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兰泰尔朋:致命的不平等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0 次 更新时间:2010-03-23 18:42:13

进入专题: 不平等   剥削   等级体系   排外性   拉开距离  

戈兰•泰尔朋   吴万伟  

  

  摘要:本文探讨了研究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最贫穷和最富裕者之间越来越大的社会差距削弱了社会的黏合性,反过来,这意味着更多的集体问题,以及在解决现有其他集体问题时可用的资源更少”。

  

  区分差别和不平等有三种主要的方法。第一,差别可能是水平性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都分不出高低或好坏,而不平等总是垂直性的或涉及到等级差别。第二,差别是口味问题或者不过是分类问题,而不平等则不仅仅是分类,而且是破坏人类平等的道德常规的东西(提出这种主张并不是预先假设任何形式的完全平等,而是指出差别过大或者不公不义的问题,如错误的人得到最好的奖赏)。第三,只有可以消除的差别才能称为不平等。平均20岁的人如果和平均60岁的人相比,体力更强,但这不是不平等。而男性女性社会生活的机会差别,或黑人工人阶级子女和白人银行家子女的差别则被看作不平等。简而言之,不平等是可以避免的、没有道德合理性的等级差别。

  不平等至少存在三种基本形式,它们都对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健康和死亡方面的不平等,我们称为“根本性不平等”。不错,人人都会死,身体都很脆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命之树是由某种神秘莫测的抽签来决定的。但是,不断堆积起来的确凿证据说明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分配存在明显的、看得见的社会模式。贫穷国家和贫穷阶级的孩子在一岁之前、一岁至五岁之间死去的几率比富裕国家和富裕阶级的孩子更高。在英国,社会地位低的人比社会地位高的人在退休前死亡的比率更高,即使侥幸活到退休,他们的退休生活时间也更短些。如银行或者保险公司的退休职员预期比威特布莱德(Whitbread)或零售商特易购(Tesco)的退休工人能多享受7到8年的退休生活(《金融时报》2007年10月20、21日)。通过预期寿命和存活率,我们能很容易地证明根本性不平等每年杀死(在字面意义上)世界上的数百万人。

  “存在性不平等”影响你作为个人的生活。它限制某种类型的人的行动自由,如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女性不能进入公共空间和场所,当今有些国家的女性仍然如此。“存在性不平等”意味着否认“平等的”承认和尊重,这是造成黑人、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社会的女人、贫穷移民、卑贱的种姓和污名化的种族屈辱的潜在根源。存在性不平等不仅呈现公然歧视的形式,而且通过更微妙的地位差别有效表现出来。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存在物质或资源上的不平等,意味着人们可利用的资源不同。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接触机会的不平等,如教育、职业生涯、社会交往、以及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本”。在主流媒体的传统讨论中,这些往往被称为“机会不平等”。第二种是奖励的不平等,常常被称为“结果不平等”,这是最常用的不平等标准,如收入分配,有时候指财富的不平等。

  这三种不平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把它们区分开来还是有用的,因为不同种类的不平等对人的影响不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轨迹。这说明管理它们的因果关系机制是不同的。

  不平等以四种最基本的方式产生。第一种是拉开距离,有些人跑在前面,有些人落在后面。第二种是排外性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竖起一个壁垒使某些类别的人根本不能或者很难获得好的生活。第三是等级机构,也就是成立作为阶梯的协会或者组织,有些人在上面,有些人在下面。最后是剥削,其中富人的财富来自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劳作和臣服。

  这些机制在现代世界的构造中所发挥的历史性重要作用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现在的不平等主要是北大西洋国家通过科学和工业革新跑在前面的结果吗?或者是像大英帝国阻碍印度的工业发展这样的排外性的影响?经过1500年的“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了一个由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组成的世界吗?西方的崛起主要是通过武装剥削、美国金属的掠夺、奴隶种植园、南方被迫的低工资的商品生产而实现的吗?这个辩论还没有结束,不仅因为证据的模糊性,而且因为涉及到很高程度的道德和历史利害关系。虽然存在实证性的证据支持所有这四种机制,但是很难评价相互的关系。

