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0 次 更新时间:2010-03-24 17: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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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变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推崇弄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所以,中国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报界的呼吁,也不光是趋新的知识界的共识,在野有实力的士绅,比如张謇、汤寿潜,在朝的大臣,比如张之洞和袁世凯,甚至一些王公亲贵,溥伦、载泽,甚至当政的奕劻、铁良也做如是之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严复,也得感谢义和团,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注入了这些大人物的大脑。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学习日本,仅仅是个刚刚开了头就断掉的序曲,那么,清廷新政时期学习日本,才真是热潮。不仅在短时间内,几万人涌入日本留学,而且日本的专家,从军事教官到幼儿教师,也成批地来到中国。当时朝野的立宪呼吁,其实也是比者日本来的。其实,按制度史上的分类,当年日本的制度,还谈不上是君主立宪,仅仅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有宪法,但君权还是高过民权。当时的世界,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而日本其实是学德国的。此时的中国立宪,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国说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只是,中国朝野钟情立宪的人,原本是同床异梦。有的人拿日本说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陈仓,最后真的搞立宪。有的则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权至上。更多的人,其实对什么叫立宪,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享权力。醉心立宪的人,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真是糊涂。

  不管大家肚子里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归留学生们几番进宫讲课的开导,或者忽悠,其中就包括后来被骂成卖国贼的曹汝霖。西太后被告知,立宪之后,满清皇室的权力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巩固。无论她真信还是假信,日本的样子摆在那里,列强的虎视眈眈在刺激着她的神经,不由她不动心。即便如此,她还是要“眼见为实”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为耳目,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端方是满人,而徐世昌和戴鸿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走马观花,体会不是没有,但考察报告的撰写,最后却偷偷落在梁启超手里。这样的报告交上去,朝廷没有理由不动作了。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9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此前为预备立宪期,在预备期实行立宪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各省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就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

  

  一、保中国与保大清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这是戊戌变法时就提出的问题,保守派借此刁难质疑改革者的。在清朝预备立宪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而言,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满清权贵,则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之后,实力大增,不容小觑。而革命党则是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其实,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是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步骤,是日本完成吞并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 议题。其实,就算是满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对于在朝当政者,保中国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国,大清也就没戏。如果有人热心积极地保住了中国,同时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逐鞑虏的时候,大清的人,最佳的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一起,积极推动立宪。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所以,尽管1908年拍板预备立宪的西太后和光绪死去,接班的皇族亲贵,少不经事,拼命抓权,但对于立宪却从不含糊。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儿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所以,在他的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只是,这些少年亲贵,仅仅坚持了立宪,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却不甚了了。似乎在他们眼里,只要按既定方针立宪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国,或者说大清就可以安全了。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全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规模比较大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以及1907年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在这次半流产的起义中,安徽巡抚被杀,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惊。1908年和1909年安庆和广州新军起义,成建制的新军发难。各地的小规模流产的起义,简直不胜枚举。这些起义暴动,都或多或少跟清朝的预备立宪有关。1905年,由光复会暗杀团精心组织的暗杀五大臣行动,直接就是冲着立宪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人不怕清政府“坏”,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变好,迅速实行立宪改革。但吊诡的是,恰是这一系列的起义和暗杀,从反面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即便决策的西太后和光绪死了,接班的满清亲贵,在揽权、收权方面相当积极,但却一点都没有停止立宪的步伐。他们的唯一失策在于,这些少不经事的少年亲贵,居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立宪,组织国会,不仅仅是制定一个宪法,产生一个立法机构,而是崛起的汉人士绅要跟他们分享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政以及资源的控制上。事实上,在清政府认真推行立宪准备的这段时间里,革命党的起义和暴动,的确受到了极大的遏制,知识界和新军的部分人士,对清政府都答应立宪了,革命党还不依不饶坚持暴动相当不解。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和暴动,不可谓不卖力,但对清政府的威胁却并不大。整体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矿权,以及推出皇族内阁之前,他们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统帅黄兴亲自指挥发动的广州起义,也莫名其妙地失败了。清政府最终雪崩式的垮台,就是因为不仅不回应立宪派的几次立宪请愿,而且疯狂收权,排斥汉人。让几乎所有知名的士绅,都大失所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正是满清的亲贵,给了作为低俗者的革命党人最大的机会。

  

  二、从谘议局到资政院

  

