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文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及其他

——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墨子刻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0 次 更新时间:2010-03-24 17: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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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作者按:墨子刻(Thomas Metzger)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荣休高级研究员,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他于1933年出生于柏林,1960年代曾受教于费正清与杨联升教授,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十多年前来上海,我们就一见如故,从此他对我可以说是亦师亦友。2008年11月2日早上,墨子刻一到上海,就给我打电话,约明天见面,电话中他提到,美国多半民众实际上是很讨厌同性恋的,但美国知识分子却掌握了话语权,不断鼓吹,以至这种美国的“政治正确”渐渐从知识界影响到了法院,造成现在同性者可以结婚这样荒唐的结果。墨子刻所说的同性恋是否合理,固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这使我由此联想到,虽然知识分子自己觉得无权无势,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是在于话语权。正如后来见面后墨子刻引过的一句西方格言所说的,“文人的笔有时比国王的刀更有力量”,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而话语权又与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将会是我们交谈的内容。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赶到墨子刻住的华东师大学术交流中心,与他交谈并用餐,直到下午五点半,一共谈了六个半小时后,才离开他那里,骑摩托冒着小雨返家。他已经七十五岁了,精神极好,谈话中时有深刻的智慧与洞见。他的思想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观点犀利,并且总是与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与他在一起,思想从容地翱翔于思辨与现实之间,这种感觉真好,现将两天中我们的谈话回忆出来,贡献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人的自由需要文明与德性的滋育

  

  首先,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极端自由化运动(即我在下面所称的“世俗自由主义”)持相当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可以以密尔的《论自由》为代表。密尔的自由主义一方面主张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即民主,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密尔还特别强调人在自由与平等之外还同时必须要有文明教养,要有美德。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常常使用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表达人所需要的教养。在他看来,文明是自由主义的界限,也是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哈耶克、波普尔也可以看作是这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一个只有个性的自由放任,无拘无束,放浪形骸,而没有教养与文明修养的人,几乎与动物无异。动物与没有开化的野蛮人确实享有“自由”,但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在墨子刻看来,现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变了味,这就是说,虽然在美国的民间文化中古典文明精神还是重要的,但社会舆论界却越来越受到学院中的主流思想的影响。这种主流思想把平等与个人自由予以绝对化,抹杀古典文明精神,这种学院自由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共和党式的资本主义性的利己主义,另一种是民主党式的自由主义。而在他看来,无论是极端的保守派的自由主义,如libertarianism,还是民主党的自由主义,都存在严重问题。 尤其是同性恋结婚,以及在小学一年级教科书中加入传授男女性知识的内容,都是从世俗自由主义逻辑中推演出来的结果,他认为这实在荒唐之极。在他看来,要绝对自由而放弃文明教养,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趋势,这个趋势还在越演越烈。他对此深感忧虑,原先他认为只有美国的自由主义可以帮助全世界,现在看来美国已经没有指望。美国正在陷入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这场危机正以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快的速度到来。墨子刻还提到,中国一些所谓的知名学者介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时,也是在断章取义,完全无视文明教养在古典自由主义价值里的重要地位。

  墨子刻的这番话,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在新加坡的经历。对于美国的这股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的性泛滥思潮,我第一次感受到是在新加坡,在那里的网上我居然看到了西方人与动物杂交的图片,这使我太震惊了,我的第一感觉,人不是万物之灵吗,怎么人一旦获得无限自由,不是向高层次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人格,而是向低层次走,反而会越来越回归动物化?

  当时,我就与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学者讨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简洁,“自由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不能善用,没有了分寸,就会变成与自由主义相反的东西,因为自由主义哲学说起来也很简单,给你自由,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你不要影响别人。”与动物混交,无疑是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允许的。这也使我想到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着异化现象。所谓的异化,按马克思的理解,就是人原来创造出来作为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的东西,反客为主地转过来成为残害人、奴役人的恶物。如果说专制权威政治文化的异化,是把大众当作专制者的驯服奴隶,从而丧失了家长保有权力是为了保护家庭未成年人的利益的初衷;那么,自由主义的异化,则是把原先追求德性与善的自由,变为允许走向动物化的、放浪形骸的自由。

  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其实人性是有弱点的,人需要某种东西来约束自己,文明修养就是约束人们,使人们获得自由权利的同时,又不至于走向动物化的重要平衡因素,而美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往往会抑制受古典自由主义自身强调的德性与教养对人性弱点的制约,于是形成了现在的美国浩浩荡荡的世俗自由主义潮流。

  我问,为什么美国社会里会出现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在这样一种可以被我称之为“世俗自由主义”的转向?墨子刻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通过他所谓的“认识论大革命”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自笛卡尔以来,人类思想的主流是追求分析的精确性与普遍性,所以越来越强调可以量度的对象而抹杀不可量度的价值。科学、民主、自由被认为都是可以量度的,是普遍有效的,而文明教化,即civilization,就是不可量度的。其次,他认为,由于不同的种类的人群有不同的文明教化,用墨子刻的说法,“文化是你自己的事”,对于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来说,文明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高阶层的人没有资格要求没有受到教育的底层民众要学会弹钢琴、跳狐步舞。密尔强调的西方文明教养,被认为是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法语bourgeois的音译--编者注。)的特权,不能强求底层民众去认同它。再说,自由主义者要尊重不同的文化习性,不能以西方的文明教养来要求其他不同族群,例如非白人族群。因此,文明就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诉求中被忽略掉。第三个原因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被当作一种工具理性,即获幸福的工具,而不是对人的更高的更深的人文价值的标准。

  

  美国平民主义与反智传统如何影响了自由主义世俗化

  

