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忠桥:拯救平等:科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两个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6 次 更新时间:2010-03-29 15: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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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忠桥  

  

  摘要:科恩从“在一个分配正义占优势的社会中,人们在物质方面可能得到的利益大致上是平等的”这一平等主义的命题出发,论证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没有证明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正义社会的特征,也没有确立被罗尔斯视为正义的不平等的正义性。

  

  关键词:基于刺激的不平等;差别原则;正义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对它以后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尤其是对西方左翼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却关注不够。为此,本文将集中阐释著名的左翼政治哲学家、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在其代表作《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从平等主义出发对罗尔斯差别原则提出的两个批判。

  

  一、差别原则没有证明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正义社会的特征

  

  科恩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提出,他试图拯救“这样一个平等的命题:在一个分配正义占优势的社会中,人们在物质方面可能得到的利益大致上是平等的。分配正义不容许那种深层的不平等,即由对处境好的人提供经济刺激而驱动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正是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所认可的一个正义的社会所展示的东西”。[1](P2)

  众所周知,差别原则是罗尔斯讲的正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2](P14)科恩指出,罗尔斯的这一说法表明,他之所以认为这些不平等是正义的,只是因为它们对于改善处境最差的人的境况是必要的。然而,认真阅读一下《正义论》中的相关论述就不难发现,对罗尔斯讲的为差别原则所认可的不平等的必要性实际上可做两种解读:一种是严格的解读,即不平等的必要性只是对于使处境最差的人境况变好而言,它与人们的意图无关;另一种是不严格的解读,即不平等的必要性只在于给有才能的人以经济刺激,否则他们将不努力工作而这会使处境最差的人的境况更坏,因而它与有才能的人的选择即意图有关。科恩指出,在罗尔斯的著作中,对差别原则的这两种不相容的解读都能得到材料的支持。他对人们在正义社会中表示要矢志于差别原则精神的那些论述,是对它的严格的解读,这种解读与他对博爱的论述是一致的。然而,由于罗尔斯同时还赞同基于刺激的不平等,他又把这种与有才能的人的意图相关的不平等视为差别原则可以接受的。在科恩看来,即使罗尔斯关于经济刺激的有利后果的因果性描述是真实的,而且无论差别原则本身正确与否,差别原则都没有证明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罗尔斯本人讲的正义社会的特征。

  首先,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正义的与罗尔斯讲的正义社会的共同体特征相矛盾。罗尔斯描述的正义的社会,即他称之为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其公民完全愿意遵从正义要求的共同体。所谓共同体,其基本含义是存在某种一致性,就罗尔斯说的作为一个正义社会的共同体而言,它指的是这一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出于一种由正义原则赋予的正义感来行事。对于这一点,罗尔斯在其著作中有很多清楚的论述。例如,罗尔斯告诉人们,在正义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接受,并且知道别人也接受相同的权利和正义的首要原则”,“在日常生活中的各方都肯定并且遵守(那些)首要的正义原则”。而对那些原则的完全遵从意味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按照它们来行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按照那些原则行事”,他们的“完全的自主性得到了实现”,“因为他们的正义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不难看出,罗尔斯的这些论述意指的是,在他所说的正义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动机都是受正义原则制约的,而他讲的正义原则无疑包括差别原则。前边表明,差别原则认可的不平等的正义性只在于它们对于改善处境最差的人的境况是必要的。这样说来,如果那些有才能的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根据”一种致力于首要关注处境差的人的差别原则来行动,那他们怎能还要求那些基于刺激的不平等呢?当他们要求这种不平等的时候,能认为他们的“作为道德的人的本质”“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了吗?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还讲过这样一段话:“通过避免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结构中利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的结构中表达了相互尊重。”[4](P17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罗尔斯讲的正义的社会中就不会存在要求那些基于刺激的不平等的人,因为他们将不会利用他们的偶然天赋和社会优势,而且这段话还说,如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是缺少那一社会结构所要求的对其他人的尊重。既然这样,那罗尔斯为什么还认为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正义的呢?科恩指出,这种认可包含这样一种意思,即处境最差的人从基于刺激的不平等这一点受益,只是因为如果取消了这种不平等,有才能的人就将不努力工作从而降低生产率,而其结果将无益于处境最差的人的境况的改善。

