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中共对新区的接管:从军事占领、政治占领到社会占领

——中共接管贵州及剿匪和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61 次 更新时间:2010-03-30 1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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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在西南诸省中,贵州是一个山高坡陡,交通闭塞,人贫地弱,文化落后,信息不畅,多民族杂居的偏远省份,自古流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在历代中央政府的眼里,贵州省地理封闭,贫瘠落后,份量轻微。中原地区的人们也多把贵州视为是一个“山高皇帝远”,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贵州是在天下大势已定的时刻,进入了双方最后的棋局。

  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是中共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句号。贵州为西南腹地,是中共在西南最先攻取,建立新政权的省份。进军和接管贵州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和接管干部班子的骨干力量,都是来自冀鲁豫区。冀鲁豫区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为中原四战之地,各种力量交错拉锯,战事频繁,斗争残酷。从革命战火中走出来的冀鲁豫农家子弟,远到大西南的贵州山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地方建立政权,承担起来完全不熟悉的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责任,这个历史跨度是相当大的。

  贵州省经济文化落后,传统社会根基深厚,民族众多且隔阂很深,偏安一隅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会道门势力强大,民间社会内聚性强,外部的统治力量很难进入。民国时期,贵州长期与中央政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以中共的意识形态话语一言蔽之,是一个“封建势力十分顽强”的地方。中共贵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团领导机关为主建立起来的,以外来政权的形式完成了对贵州全省的接管,建立了城乡各级政权组织。中共在新区的建政活动是一个铲除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建立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的社会改造过程。在西南和贵州省,这个过程是通过接管、剿匪、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减租、征粮、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来完成的。通过这些政治运动,新政权仅用短短二三年时间,就在广大城乡迅速而彻底地清除了旧政权的残余势力,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本文试图对贵州的接管、剿匪、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过程进行梳理,从中央、西南局和贵州省的政策互动中考察中共在贵州新区的建政过程、特点及相关问题。

  

  一、中共进军西南和贵州的接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告成立。11月1日,人民解放军挥师大西南,以取得共产革命在全国大陆的最后胜利。西南地区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最后的一块地盘,中共对其在军事上的攻取只是时日长短,但政治上的接管却并非易事。

  中共新政权的建立,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它不是单纯的政权组织形式的易手,而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不仅要消灭前政权残余势力,而且要改变传统的社会关系,铲除前政权的社会根基,建立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新型政权。西南地区的政情大不同于内地省份,少数民族众多,军阀割据时间长久,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传统社会的根基一直没被触动,旧势力非常顽强。中共建政的阻力不仅大于北方革命老区,而且大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华东、华南地区。

  中共是以执政党的主人公意识去接管和经营西南的,政策策略思想较之战争时期更为审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西南局对西南的政情特点非常清楚,接管西南的最大敌人是强大的封建势力。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二野和准备接管西南地区的区、营级以上干部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接管西南“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封建势力、军阀、土匪三者结合,加上流氓势力,将是我们工作中的强大敌人。我们在思想上要准备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封建敌人,应估计到国民党在那里利用封建势力进行的法西斯统治。”他告诉干部“必须懂得去到那里只有发动群众,打垮封建势力才有办法”。[1]

  西南战役打响后,邓小平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城市领导农村的方针,又提出了经营西南 “三步走”的构想。1949年10月27日,邓小平给西南工作团云南支队讲话说:西南地区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接管城乡,重点是接管好城市,搭好党政军民班子的架子,肃清残敌,安定人心,恢复秩序;第二步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用两三年时间完成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完全消灭封建剥削;第三步是农村完成土改后,工作重点又回到城市,城乡结合,全面建设国家工业化。[2]这“三步走”的步骤,政策重心是西南土地改革的完成,可以看作是中共在西南地区实施《共同纲领》的建设蓝图和政治方略。

  贵州地处在云、贵、川的中间,社会改造的政策环境也介于两省之间。在中共经略西南的社会改造链条中,贵州地位居中,各项政策的实施步骤,大致是步四川之后而先云南之前。

  贵州省在西南地区是更为封闭落后的省区,山高谷深、民族众多、民情复杂、烟毒肆虐,百姓生活极其贫困。在民国成立后,贵州很长时间是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现代化程度较低,传统势力强大。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后,国民党中央势力才开始入主贵州政局。抗战期间,中央派势力在黔虽有相当发展,但根基尚浅,多是形式上的统治。在基层社会,一向是形形色色的“土皇帝”的地盘。崇山峻岭间隔的闭塞之地,千百年来的传统统治势力一直未能触动。这些由袍哥帮会、民间迷信组织、恶霸劣绅地主、亦兵亦匪的游杂武装构成的地方势力,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相互勾结,形成了十分顽固的地方统治势力。他们盘根错节,根基深厚,历史悠久,外力很难撼动。尤其是少数民族区域,一向有自己的习俗传统,地方统治的民族和宗教背景深厚,内聚力很强,外部力量很难实施统治。

  在贵州,地方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贵州少数民族一向对汉民族有很重的敌意,各民族相互间的隔阂很深,历史上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事件。即使在国民党中央系统治的抗战时期,贵州民众的武装反抗的民变事件也不时发生,大规模的暴动前后持续6年之久。最著名的是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件”。参加武装暴动的各族民众有数万之多,席卷了黔东地区24个县,号召抗粮、抗兵、抗税,杀死县府和乡镇官吏,公然反抗中央政府,黔东一带的国民党基层政权大半被摧毁。国民党政府剿抚并用,直到1943年7月事变才告平息。[3]

