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

——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1 次 更新时间:2010-04-01 21: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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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摘要:超越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本文将该书论题转化为更具一般性的、对一种新型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同时,在梳理该书理论建构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依据作者以「世界结构」为背景所主张的基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世界结构;主体性中国;开放性全球化观

  

  一

  

  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的崛起及其殖民政策的实施,非西方国家便在整体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文明与本国传统的双向关系问题[i][1],其间当然也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论者们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或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思考或研究之中。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理论界蔚为壮观的关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之研究的主题。由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乃是一个关涉到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问题,因此这一论题从一开始便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提出下述值得我们颇为认真探究的问题: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媒体、文化与社会》杂志主编Colin Sparks所著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一书,可以被视作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一种理论尝试。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与其他相关著作不同的是,它不仅着重从理论上梳理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及其所构成的知识脉络,而且还试图结合自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情势去发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二

  

  正如Colin Sparks所言,「关注发展问题的人们中一些人一直对媒体非常感兴趣。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如何利用大众传播,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减少贫困。」[ii][2]「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本地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规模,来帮助诸如Ifes和Bvanis那些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改变他们落后的生存状态。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建立在落后技术上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针对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现代农业国转变。手工产业将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替代。乡村生活逐步让位于城市生活,口头文化将被文字所取代。」这意味着发展传播学乃是从传播学视角探究发展问题的一门学问,亦即研究媒体或媒介对非西方国家发展之价值的学问。

  一如前述,由于发展问题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勾连在一起,发展传播学的一个论题也就是要从理论上探究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实效。作为一个著名的左派理论家,Colin Sparks当然会探讨上述问题,但是我从自己的学术偏好出发,却更关注他基于其一贯的批判性立场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中所蕴含的几种理论范式之间的相互论争及其优长和缺陷所做的理论梳理。

  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Colin Sparks分别以1947年冷战的开始、1960年代末的全球激进主义浪潮、1989年的苏东剧变和新千年的开始等四个时间点为分界,比较详尽地探讨了四种理论范式的学术流变,即他所谓的「主导范式」(及其「延续性变体」和「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范式」和「一种新范式」。

  在Colin Sparks看来,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一些研究国际宣传问题的论者开始思考媒体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促进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兴起。从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构成鲜明对照的著名观点(即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出发,这些论者认为,大众媒体在培养和引导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态度和信仰方面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态度和信仰则被视为重大社会变革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当时传播领域的主导理论便是所谓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的出发点是相信所谓的专家们,主观地认为这些专家了解什么是对他人最好的信息,所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设计一套传播程序向‘有待发展’的人们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主导范式」所强调的乃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的「六点行动计划」可以被认为是「主导范式」的典型表述之一。在施拉姆看来,首先,大众媒体应当被用来「塑造一种国家情感」(Schramm,1963:30);其次,大众媒体应当扮演国家计划的喉舌;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责任,让人们学会「必要的技能」;第四,大众媒体在扩展市场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五,大众媒体应当帮助民众适应计划成功后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最后,大众媒体还应当承担教育民众具备主权意识,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具备国家主权的意识。

  但是,这种将视角聚焦于精英和上层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很快就遭到了论者们的反思和批判,而其间最猛烈的批判则是该范式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从表面上讲,这是由于精英和上层所兜售的各种西方现代性因素对那些后发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底层民众而言很可能是极其陌生的:「某种特征可能在西方世界造成变化,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却不一定会有效。」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却是由于该范式忽视了后发国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个殊性所致:

  发展中国家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拥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因此致力于发展传播,不是将其理念灌输给一群相似的传统人群,而是要将其注入进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有些人群可能会比其他人群理解接受并实施新理念快一些。

  因此,这种「主导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地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途径,在现代(西方)与传统(非西方)之间造成了激进的对立。

  面对「主导范式」所遭到的上述批判,论者们做出了下述三种回应:一是仍然坚持现代优于传统的观念,但是却寄望于寻求个人层面上(而非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转变,而这就是所谓「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二是转而诉求「参与范式」,将视角转向底层,强调大众在传播-发展关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激进地转向对后发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ts)——特别是外部结构的限制——的分析与批判,而这便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范式」。