  不过,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当今不平等产生的一些方式。

  

  剥削

  

  剥削不是根本性不平等的直接起因,健康者的健康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疾病或者死亡基础上的。但是其中存在一个很明显的联系,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剥削在危险和不健康的岗位上工作的工人,所以造成了健康和寿命上的不平等。比如,南非、中国和乌克兰的煤矿,或者更笼统的说,世界各地“经济特区”的工厂工作都是以严重危害生命和健康而臭名昭著的。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中国人和波兰人的预期寿命一样长,比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印度长八年。

  笼统地说,过去30年里世界上以剥削性父权制形式出现的存在性不平等一直在迅速退却,即使偶尔出现反弹,正如1980年代及以后阿富汗的反共圣战者那样。但是,在车臣、库尔德斯坦、阿富汗斯坦,西亚观念的传播仍然很广泛,男人的荣誉取决于其姐妹、妻子、女儿、母亲的顺从和隐居。对许多人来说,这仍然是不平等的根源。

  如果你不信服劳动价值论,很难说有多少经济不平等是因为资本家的剥削。最近,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迅速扩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和俄国。非常清楚的是,这和资本家使用廉价劳动力有关。但是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逐渐拉大的差距不是因为非洲遭到越来越多的剥削。美国和英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不能归咎于工人遭到的剥削越来越多,虽然大量廉价移民劳动力流入美国已经造成了两极化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于所谓“创意阶级”的“雇工”阶级、“服务”阶级死灰复燃。

  剥削---最恶心的不平等根源---被看作当今世界不平等的重要推动者,但它不是主要力量。

  

  等级体系

  

  一段时间以来,明显的等级体系一直是管理大师们攻击的对象,许多组织已经被“扁平化”了。从历史上看,下属的权利,如集体代表的权利得到增强,不仅在欧洲大陆公共和私人管理领域,而且更广泛地应用在教育领域。在这种趋势的背景下,工会的对抗性力量总体上处于衰落中。

  但问题在于,即使组织上的金字塔被扁平化,整个组织和社会仍然充斥着微妙的社会地位差别。通过对承认和尊重的不平等分配、不同程度行动自由的存在、自我尊重和自我信心的等级差别影响等,社会地位等级成为持续存在的健康和预期寿命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社会等级差别产生存在性不平等,这反过来造成严重身心疾病的后果。

  在20世纪,虽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出现了收入平等化的巨大进步,但预期寿命的阶级差别一直在扩大,尤其是在男性中。1910-1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0-44岁之间的非技术性体力工人比专业人士死亡的风险大61%,1991-93年,成年初期死亡的风险增加到186%。对于半技术性工人而言,额外的死亡风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6%,在1990年代初是76%。[1] 地位差别对死亡的影响的最有力的证据可能是迈克尔•马莫特爵士(Sir Michael Marmot)对18000名白厅公务员的研究。[2] 该群体工作人员早死的风险与职务等级差别密切相关。在25年的研究中---控制了包括年龄、抽烟、血压、胆固醇集中度在内的一些变量,他发现等级体系底端者死于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比率比顶端者高50%(p45)。

  

  排外性

  

  在过去50年里,排外性的壁垒一直在降低,虽然这里的画面也是混乱的。在世界许多地方,女性被排斥在公共空间、劳动力市场、职业阶梯之外的情况都在减少。种族主义普遍受到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消除,印度出身贱民的候选人当选邦政府行政长官和美国黑人总统的出现等都是重要的里程碑。 美洲的“原住民”最终也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中,包括最近玻利维亚原住民通过民主手段赢得中心地位的成就。100年前的集体移民在20世纪后期重新出现意味着更多的吸纳。中国和印度在二战后重新获得国家主权的事实终结了它们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的可能性。在1913年到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几乎是零。但是在1950年到1973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是4.9%,印度是3.5%。[3] 在最近几十年,有机会接触美国市场一直是东亚经济增长和全球平等化的主要发动机。