  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委派黔籍中央大员谷正伦就任贵州省主席,实行“黔人治黔”的政策,加强地方控制,编练军队。[4]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西南地区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防线,在贵州也做了应变准备,除新建了十九兵团(下辖四十九军、八十九军)外,还大力扩充了地方保安团队,试图部署“游击战争”。[5]所以,中共在贵州等地建立和巩固新政权,不但要在国家层面清除国民党政权系统,即完成新旧政权的更替;还要在社会层面清除旧的传统权力体系,即“消灭封建主义和封建势力”。这是难度更大,也更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在新旧政权交替时,往往会是民族冲突的爆发期。在完成这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除了要摧毁国民党残余势力有组织的抵抗外,民族问题是更为棘手的问题。新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必须团结好少数民族,不能激化民族矛盾引起民族冲突,这确非易事。

  中共接管和经营西南,虽是挟胜利之威,乘破竹之势,但面临的困难也很突出。就中共方面讲,是环境陌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干部不足。主要有二:一是缺乏干部的问题;二是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

  干部问题是接管大西南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共接管江南广大新区,适用的干部已分配完毕。轮到进军西南时,接管干部严重短缺。邓小平称:“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一是数量少。去接管七千万人口的大西南的干部,县级以上约1200人,区村干部约5000人,共6200多人。这比接管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江西省的干部并多不了多少。[6]加上西南服务团在刚刚接管的宁、沪、苏、锡、杭等地新招收了一万多青年知识分子。[7]再加上云、贵、川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平均分配到西南地区的七个省级单位,每个单位只能有一百多名县以上干部,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接管大城市的干部。二是质量弱。接管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中,刚吸收进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没有经受革命的历练,暂时难以大用;从北方农村根据地来的干部,虽然政治上可靠,但文化水平较低,对西南地区一般都比较陌生,习惯于革命战争的经验,工作方式较为生硬简单。这两个问题,在接管贵州的干部队伍中更为突出,“主观力量”更是严重不足。

  一方面,接管贵州的干部数量少,共计八千多人,其中冀鲁豫南下干部三千多,二野五兵团(冀鲁豫子弟兵团)先后转到地方的二千四百多,其余为新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8]分配到各县区的干部,每个县不过数十人。而且这些接管干部大都是来自冀鲁豫区,对贵州的情况十分陌生。许多人都认为贵州是一个偏僻荒凉的不毛之地,山高路险,地瘠民贫,野人出没,瘴疠流行。一些干部甚至把去黔工作视为畏途,愿意南下不愿西进,愿去四川不愿去贵州。[9]邓小平当即予以严厉批评,斥责为害怕艰苦,宣布对不服从命令者一律开除党籍。[10] 另一方面,在云、贵、川三省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贵州的工作基础较为薄弱,破坏较严重,能够配合接管工作的本地力量较小。所以,中共外来的接管和经营贵州省的“主观力量”,就显得更是既“少”且“弱”了。贵州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各项社会改造工作的实施,“主观力量”的困难更大于其它地区。

  接管和经营西南是中共收取胜利全功之关键,处理好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又是接管和经营西南成功之关键。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十分复杂,各民族的鉴识工作尚未开展,许多问题都不清楚。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共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将处理好民族问题列为西南工作的首要问题,要求将其作为西南一切工作的出发点。1949年9月20日,中共二野前委在准备进军西南时,即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和《进入少数民族区域内的一些注意事项》,要求全军严格执行。[11]邓小平深知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一再强调“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极端重要”,各级干部必须审慎行事,切不可超之过急。[12] 在接管和社会改造的部署上,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均是将民族问题放到制定政策策略的中心位置,按照汉族居住区、民族杂居区和少数民族区依次推进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只有在少数民族自己同意的基础上才进行。

  贵州是中共进军大西南最先攻取并建立新政权的省份。邓小平和中共西南局对贵州的接管工作极为重视,以二野五兵团为主力攻取贵州,成立了以五兵团政委苏振华为首的贵州省委。要求他们在进入贵州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并指出“新区问题极复杂,应从各方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你们对下级亦应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13]五兵团在进军前在全军上下进行了充分的政策教育,进入贵州后,不但进军神速,在执行纪律和民族政策上尤其有良好表现。邓小平对此甚为满意,表彰五兵团“在进入贵州的阶段中群众纪律特别好,得到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14]。

  解放军进军西南时,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人心惶惶,人民解放军颁布的“约法八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广为流传,影响巨大。在中共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感召下,国民党西南守军全无斗志,已经组织不起来有力的抵抗。解放军11月10日进入贵州,15日占领省会贵阳,12月底占领了贵州全省大部地区。贵州国民党军队六万人,受降的部队(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共约四万三千多人。[15]不到两月时间,解放军即攻取了贵州、四川、云南等地,提前两月完成了西南战役计划,歼灭和招降国民党军约九十万。

  随着军事胜利,中共接管了广大的西南地区。此时,中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接管政策和成熟经验。在西南地区的接管,对旧政权的人员和武装,按照“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进行招抚并施以宽大政策。贵州是西南最早接管的地区。邓小平明确指示中共贵州省委,“对所有接收的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16]。1949年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宣布了“不咎既往”、“立功者奖”的政策,在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产生了强烈影响,使他们看到了新政权的宽大为怀,促成了退缩在贵州西部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起义。在巨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感召下,解放军所到之地,大多数旧人员和保安武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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