  因此可以说,差别原则如可用来辩护基于刺激的不平等,那只是在有才能的人违反差别原则本身的正义精神的时候,因为如果他们明确遵从作为正义原则的差别原则,他们就不需要导致不平等的经济刺激。这样说来,罗尔斯对基于刺激的不平等的认可就与他对正义社会的理解相矛盾,因为这种认可预先假定了一种非共同体的社会模式,在这一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获利的机会或获利的障碍来考虑,这显然与他讲的为一个共同体的正义的社会的特征,即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动机都是受正义原则制约的相矛盾。

  其次,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正义的与罗尔斯强调的正义社会的博爱观念不一致。在罗尔斯描述的正义社会中,博爱是一种是“重要的价值”[5](P15)。在罗尔斯看来,认可基于刺激的不平等体现了对处境最差人的博爱,因为这种不平等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境况。对此科恩指出,这只是罗尔斯的一种幻想。因为这些人的更好的境况只是由那些比他们处境更好且也许好得多的人追逐私利给予的,而根本不是他所说的博爱的实现。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把博爱描述为“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不是有助于境况较差者的利益,就不想获得较大的利益……一个家庭的成员通常只希望在能促进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时获利。那么按照差别原则行动正好也产生这一结果”。[6](P105-106)在科恩看来,只有对差异原则做严格解读时,按照这一原则行动才能产生罗尔斯所说的结果,因为“只希望在能促进其他成员的利益时获利”是与追求基于刺激的不平等的欲望不相容的。实际上,罗尔斯的“如果不是有益于境况较差者的利益,就不想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句话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这句话意指的是除非他们获得某种东西(无论多么少)吗?如果是这样,那它就没有满足差别原则规定的把境况较差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准则,而且它也绝对满足不了博爱观念的要求。那这句话意指的是除非他们的所得并不会使境况较差者的所得少于需要的所得吗?如果是后者,那在可行的选择足够多的条件下,它意指的是获取平等。为了说明这一点,科恩设计了这样一个例证:兄弟两个,A和B都住在纽约,他们在那里的益处程度分别是6和5;如果他们搬到芝加哥,他们的益处程度会分别上升到10和5·1;如果他们搬到波士顿,他们的益处程度会分别上升到8和7。罗尔斯的博爱观念与A提出他们搬到芝加哥相一致吗?如果认为相一致,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罗尔斯的博爱观念讲的是把境况较差者的利益放在首位,那根据这一理由,就应选择波士顿,而且,在一个对再分配没有任何阻碍的可行的选择中,如兄弟俩在芝加哥每人都能有7·5的益处,其结果是平等。

  科恩说,就他所论证的问题而言,可以考虑一下罗尔斯的这段话:“天赋更好的人(那些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占有更幸运位置的人,而从道德上讲他们对此不是应得的)被鼓励去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已经从这种分配的幸运位置受益了,但条件是他们应有利于较少天赋的人(那些在这种分配中占有更不幸位置的人,而从道德上讲他们对此也不是应得)善的方式培养和使用他们的自然天赋。”[7](P123)他接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根据差别原则的要求,即基本善方面的不平等被证明是正义的只是当它对于扩大较少天赋的人的善是必要的时候,那就这段话中所讲的“条件”而言,对天赋的培养和使用必须有多少贡献给较少天赋人的善?从所引用的那段话来看,可以认为,其数量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尽可能多,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数量,无论它有多小。但差别原则要求的却是较少天赋的人在基本善的分配中获得的同天赋更好的人一样多:天赋差的人天赋更好的人

