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

——基于全球化视角的探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4 次 更新时间:2010-03-31 14: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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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 (进入专栏)  

  

  摘要: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与开放在中华大地同步铺开,中国随之逐渐汇入了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社会性别同“三农”中的每个农都密不可分。由于两性地位、角色、责任的不同,农村妇女应对“三农”危机的机会和挑战有别于男性。“三农”危机及其应对举措对两性也有截然不同的影响。然而在迄今有关“三农”的研究、干预和政策中,社会性别从未被当做一个亟待关注的现实与政策问题。大量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实证事实皆表明,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所引致的结构性变化加剧了“三农”危机,而“三农”困境又强化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乡村许多社会性别问题已成为全球化与地方性“三农”问题交汇的一个投影,折射了社会性别同地区、城乡、财富、年龄等权力等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转型期;三农危机;社会性别问题;全球化

  

  The “Three Rural Crises” and Gender Issu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 Exploration Based upon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Hu Yukun

  Since the end of 1970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been unfolding simultaneously in China. As a result, China has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Gend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Due to divergent statu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rural wome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opying with the “three rural problems”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so are the impacts of the “three rural crises” and the copying strategies on both sexes. However, the research, interventions and policies associated with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have not yet treated gender as a pressing practical and policy issue. Numerous macro statistical data and micro evidence indicate that structural changes stemming from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system have intensified “the three rural crises”, which in turn have reinforced gender inequality and equity. Many gender issues in rural China become a reflection of the interplay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ed “three rural problems” , indicat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among gender and other power relations of region, rural/urban division, wealth, and age.

  

  一、序言

  

  我国“三农”问题沉疴已久,不过“三农”危机开始浮出水面则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活经历了沧桑般的巨变,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发展滞后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发展鸿沟不断拉大,乡村其他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也愈演愈烈。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已全面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当历史车轮驶向21世纪之际,积重难返的“三农”困境已变得异常凸显。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隆基,将我国“三农”困境形象地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9)。在世纪转换之际终于被“发现了”的“三农”问题引发了学界大量的反思。近年来,“三农”研究蔚然成为显学,“三农”问题则成了中央政府决策的“重中之重”。然而时至今日,上述三“真”现实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社会性别同“三农”中的每个农都是密切相关的。从农民来讲,在占中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的农业人口中,妇女占了“半边天”。拿农业来说,伴随越来越多男性就地或异地非农转移,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凸显的。再从农村来审视,留守乡野的“386199大军” 不仅承受着一家一户“过密型”低报酬小农经济的弊端,社区共同体趋于衰败的代价,还承受着市场失灵的困境,连同政治经济不平等发展的历史遗产。当下困扰乡村社会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农地使用、扶贫、儿童生存与发展、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医疗保健及社会保障等等,莫不越来越成为社会性别化的发展问题。仔细思量,李昌平概括的农民之苦、农村之穷、农业之危险,又何尝不是主要由处于更弱势地位的乡村妇女来承受的?很显然,“三农”现象唯有在社会性别语境下加以审视方可得到更全面而充分的理解。

  “三农”是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难以割裂的三个维度。鉴于农业生产、乡村工业化、流动打工、商品生产以及个人、家庭和社区生活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和权力失衡,农村妇女应对“三农”危机的机会和挑战有别于男性。与此同时,“三农”困境连同应对危机的举措,也都对两性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和生计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如下文所述,对农村妇女作用与贡献的贬低以及对其困境的漠视和低估,毋庸置疑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瓶颈。在一个小农经济主宰下的农业大国里,我们不得不检讨和追问的是,假使这一“半边天”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假如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不能平等参与发展进程并得到赋权的话,那么,我们何以能够走出“三农”危机?

