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当代中国农民寻求外出——迁移的潮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6 次 更新时间:2010-03-29 13: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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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在当代中国,农村社区人口的非农活动正逐渐成为最具社会-经济影响的现象,它不仅大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城镇的格局,而且同样重要地,它对农村本身的发展、对城-乡关系的改变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年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走出本村本乡本县,在整个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寻求谋生就业,并开辟新的生活空间,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今天,农村人口外出在规模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既是对社会-经济变迁的总体内容的反映,又是它重要的社会——经济后果。

  黄宗智在对中国的华北和江南农村的研究中发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在中国进入改革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城市工业化与乡村的落后并存。(黄宗智,1985,1990.)他指出这类现象是与经典的(实际上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范式相悖的,这不仅表明在中国研究中存在着范式危机,而且也说明,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见黄宗智,1994.)

  黄宗智的研究是继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之后,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探索。费和黄都注意到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意义,黄还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在长江三角洲的蓬勃兴起,第一次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他称之为农业过密化的趋势。

  应该注意到,费和黄的研究,主要是以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的经验发展为依据的。从八十年代末以来,一方面,中国的乡镇企业继续发展,尽管至少就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速度已明显减慢,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现了(或被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包括诸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的配置上的非优化,对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使用,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以及在更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被迫或志愿转制(包括

  私营化、与外商合资、被兼并、出售或倒闭)等问题;另一方面,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内陆和西北西南农村,并不象八十年代一些比较乐观的估计那样,乡镇企业也会如江南以及广东等地那样跟着迅速发展起来。当然,熟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差异的费和黄从来不曾作过类似的乐观估计,费还明确提出了有别于苏南小城镇模式的西北发展方案。但他们当时的研究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种种新情况,其中之一,就是大量农村人口寻求外出迁移或季节性务工。

  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包括长期性和短期性、长距离和短距离、务工务农的和服务经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许多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推动,因为它被看成是一种通过平衡和连接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以及富人和穷人,从而保障中国社会整体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和途径。通过改革原有的制度安排,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不仅为正在增长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否则这些劳动力将被怀疑成四处游荡、无所事事、成为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巨大包袱的潜在因素),而且也为新的正在兴起的非农产业提供必要劳动力储备。它被认为有利于高效率的现代农业的出现,有利于财富的迅速增长,同时也有利于收入来源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此外,向外输出劳力被看作是扶贫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驻扎在气候恶劣、穷乡僻野的地方政府和国际发展组织总是以鼓励和促进向外输出劳务为工作重心,它们将这种方式当作村民们不用借助任何优先的或大规模的投资就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的一种最迅速、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办法。根据这种思路,留下来的村民将收到汇款,因此也能分享外出者日益提高的现金收入,而且随着其他家庭成员的的外出,家庭内的相对和实际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提高。

  本文将以1994-1995年期间由作者负责实施的一项微观调查研究的部分资料为依据,提出以下问题供讨论:1)。正如黄宗智在他的研究中所提到的那样,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压力下,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中国的农民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本文作者由此提出“生存理性”的概念,以别于所谓的“经济理性”(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即是说,中国农民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条件下,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这些农民主体在这种生存理性驱动下,究竟是选择走过密化农业道路,还是就地发展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或后来的乡镇企业,还是外出异地打工、拾荒、经商,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也要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尤其是制度性条件,例如结构性的城乡关系格局以及由此产生并体现这种格局的就业用工制度,户籍身份制度及粮油管理制度。2)。不论他们的有目的明确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多么具有现实依据并因此显得多么合情合理,这些有目的的活动,如就地办乡镇企业或异地打工,所产生的诸多后果,并非都是他们当初所预期所期望的,而他们在自己的活动所产生的这些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面前,不断地反观和省视自己的活动,并不断地改变和调试自己,并因此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不断地打破旧有的结构性资源-规则格局,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种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都总是具有“正面”的意义。

  

  (一)

  

  在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力就地和异地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描述和阐释的时候,本文作者认为,首先,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而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约,村民们即使再想外出寻求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无法对此施以具有实际意义的步骤,反之,若没有这样的寻求非农活动的冲动,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性安排,对村民自己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活动中挣得现金收入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而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的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的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仅会经过权衡比较而不断说服自己当初选择寻求非农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还会重新审视自己当初的目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初的目标。最后,正是因为行动者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行动的"规划",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被行动者自己预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们当初的初衷,更不是一定都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对农村人口外出寻求非农活动的现象作如下假设性陈述:

  第一,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的格局是中国数亿农民,或更准确地说,他们中数量和比例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早晚要走出农业走出农村的一个“客观”原因。如果我们仍然按照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划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那么,无论统计上有多大的漏洞和误差,也无论中低产田的改造尚有多少余地,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服务的开展还有多少文章可做,现在的农村人口的平均耕地面积也仍然可以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力是富余和剩余的。这实际上也许是最明白无误的社会现实和中国国情。

  问题:人多地少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情况,为什么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今天这样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外出和转移?

