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弗朗西斯·福山接受关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7 次 更新时间:2016-11-22 17:00

弗朗西斯·福山  


会田弘继按:福山正在写作有关形成国家的纵轴(历史)和横轴(现在)的大作(预计两卷本)。在该书中,福山将把我们所目睹的“中国的兴起”放在跟西欧现代政治思想不同的脉络中来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这部著作必将像他之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一样引起强烈反响。在采访部分请福山围绕中国和美国、日本以及资本主义的现状谈了他的看法。希望有助于大家了解福山这位思想家是如何看当今世界的。福山是现在已经逐渐被忘却的战前日本的大学者、原京都大学教授河田嗣郎的外孙(译者按:河田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家河上肇是好友)。他的孙子即现任关西大学校长河田悌一(译者按:专攻中国思想史,留美时曾接受过余英时和史景迁的指导)。


  演讲部分(全文)

今天我想讲讲亚洲的国家制度的传统。

最近大家经常议论中国在国际政治里的定位问题。因为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而且在安保方面的作用也在扩大。这些都是重要问题。不过,今天我要着重讲的是别的问题,即中国的国家制度的传统。这也是我正在写的关于“政治发展”一书的主题。我正在写的书要讨论三个重要的政治制度。一,国家;二,法治;三,对市民负责的统治制度(即民主主义)。

也许从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来看是难以想象的,我考察“政治发展”的历史不是从欧洲开始,而是尝试从亚洲开始。不再追问为何世界各地出现了跟欧洲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而是把中国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典型看待,去探求为何其它社会跟中国模式分道扬镳。

把中国作为典型,并非任意的选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了现代国家的文明体。我这里说的“现代国家”是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也就是说在某个划定的区域里垄断合法暴力的行使,依据机械的选择标准、按能力选拔并雇用专家,长期维持由这些专家组成的官僚机构,其权限渗透到所支配社会的每个角落,拥有能改变该社会形态的权力。这就是国家。

在此意义上的最早的国家,约八千年前的新石器革命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埃及和墨西哥盆地等地。中国则是经历了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东周王朝,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五百年左右的激烈的战争时期,产生了许多城邦国家群,它们合并而成若干具备了政治机构的较大的领土国家。

为了进行战争,急需建立能充分动员的体制,其结果便是发展了官僚行政制度,渐渐地放弃原先的那种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世袭家臣制度,代之以由根据能力选拔出来的官僚主导的行政。这个过程最早的结果就是秦朝(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

对古代中国所创建的现代国家,欧美学者注意得不够充分。即便是对中国很了解的韦伯也只不过一直把它看作是家产国家的行政,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权威主义。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比那些制度要先进得多,在国家行政的层次上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欧洲发展出一套跟中国相匹敌的国家制度要晚十八个世纪。

的确,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不过缺乏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其它一些重要侧面,就是法治和对市民负责的统治制度。

所谓“法治”,是指位于政治主权者之上的法律体系,它对主权者的决定进行制约。古代以色列和希腊、罗马和印度都有法治的概念,但是中国一直没有。也许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法律不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在中国皇帝说是法就都是法,所以没有可以推翻皇帝圣旨的制度。

现代所说的民主主义,即对市民负责的统治制度在世界各国发展起来,从时间上看,比国家制度和法治出现得要晚得多。

对市民负责并非一定是普选制度的产物。统治者即便没有对其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也可以培养出对其统治对象即人民承担道德责任的意识。中国也产生了这种意识,在很多意义上它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但是将这种责任制度化,由普通市民和从市民中选出来的人对统治者进行监督,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将其轮替掉,这样的制度在中国没产生过。

之所以如此,根据我对历史的思考,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国家之外的制度化了的强有力的组织。比如庄园贵族,独立的商业都市,组织起来的农民阶级等。如果有这些的话,就能成为对抗国家的力量。

讲到绵延至今的中国的制度传统,那就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和比较优质的统治制度。太平的时候,中国的国家所显示的那种要为国民尽最大责任的道义义务感是在其它国家所看不到的。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推进现代化并且成功的例子,事实上都集中在东亚。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还有中国(大陆)。都在历史上受过中华文明的影响。这些国家所实现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跟中南美和非洲及中东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政府相比,可以说前者做得非常出色。