  发展传播学中的「帝国主义范式」乃是伴随着西方「六十年代危机」[iii][3]所引发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其出发点是:尽管殖民帝国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依存与控制的关系。「帝国主义范式」集中体现为「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其所强调的关键之点是:

  国家的正式独立并非意味广播电视能够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全民利益来发展。这些国家需要有「一种从完全从属的、殖民主义状态向政治独立、拥有国家主权的状态过渡」.不论是在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在那些始终独立的国家,或是取得独立多年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都保留了一整套使媒体从属于帝国主义势力要求的机制。

  因此,对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实质上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发达国家繁荣的条件是欠发达国家的苦难和被剥削,而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要保持对国际资本、产品和服务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不断获取通过本国民众的努力而无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范式」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而且还超越了其他论者(如激进范式中较为激进的那些论者)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并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然而,对这种国家间关系的重视并没有使它能够豁免人们对其理论框架本身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抨击:尽管「帝国主义范式」对于国家内部结构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它在理论实践层面上却只关注国家间的关系,而这意味着其真正关心的乃是各国如何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里行使表决权的问题:「早期的分析既关注社会内部结构对发展的制约,也关注了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但是在该理论倡导下的实际战略中,却仅仅涉及了后者。在确认国家间的斗争是变革的主要推进力量后,它在实际长远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却又把这个对内部结构的重要认识抛到了脑后。」除了「帝国主义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缺陷以外,全球化时代到来所导致的传播与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媒体结构的变化、观众结构的变化等也都加速了该范式的终结。

  Colin Sparks认为,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具有如下十个特征:一种全新的学说(全球化表征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方法论的创新(对当代社会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对非还原主义或简约主义方法论的诉求);理论与实践的新型关系(全球化理论缺乏明确的实践检验);媒体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媒体传送不再受政治地理的限制);对在地化或地方化(local)的重新重视;社会主导或控制中心的缺位;媒体和传播的多中心化;地区性市场的发展;全球媒体产品的出现等。总之,

  当今世界事务也处于没有方向和动机的无序状态之中,但它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无序。在大众传媒领域,节目及其他形式作品的生产已经不再限制于「帝国主义范式」中确认的地域,随之而来的节目的交换也在各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不再有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在这个新时代里,大众传媒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体现全球化、超越空间限制这一特征的工具。对于构建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媒体同时还承载着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且超越了特定国家的界限。在娱乐和新闻时事方面,一种刚刚出现的真正的全球广播环境已经形成。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Colin Sparks主张对当代社会生活中全球化的各种实证素材与该素材的理论化进行明确的界分:那些全球相互联系密切的事实并不足以确立「全球化范式」的正当性,因为它们还可以有其他多种解释。基于上述思路,Colin Sparks逐一验证了「全球化范式」的十个主要论点。他认为,以我们熟知的民族国家之地位的削弱为例,我们并不能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否认民族国家依旧可能具有的作用。这是因为无论全球市场多么自由和强大,它都不是一个自行调节的机构;相反,全球市场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和规则来保证其有效运行,而可以提供这些规则和法律的国际组织却依旧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并需要以国家体系为基本支撑。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并不能作为民族国家衰落的例证,因为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与国家对媒体和传播的权力在本质上受到削弱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些现象只能作为国家没有使用其全部拥有的资源的例证,但是国家的权力依旧存在。

  尽管卫星广播技术使信号得以从一个国家上传再下行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不接受法律的管辖。接收信号的国家也依旧拥有对这些服务进行有效控制的权力。假如它认为这些服务有悖于国家利益,并认为应向广播公司提出条件,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干预,那么国家仍旧拥有这种能力和权利,一如长期以来它对地面波服务的管理。无论出于经济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国家行使这种权力都无可厚非。

  因此,Colin Sparks并没有止步于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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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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