才都是生动的。“气韵生动”，不但是赫尔德《游记》的基调，也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1770年，赫尔德和歌德在斯特拉斯堡有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而正是在赫尔德的启发和激励下，歌德发出了一声长叹：“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于是，就在歌德的这声感叹中，时代变革的大潮滚滚而来，德国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