  朝廷要立宪,对于传统的士绅还是新的知识界,都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此时,尽管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已经传到了内地,当年满清入关的暴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部分新学堂学生和市民,多少有所耳闻。但是即便如此,士绅、市民和学生,还是相当兴奋,他们纷纷上街提灯庆祝,人们彻夜狂欢,高呼皇帝万岁,立宪万岁。接下来的事,则是选举各省的谘议局。立宪从地方自治入手,也是日本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比较靠谱的路径。只是,选举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官吏的选拔,投票这种事,还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当时的中国,一共22个行省,按规定,要选出22个谘议局,但是,由于新疆相当落后,暂时不设,所以,只先后选出21个谘议局。谘议局属于准地方议会,或者说练习性的地方议会。权限是议决地方兴革事宜,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对本地的地方法规提出修改增删意见,负责处理省一下地方的自治事宜等等。但是,谘议局议决之事,必须提请督抚认可后执行,如果督抚和谘议局存在争议,可将议案交由谘议局复议,如果再不行,则提交资政院核议。谘议局会议,分常年和临时两种,均由督抚召集。议员在开会期间的发言,不受法律约束,在会议期间,不经谘议局允许,也不得逮捕议员。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准议会,实际上不可能是“民选”的,只是士绅们的借以分享地方权力的一个平台。选举过程,虽然经过初选和复选,即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最终选出议员。但实际上由投票变成士绅们相互的推举,被推举出来的人,都是在地方德高望重,较有势力而且热心公益的大人物。有些地方,推举过程,就跟过去推举头面人物办公益一样,大家揖让不已,最后还是把该推的人都推了出来。投票,大多成了一种形式。事实上,谘议局选举的设计,就考虑到了中国的这种国情,所以,原本该按人口比例规定的议员名额,实际上是参照科举时代的学额(即各省根据人口和读书人比例定的秀才名额)来定的。而选民的资格,门槛相当高,25岁以上的男子,同时必须有下列条件之一,才能有资格:1、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并卓有成效;2、曾在本国或外国获得中学以上学历或者相当于中学学历;3、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即秀才);4、曾任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实缺职官,未曾被参革过;5、在本省拥有5000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6、外省寄籍但拥有10000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至于候选人,除了年龄必须30岁,而且又加了诸多的道德限制,而且必须识文断字。因此,实际上谘议局的选举,就是士绅自己的事情,连商人参与的都不多,除非商人自己原本就是读书人,或者像张謇和陆润庠这样的状元商人。士绅们互选互推,组成了谘议局。因此,士绅力量比较强大,士绅比较活跃的地方,选举就比较踊跃,也比较像样,反之,边远省份,选举就比较冷谈,像新疆,就干脆选不出来,只能缓办。

  作为国家的准代议机构,资政院的议员,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共200人,一半由各省谘议局推举,属于民选议员。一半由皇帝钦定,属于钦选议员。钦选议员中,宗室亲贵以及满汉蒙王公贵族48人,各部院的官员32人,学者和纳税大户各10人。由于新疆未办谘议局,所以该省应选的两名议员空缺,所以,钦定议员,也相应减少两人,一共196名议员。但由于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议长副议长)和秘书长也是钦选,也议员享有表决权,所以,钦选者具有优势。

  资政院的权限,跟谘议局类似,可以制定除宪法之外的法律,可以议决国家的财政预算审议财政决算,讨论税法和发行公债。如果军机处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同意资政院的议决事项,可以提请复议,如果复议之后行政机关依然不同意,可以交皇帝裁决。资政院对于行政机关的作为,如有疑问和不满,可以让该机关来资政院解释。但是最终的分歧,还是得交皇帝最后裁决。

  除了王公亲贵之外,无论在朝官员还是学者,大抵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所以,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统计,谘议局的议员具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者占将近90%,资政院议员有功名者的比列类似。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受过新式教育,多数为留学生。因此,当时试行的代议制,实际上成立的是绅权机构,不是民权机构。不过,在当时整体上民众对于西方代议制极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对于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这种由士绅主导的立宪预备,无疑是合适的。毕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导,有着长期的士绅自治的传统。民众虽然习惯于在皇权治下生活,但他们真正信任的,却是身边的士绅。他们已习惯于让士绅代表他们的发言,同时也让士绅主导文化和社会生活,不仅由士绅出头办公益,而且由士绅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立宪意味着分权的话,那么朝廷也只能把权力分给士绅,无论如何分不到普通民众那里。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剖析一下传统乡村社会就会发现,中国的乡里社会,不仅存在着血缘伦理上的等差结构,人的发言权,也同样存在着等差结构。即使宗族议事,发言权的大小也是不均等的。小人物需要大人物来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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