  不过,虽然排外性降低了,但它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世界被分割成具有排外性的民族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民独享的权利。其他的排外性也在起作用,包括广泛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如美国的棉花保护主义打击了非洲热带草原的贫穷国家。在当今危机中,虽然存在有关保护主义的官方禁忌,“英国工作应该给予英国工人”、“购买美国货”之类语言表现出的国家排外主义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拉开距离

  

  谈到因为拉开距离造成的不平等时,我们遭遇时代的矛盾。在地域意义上,距离已经大幅缩小。电子通讯和人造卫星传输使整个世界能同时观看奥运会或者奥巴马就职大典,也能让远在中国、阿根廷或者莫桑比克、加拿大的朋友通过电话相互交谈。通过电邮你可以和意大利(在意大利电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的同行交流,也能和孟加拉的同行交流。正如我们上文看到的,种族和民族、男人和女人的存在性距离也在缩小。但是世界不同地区的以及许多国家内部的收入和根本性差距却在增加。

  1970年代上半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出生的人的预期寿命和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是25.5岁,30年后,这个差距变成了30岁。[4] 在英国,穷人和富人的预期寿命差距自1980年代以来每年增加0.15年。[5]在大城市格拉斯哥,卡尔顿区(Calton)和兰芝区(Lenzie)的男性寿命差距是28 年,比英国和非洲在1970年代的预期寿命差距还大。来自卡尔顿的格拉斯哥人的寿命比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寿命还短。[6] 资本主义的俄国和前苏联其他地方在预期寿命方面也落在后面。在1970年代初共产主义“停滞”阶段,他们的预期寿命比高收入国家少2.5年,但在2000年中期,这个差距几乎是15年。[7]

  1973年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人均GDP是美国的8%。在2005年它下降到美国的5%(根据国内购买力计算)。[8] 在美国,最富裕的1%的家庭的收入占整个家庭收入的比例在1980年是8%,在2000年达到17%。在英国,最富裕的1%的家庭的收入在1980年占家庭总收入的6%,到了2000年达到12.5%。[9] 第99位(99th percentile)的税后收入在1997-98年比第10位(10th percentile)的收入大10.2倍,在2006-7年大12.8倍。[10]

  现在,顶端者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比前现代时期更大了。在1688年,英国准男爵的年收入比工人和外出雇工高100倍,比住在小木屋的人或者乞丐高230倍。在2007-8年,金融时报100指数(FTSE)的前100家公司的总裁的报酬比英国全日制职工平均收入高141倍,比在“销售和服务业”工作的人高236倍。[11]

  看待新经济差距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当今世界的财富分配。在2008年3月泡沫破裂前,《福布斯》杂志公布了世界上1125人的亿万富翁名单。他们总共拥有4.4兆美元的财富。这几乎是一亿两千八百万日本人的国民收入的总和,或者三亿两百万美国人的财富的三分之一。到了2009年3月,亿万富翁数量下降到793人,拥有2.4兆美元,这仍然等于法国的国民收入。[12]

  拉开距离是造成当今不断增加的不平等的主要途径。它是最微妙的、最难从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确定的机制。虽然它的影响在奢侈品消费中非常明显,但它更多是通过偷偷摸摸的原则而不是引起公愤的原则或公然违反人权的方式在操作。不过,拉开距离是不平等的机制或者渠道并非起因。那么,它的起因是什么呢?(在这时候应该强调的是拉开距离很少是特别勤奋或者单一美德的产物,它主要来自机会之窗或者人际关系网,或者相反,来自早就存在的机会或者社会孤立。)

  全球根本性不平等差距加大的一个原因是有些国家落在后面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为艾滋病,预期寿命进一步下降,人们至今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这种疾病对非洲的打击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严重。另一方面,俄国和前苏联其他地区是无情恢复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因而造成大量人口失业、经济不安全、贫困和生存的羞辱等。迈克尔•马莫特爵士已经预测在1990年代资本主义复辟时,死亡人数大概是四百万人。[13] 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预期寿命差距扩大似乎更多是特权者前进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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