  我说,你是从认识论角度谈这个问题,这固然有道理,但是不是还应该从社会与文化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认为,相对于欧洲而言,美国的世俗自由主义,表现得特别强烈,并很可能会逐渐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美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传统(anti-intellectualism)也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更具体地说,与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美国缺乏贵族文化或精英文化的传统,美国移民大多数是欧洲底层阶层,西部的牛仔文化就是这种平民文化与崇尚野性的价值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想象一下,在广袤的西部大荒原上与天地格斗,需要的是一种非常彪悍、独立的人格,需要的是力量与原始野性精神,这正是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代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得以崛起的温床。(当我说到这里,墨子刻表示同意,他引用了美国人流行俗语“egghead”来说明美国人中的反智主义,这个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书蠹头”,书呆子之谓) 实际上,反智主义与美国式的民粹主义(populism)一直是美国世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文化具有排斥或蔑视精致文化的价值倾向与态度,而美国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使人数众多的草根阶层对于谁上台具有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又促使政治家们把自己扮装成世俗化浓厚的平民主义者。

  我记得,几年前我在美国访问了一位众议员,他说“只有我们看上去像是推销汽车或地毯的商人时,我们才能当上议员”,表现的正是这种反精英化的世俗主义。商业化的传媒与影视为了商业需要又不断强化这种文化价值的视觉效应,这样,从政治与社会大众传媒这两个方向上,具有反精英文化的反智主义、草根主义、平民至上主义等观念就渗透到美国人的价值中来。在我看来,这种世俗文化对民主的党影响,远比共和党更大,这也可能是美国自由主义越来越脱离古典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的原因。质言之,美国的世俗主义运动 ,相对主义道德观,浩浩荡荡商品化大潮,以及一人一票的民粹主义政治,这种种因素迭加起来,形成了自由主义俚俗化运动。其实,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以后写成的伟大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趋势。

  现在回想起来,美国自由主义的世俗化当然还可以列出其他各种原因,我想,美国自由主义的世俗化趋势,是不是与古典自由主义本身的价值悖论有关?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人的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人必须具有遵守精致的文明教养的义务。这两个命题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或矛盾,既然自由主义的基本宗旨是,“人是自由的,个人可以选择一切生活方式,只要不影响别人”,既然如此,那么,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凭什么我就不能选择一种无须受美德约束的生活方式?凭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文明教化来约束自己?也许正是古典自由主义本身的这种矛盾,使自由主义在演化过程中会越来越按人们随心所欲的方向发展。而人天生是不喜欢受约束的。

  另外,我猜想,自由一旦与平等结合,很可能也会有助于自由主义走向世俗化,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提到美国的平等与自由同样重要。他认为:“美国人追求平等的激情没有止境,难以遏止,甚至比追求自由的激情更为强烈,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也许这就是享受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你有追求高雅的自由,别人也有追求不高雅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大家都是平等的。久而久之,世俗化就会占上风,尤其在美国这样的文化里。

  

  从性学女教授的“一夜情合法论”看中国现代文化的程序漏洞

  

  接着墨子刻的话题,我说,老墨的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洞察,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其实也有启示,因为中国社会一直深受美国文化而不是欧洲文化的影响,我第一次去欧洲回来后就有这样的感慨。从麦当劳到迪斯尼,连中国大陆的各宾馆总机小姐的第一句话,不管你听不听得懂,都是一大套英语,May I help you……然后才讲汉语(即使在台湾也不是如此)。我戏称当下中国是“美国文化圈”,而不是“欧洲文化圈”。由于美国文化流风所及,中国人的自由主义话语也深深感染上“去文明化”的世俗自由主义格调。在我看来,欧洲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多少保留着贵族传统或古典传统流风余韵,而美国则更多地表现为牛仔的自由放任。

  为了说明中国人中流行的自由观缺乏文明因素的平衡,我告诉墨子刻,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性学女学者,她不但公开主张同性恋合法化,而且在公众讲演时,还公开支持青年人中的“一夜情”,她对青年男女“一夜情”的唯一忠告是不要怀孕,要注意个人卫生而己。我说,令人担忧的并不是这番言论本身,在一个多元化的正常的社会,发出各种奇谈怪论并不足为奇。但我特别忧虑的是,中国自“五四”以后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发展到现在造成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本土文化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抵制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言论的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面对这位性学女教授如此明目张胆的“诲淫论”,民间与官方居然都没有人站出来,发出抵制这种挑战中国人道德底线的声音,甚至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都没有抵制这种极端自由主义的资源,出现了文化的程序“漏洞”。反道德伦常的文化“病毒”就特别容易感染到中国来。

  特别有意思的是,某些有话语权的官方学者对这位“性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仅仅是说“她的话超前了一点”而己。似乎中国迟早都要走上“性自由化”的“康庄大道”,只是时间上“超前”了一点而己。这算什么话?难道一种反道德的行动仅仅是超前了一点吗?看来,如果我们缺乏本身的文化与历史本位意识,把极端自由主义视为普世价值,与把某种左的理想教义作为普世价值一样,都会产生可怕的文化后果。

  我说,在美国,在这场道德与宗教上的“文化战争”中,还有着强大的代表传统的保守的另一极,例如包括比尔o奥瑞利(O‘Reilly)这样的挑战自由主义世俗化运动的著名主持人,以及保卫宗教与文化传统价值的右翼社会舆论力量。而在中国,连百分之一的像奥瑞利这样的电视主持人也没有。这确实有点令人悲哀。虽然我本人并不一定完全同意以奥瑞利为代表的美国右翼保守派,但它作为对世俗自由主义的一种平衡力量而具有制衡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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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领导者》总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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