  第二,传统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低下,使农村劳力逐渐意识到务农不如务工经商服务打杂,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包括其中并非“剩余”的部分,纷纷转向非农活动和非农职业的强大的市场因素。人均耕地虽然很狭小,但是如果在这块狭小的耕地上也能够产出至少并不低于务工经商服务打杂的收入,而且这些收入也已经足以使农户家庭维持并延续其还过得去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排除总会有少数人冒险,但在逻辑上,农村的大量劳力就没有必要以更高的代价和风险去寻求并从事非农活动。

  问题: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并非始于今日,比较收益低下也可以在分田责任制实施以前就看到,为什么那个时候并无今天之“民工潮”?

  第三,原有的就业用工、户籍管理、粮油票证以及医疗、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是限制农村人口离开农村离开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和传统副业)的结构性条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普及,当这些制度要么基本上取消,如粮食凭票供应制;要么很大程度上改变,如城镇的就业用工制;要么被行动者自己有意无意地冲破或改变形式,如户口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身份证制度取代,等等。这些制度原来都曾以一种相互配合的系列形式,严格地束缚着亿万中国农民,而作为行动规则,它们把资源或对资源的利用机会都分割成供城镇人口的和供农村人口的,从而使得亿万在农村社区里生产、生活的人们即使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困境,即使意识到务农的比较收入太低,即使想在本地或外地向非农转移,一旦实施起来都是极其缓慢的。

  问题:如果是这一套制度框定了行动的规则、分割了资源的配置形式,那么,在这一系列制度、规则颁布和实施之前(比如1950年代以前)的时间段里,为什么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外出或转移?

  第三,城镇和农村社区有没有提供在非农行业和领域里就业的机会,是广大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外出或转移与否、外出或转移多少的重要“外部”环境条件。在明清以来的几个世纪时间里,虽然农村的人多地少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也还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制度性格局,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等诸多原因,城镇本身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迟缓,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么不断地卷入过密化的传统农业特别是是粮食作物的生产,要么也只好在农村社区内或者改种经济作物(如棉花)或者发展家庭手工业、小商业,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中的收入不足。这种现象,在江南和华北都比较明显,出现了所谓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的局面。

  问题:如果有如此严重的人多地少压力,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主要地都选择了过密化或内卷化,而没有想过自己去开辟或创造非农行业里的就业机会?

  第四,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内忧外患、城镇化工业化进展迟缓等原因外,在明清以来较长的时间内,大量农村人口面对人多地少的局面,之所以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所谓过密化的道路,而没有主动创造各种非农就业机会,特别是开辟工业发展的道路,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文化层面上,他们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所以,虽然同样是人多地少,也没有就业用工、户口粮油等制度的严格限制,非农活动没有成为大量农村人口谋生的主流形式,是因为农民们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不是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在人多地少、灾害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农户在生产活动中考虑的主要之点,实际上是如何确保在维持全家的生存的前提下,挣得最低收入。避害第一,趋利第二,而且,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敢想什么“最大利润”,即是说,只要还“有口饭吃”,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

  问题:这种“象恶梦一样的”传统,为什么对今天的农村青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置“传统”(包括老人的责难)于不顾而毅然外出?

  第五,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也正好是整个社会逐步走向开放,由于这个时候的年轻农民大都具有小学教育以上的文化水平,也由于现代文明及其种种表现形式随着传媒技术产品的正日益普及,电视机也逐渐地进入到农村社区甚至农户家庭,青年农民的视觉和思维空间都已经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的价值取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是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重要文化背景。对新生代农村人口来说,他们不仅仍然面对着人多地少、务农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而且对他们来说,“乡”、“土”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的文化意义,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横向的比较,再加上城镇发展所提供的大量(哪怕是临时的繁重体力)工作机会,在日益松动的体制约束面前,离开农业,走出农村,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问题:这是不是说,正在出现并席卷中国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消费主义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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