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关于发展的几个关键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7 次 更新时间:2010-03-29 13: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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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发展主义

  

  发展主义是现代化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在现代化话语语境下,“发展”的内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而是源自十七世纪以来欧洲的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进步”、“进化”的观念,并在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其他地区和社会的援助和贷款项目实施过程中日益成型的一套“战略”、“规划”和“方案”。在这种“发展主义”的模式内,“发展”包括了诸如工业化、城市化等内容,这些“××化”是现代化的一些方面,而现代化本身,却只有一个:西方的现代性的实现或扩展过程,其他地区和社会的“发展”(或“现代化”),不过是源自西方的这个现代性的(褒义地说)扩展或者(贬义地说)扩张而已。

  吊诡之处就在于,即使是批评“发展主义”,或对现代性带有批判性的理解,也常常是以欧洲的“发展”为蓝本和依据的;即使这些批评和批判看到了欧洲以外的发展,包括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积极的接受、融合、创新,和各种形式的怀疑、抵抗,等等),也主要是将欧洲作为“发展”的原生形态,欧洲以外的变迁无非是如何受到西欧的发展模式的影响罢了。

  换句话说,发展主义语境下的所谓“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是在现代化话语语境内,如何以欧洲近三-五百年的变迁模式为依据,又如何学习、模仿、追踪欧洲模式的过程。

  比较典型的“追赶”实践,在早,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的“脱亚入欧”,以及本世纪前半段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志士仁人“寻求富强”的种种努力。但是真正将“发展”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由国家推动的“赶超战略”和建设规划,并因此使之成为压倒优势的“发展主义”话语,是二战以后。那时,一方面是“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复兴的推动作用和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援助(包括发达社会派出的专家对格外、各地的设计与顾问),另一方面是前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采用的“赶超”战略。尽管它们之间有许多差别,但有一点是类似的:“发展主义”的关注点,在于经济(特别是以GNP/GDP和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增长和财富(以财政、税收和总产量为标志)的积累,而支撑“发展主义”的理念,是源自启蒙时代的线性进步观和历史阶段论。

  线性进步观的关键,不只在于其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认为历史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主线”的“宏大叙事”。历史的阶段论确信社会的“进步”是按照既定的步骤或阶梯由低向高逐渐演变的,它背后贯穿的“主线”无论是黑格尔式的“逻辑”,还是宏大历史的“线索”,都预设了社会(其实是民族-国家)具有某种内生性或内发性的进步因子,哪怕尽管可能也会有“突发事件”(政变、革命、战争、瘟疫等)一时打乱这条发展的“主线”,但是历史不可能跳跃,更没有什么“断裂”,充其量是延缓了或加快了进步的步伐。

  这样,才有了关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的区分,以及如何由前者走向后者的“发展方案”:现代化、工业化、法制化、城市化;也才有了“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欠发达社会”,以及“高度发达社会”、“中度发达社会”、“新兴工业社会”等等类别和概念。

  是在“发展主义”话语框架内,不仅在理论上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贫困问题”,而且也在政策上有了“减贫计划”或扶贫项目。贫困,绝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指标就能测量的“客观事实”,更不只是如何使这种测量更“精确”、更“科学”,而且也是在“发展主义”话语中才有意义才可操作的“难题”。不论这些援助项目设计得多么周密,这些咨询专家工作得多么努力,他们大都怀有现代化的普遍主义的信念和科学主义的素养,把按照普遍主义和科学主义设计的方案套用到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去指导各国各地区各种项目的实施。由于在“发展主义”的框架下由发达社会的政府和专家们为“发展中”(或欠发达)社会设计出来种种方案,在战后几十年的实践中一再遭受挫折并引发出许多新问题,才又迫使人们去考虑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或者,即使有所发展,也要么是“依附性的”,要么是“破坏性的”,以及怎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和“以人为本的”。

  旧式的“发展”(例如以GNP/GDP为指标的增长),不仅忽略了诸如环境-生态问题(比如没有把污染的代价计入成本,更没有考虑生物物种的灭绝或生物链的破坏对将来世代的灾难性后果),人文协调问题(社会成本,如信任、安全、互助与团结等要么不成为问题,要么会随着GNP增加而迟早会被解决),而且更是用“排他性的”逻辑来规划发展纲要,结果,有时候反而是GN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反而就有一批人落入了“贫困者”(如失业者)的行列。而且,对“失业者”的统计,本身也常常并不包括那些实际具有劳动能力却制度性地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也就不算“劳动力”或“就业后备军”的社会分子,例如妇女(在家务劳动不被承认为社会劳动之一部分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型内,她们被命名为“家庭妇女”),或者在押的犯人(如在美国,一旦入狱,就不再在统计上列入“失业者”)。

  在以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扶贫项目”中,往往为了增加账面上可计算的收入而严重忽视为增加这些收入而付出的代价(成本)。例如,当“贫困线”被设定以后(通常,设定的标准与其说是技术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为了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在社区范围内引进项目,在家庭成员中增加劳动投入,结果,也许是人均收入上去了,但是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了。