  然而迄今为止,在有关“三农”的研究、干预和政策中,社会性别似乎从未被当做一个亟待关注的现实与政策问题,更谈不上将社会性别融入学术和决策的主流。“三农”系后发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虽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对于“三农”这个学术共同体来说,恐怕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该领域涉及妇女的主题不多,论及社会性别的更是少之又少。不仅如此,相关的论述中还充斥着各种社会性别“盲点”、“误区”乃至偏见。譬如,许多人可能会不加思索地认为农民是无性别的范畴而不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主体,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恐怕仅指称男性而已。一些人则往往把农村妇女看做一个毫无区分的同质化群体,有的则认为社会性别问题主要是妇女问题,而同妇女搭边的事宜应留待妇联去解决。再比如,各种发展干预和项目仍旧主要是针对男性户主的并希望通过后者涓滴而下惠及家中每个成员。就笔者视野所及,迄今尚无人系统解读过农民、农业和农村中无处不在的社会性别维度,更无人对此做过全面的梳理和反思。

  “三农”研究上的缺失或许也是导致相关政策出现偏差的一个原由。就像研究者一样,决策者也对“三农”危机的社会性别化性质和影响缺乏敏感性、意识和理解。虽然农村改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再造和重构。然而在以追求GDP为压倒性发展模式的导向之下,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性别关系和妇女问题,都被遮蔽或者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朱爱岚(2004)早就敏锐地指出,各种改革政策在整个农村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没有哪一项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性别中立的(gender neutral)。然而在国家话语和实践中,国家政策和发展项目总的来说一直被官方建构为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它们同社会性别或者妇女的特定利益无甚关联。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各种涉农政策、项目和干预即便是惠农利农的,也几无例外带着性别歧视和男性偏见。

  近年来,国家开始明确承认农村和农民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现实,并相应做出了各种积极的回应。早在1982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伴随“三农”问题不断恶化,从2003年底开始中央又连续通过了六个“一号文件”。就像其他公共政策一样,这些“三农”政策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异常明显。翻阅这些文件时笔者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所有11个“一号文件”中,惟有《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到了“妇女”两个字:“近些年来,农村中封建迷信、偷盗赌博、摧残妇女、传播淫秽书刊和极不健康的文艺活动等情况也是严重存在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中共中央,1984)。所有这些文件中不曾出现过“社会性别”一词。农村妇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由此可略见一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各个发展领域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然而,这么些重要的涉农政策只字未提社会性别,这不能不说是很具讽刺意味的。这一阙如同农村妇女人数之庞大、妇女在农业中的角色、妇女在乡村社会的作用相比,显然是极其不相称的。很显然,唯有解构有关“三农”的主流话语,方有可能为另类研究和政策干预开辟新的空间。

  中国农村妇女在“三农”中的劣势地位也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关注。例如,2006年8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议了我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五第六次合并的定期报告并提出了结论性意见。该文件先后至少在6-7处大段提到了农村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 例如,它在第15段提到:“委员会赞扬缔约国最近几年经济大幅增长,贫穷率也大幅下降,但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这些好处在城乡之间仍然分配不均,妇女可能无法象男子一样受益于总体经济增长和发展。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到,经济结构调整,妇女就业、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部门权力下放,以及缔约国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社会开支上,都给男女带来了不同的后果,这些政策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也产生了影响。”该委员会在第16段促请中国“加强监测经济发展和变革对妇女的影响,并采取主动和纠正措施,包括增加社会支出,使妇女能够充分和平等地受益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采取定向措施,以防止和消除经济结构调整对妇女,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妇女或少数民族妇女的任何负面影响”(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2006)。这些建议对于我们消除“三农”领域对妇女的歧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近20年来在国际发展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框架。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男女平等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不管男女平等的口号喊得有多响亮,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有多庄严,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法律与政策的存在充其量只表明其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保护妇女免受全球重构负面或消极影响的能力已大大弱化。这就不难理解一波又一波的国家干预和项目在微观层面操作时,为何同国家的目标与期望大相径庭?透过上述种种事实我们也不难明白,社会性别在“三农”问题中的重要性同“三农”研究与政策对社会性别问题的沉默、缺位和缺失,何以会呈现如此鲜明的反差。

  就像“三农”现象一样,农村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由来已久。在笔者看来,我国敞开国门后汇入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三农”危机,而“三农”困境又强化了农民、农业、农村生产和生活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本研究旨在从更宽泛的全球化角度探究乡土世界社会性别同“三农”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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