  A没有培养5 5

  B培养和使用(Ⅰ) 6 9

  C培养和使用(Ⅱ) 7 8

  D培养和使用(Ⅲ) 7·5 7·5

  根据对所引那段话讲到的条件的解读,并与那段话的其他内容相一致,B虽然比A展现为更不平等,但它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对较少天赋的人不利(与C相比)。但根据差别原则,B是不能接受的,因为C是可能的,而且它的可能性确立了B中的不平等比对使较少天赋的人的境况变好而言是必要的不平等更大。然而,可行的选择通常还包括D。

  科恩说,除非因为如果平等的分配有天赋的人就不愿生产的更多,而这与罗尔斯的博爱观念不一致,为什么平等的分配增加的产品将会不可能呢?可见,运用差别原则很难证明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因此差别原则将会要求D。简言之,赞同基于刺激的不平等与罗尔斯描述的正义社会的博爱观念相矛盾,罗尔斯要么必须放弃赞同对有天赋的人的经济刺激,要么必须放弃他的博爱观念,而博爱观念却是值得坚持的。

  第三,基于刺激的不平等在当代的存在虽有其合理性,但不能由此认为它们是正义的。罗尔斯说:“一个处在原初状态中的人将承认这些(为刺激所要求的)不平等的正义性,他若不这样做确实是目光短浅的。”[8](P150)科恩认为,这段话中的“目光短浅”虽然用词不当①,但它无疑包含着这样一种主张:不承认基于刺激的不平等的正义性将是错误的。他对这一主张的回应是:如果我们在完全遵从正义原则的假设中谈问题,那我们就既不需要也不应该承认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正义的。科恩指出,由于被罗尔斯构想为支配一个正义社会的原则,差别原则把现存的对使处境最差的人获益是必要的,但这种必要反映的是有天赋的人的意图的那些不平等,谴责为不正义。然而,如果考虑到那些不平等是必要的,那纵然因为上述理由,消除它们也将是草率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关心处境差的人,那我们有时也应当承认刺激的必要性,就如同我们有时甚至应当满足绑匪对赎金的要求一样。但我们这时不是在根据严格解读的差别原则行事,因为根据严格解读,它是支配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即这一社会的人们都是由它所激励的。我们这时是在根据不严格解读的差别原则行事,这种不严格解读的差别原则赞同基于刺激的不平等,并被应用于那种为人们熟悉的不正义的社会中。根据刺激性的报酬确实不可避免的假设,那些基于刺激的不平等的存在可被证明是合理的,但由此不能得出在提供它们时没有出现不正义这样的结论。说得更明确一点,当有天赋的人是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才决定努力生产时,付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以使他们努力生产并因而使处境最差的人境况变好是合理的,但根据差别原则所确定的标准,这些人此时的态度是不正义的。因此,根据严格的罗尔斯的正义的观点,赞同基于刺激的不平等的不严格解读的差别原则不是一个正义的基本原则,而是一个操纵人们的不正义的原则。而它之所以不是一个正义的基本原则,是因为它给予那些冒犯正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者以好处。

  科恩说,当基于刺激的不平等对于使处境最差的人获益还具有必要性时,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是明智的,但认识到此时的社会不是建立在正义之上也是明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关键问题是,人们不应该像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那样假定,“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这意味着“如果法律和制度是不正义的时候,它们就必须改革或废除”。因为有时正义是达不到的,而且我们无奈地接受其他东西会更好。例如,当不付赎金就不能使孩子从绑匪那里回来,即当正义的结果无法获得时,那交付赎金从而使所有的人(绑匪、父母和孩子)都比拒付赎金处境更好,这无疑是更可取的。此外,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正义在匮乏的条件下并不是制度的首要价值。在这样的条件下,正义的分配不可能实现,如硬要实现它,可能会使每个人的境况更差,因此,此时不正义的法律和制度不应“改革或废除”。而且马克思主义讲的匮乏不是指生活用品的缺少,而是指更为广泛的环境,即为了保证或许是相当合理的生活用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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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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