  更糟糕的局面还包括: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也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而下降,医药支出也随之增加,最后,那收入上的增量还不足以抵消劳动者的(体力的和现金的)付出,更不用说他们在彼此信任、社区安全等方面的所失,例如由于男性离乡外出(他们成了城市里的新型贫困者)而导致的家庭关系的松散或残缺,再例如乡村社区(包括其服务与互助)的败落。

  “发展”是无限的吗?有人用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来合法化“发展”的无限性。但是,他们忘记了,欲望实际上是被体制和体制下的机构(例如商业财团)制造和再生产出来的。而“发展”之所以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可利用资源不是无限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在“发展主义”的驱使下,正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寂静的春天”。

  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还有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也有许多资源本来并不算少,所谓“匮乏”,除了保证人类的肉体存在之基本需要外,是相对于社会地定义的欲求和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发展主义”的悖论,一方面是生活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的部分人已经患有发展的“疲劳综合症”,他们普遍感到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增加和收入增长并没有意义,同时又感到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是欠发达社会老是发展不起来的苦恼,它们差不多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方案都想到了,所有能实施的项目都实施了,却发现“发展”还是那么遥远;或者,虽然GNP和人均收入确有增加,但是大多数人实际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改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反而是下降了;并且,由于在计算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的时候,每每是把社会成本(诸如安全-信任,福利-保障等等)和环境成本(生态-污染等)排除在外(或者,叫“外部成本”),在许多地区,普通人实际的生活质量不只是相对下降了,而且绝对地看也下降了。

  UNDP《1999年年度人文发展报告》显示:“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1上升为1997年的74:1。”同时,拿美国这个“最发达”、“最富裕”的社会来说,20%的人竟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贫困—发展”的二元关系的设定,是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乡村—都市”二阶段进步论密切相联的。类似的二元结构,还有诸如“政府—市场”、“国家—社会”、“个人—集体”、“国有—私有”,等等。它们都忽略了社会建构过程的多元性和在此过程能动者(Agency)与所谓结构之间交互和渗透。

  超越二元论,绝不是说不要现代而要回到传统,不要都市生活而要固守乡村,不要市场而继续由政府大包大揽,不要法制而或者有法不依或者无法无天;恰恰相反,既然是超越,就是要破除那“要么…,要么…”的格式,并试图去寻求别的可能性(Alternatives)。即使是现实中还没有的东西,也绝不构成不能想象的理由。既然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发展模式,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在话语介入下和对话语的“双重阐释”下被社会地反思地建构起来的,那就不能禁止寻求其他可能性的创新和想象,甚至也包括乌托邦的想象。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而在于:所谓“发展”是在什么话语和模式下展开的?它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按照“投入—产出”、“成本—效益”来计算,也需要问一句:哪些东西(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等)没有被纳入计算?哪些人(妇女,老人等)没有获得机会或被排除在外了?贫富悬殊、地区差异、阶层-族群冲突等,究竟是通过“发展主义”设计的梯度推进或阶段进展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的“自然过程”或“技术过程”,还是包含了更深刻的结构性难题和认同性难题?这些难题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良性博弈”或总是按照“帕累托优化”去加以解决或缓解?如果说,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也包括生态的和伦理的,那么,还必须去仔细分析,这些风险是不是被人自己制度性地制造出来的(institutionally manufactured)?它们是不是与我们的“发展主义”话语有关,在这种话语下,人类总是摆脱不了一个又一个的悖论?

  

  环境与生态

  

  环境—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全球范围的环境—生态一直在恶化,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扩展,温室效应,有害气体排放量急增,臭氧层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不仅危及到人类的物质生存,而且加剧了全球和地区范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族群的冲突乃至危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物质资源相对缺乏(在全球排名160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接轨”的步伐的加快,资源与开发的矛盾、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迅速激烈化和外显化。近年来,黄河断流,长江泛洪,淮河变黑,西北等地的快速荒漠化,华东、华南等地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等,危害着很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剥夺着他们的生存权利;许多城市的垃圾公害和食品污染也正在对人(特别是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威胁。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有3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3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上千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5%,这意味着环境—生态代价几乎将抵销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从整体上说,淡水缺乏,水质与大气污染,土质退化,耕地减少,水土流失,酸雨增多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也只有在经济增长起来以后,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

  需要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全世界并不缺乏对环境—生态进行必要的和基本的保护的科学技术,全世界的资金也足以用来解决诸如水质的大面积污染和大气的工业污染这样的问题,但环境—生态恶化还是在一步步加剧。这说明,环境—生态破坏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环境—生态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

  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水资源都严重缺乏,但即使是在这些严重缺水的地区,仍然不时掀起大兴土木的热潮。高级宾馆高档写字楼层出不穷,而一个三星级宾馆的标准间的设计供水,居然是每天一吨。很明显,只是笼统地说缺水,不是毫无意义吗?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国,每年需消耗全世界年开发能源的34%,人口不到20%的发达国家每年需消耗全球能源的80%,但与此同时,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利益,至今仍然拒绝在全球保护大气的国际协议上签字。那么,笼统地说大气污染需要治理有什么意义?究竟是所有的人都缺水、都在污染大气,还是一部分人缺水、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是哪一部分人缺水、哪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缺水、大气污染这类问题,仅仅是个科技问题,或者,仅仅靠科技进步就能解决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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