但是中国的传统里没有法治,也没有民主主义,所以一直没有任何能防止中国历代政权陷入专制的制度。这在毛泽东时代也可以看到。

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除了有给它们带来了不起的成功的各种国家机构之外,还不断努力建立法治和民主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也会碰到严重挫折。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政治的停顿、领导者的无能和无法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等情况。

看到这些国家和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的那种权威主义所具备的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那种权威主义的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面即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

现代中国存在许多问题,诸如贪污、环境破坏、财产权等等,现行的政治制度无法妥善解决。中国经常发生的对健康、环境问题的遮掩,若跟民主国家日本是如何处理水俣病的做一个对比,就能明白问题所在。

中国给整个东亚创造了强大而有能力的现代性统治机构,这是支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宝贵传统。不过真正的现代政治制度除了强大的有能力的国家机构外,还需要同时具备“法治”和“问责”。政治的发展并非停止在公元前221年。要建立起同时具备“法治”和“问责”的现代政治秩序有时会经历挫折,是很费时间的过程。不过为了建立起好的统治制度,需要放长眼光,这样的过程是必须的。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关西大学


  采访部分(节译)

福山:(在谈到权威主义国家的兴起时说)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美国的实力大概会相对下降。但是否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发展的思想就因此占上峰?我看倒也未必。

会田:(谈到中国是否迈向民主主义时问)你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一直下去最终会走向自由民主主义,这个看法有无改变?

福山:很难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中国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的现代化取得很大成功。不过中国依然属于较为贫穷的国家。从平均购买力来说(人均GDP)只有四千美元左右,是韩国民主化时的一半,也还不具备类似韩国和台湾(地区)民主化时中产阶级占国民半数以上的那种条件。今后十到十五年,中国保持经济成长的话,是否会形成要求民主化的压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会出现那样的压力,有理由这样认为。中国人的教育水准进一步提高后,市民社会就会一点点成熟起来,人们的意识开始觉醒……这已经开始了,因为人民拥有的信息很多。尽管中国政府管制信息,但人们通过因特网相互联系,交换信息。如此一来,中国社会中就会产生要求政治体制开放的压力。

会田:人民的要求会不会跟体制发生正面冲突?

福山:有可能。中国民主化时,不会模仿美国,或者是依据某些理念进行。大概会因为非常实际的理由而民主化吧。比如,现在地方政府所产生的很多问题,如果不民主化就解决不了。中国几乎每天都有因环境问题而发生的悲剧。还有开发商圈走农民的土地,贪官污吏欺压管辖地区的民众等问题。人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好向共产党的上级机关投诉,而上级机关有时管有时不管。如果政府不进一步实施问责的话,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中国的体制非开放不可的原因。不然的话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

除了北京奥运,去年中国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四川大地震,还有一件是三聚氰胺中毒事件。通过这两件大事,可以看到中国人意识变化的迹象。在四川大地震中,有志愿者参加救护活动。因学校倒塌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向政府求助,指出是因为地方政府腐败而导致学校建筑变成豆腐渣工程。但是政府不加理会,想用金钱解决……。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

即便如此,还是可以看到公民社会有意识地活动的迹象。三聚氰胺事件也一样。同样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腐败导致了幼儿们的死亡。人们起来追究贪官们的责任,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回应市民们诉求的姿态。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类似民主政府问责的现象。不过路途还很遥远,这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吧。

如果没有政府要对人民负责这样一种意识的话,那么在地方上就没有办法实行良好的政治。当公民们能通过司法制度和选举等来惩罚那些腐败官员和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员时,才会产生那种责任意识,这就是民主主义的真谛。

现在的中国也有问责这种意识,不过那只是对党中央负责。一旦中央决定了,可以让地方官员听话。但是民主主义需要向下即向公民负责,而这正是中国所完全缺乏的。

会田:那样的权威主义在中国还能维持多久呢?

福山:这很难回答。我觉得至少三十年没有问题吧。不过,经济增长持续下去的话,国民教育程度也会提高,中产阶级也将增加。所有的这一切,都将聚合成走向民主主义的压力。

会田弘继:日本共同社编辑委员兼论说委员,生于1951年,东京外国语大学英美语专业毕业,曾任共同社日内瓦分社社长、华盛顿分社社长等职。著有《美国的思想家们》等书。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9月20日,发表时附文部分未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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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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