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东:狡猾的刺猬——施密特解读笔记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7 次 更新时间:2010-03-11 19: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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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卫东  

  提出独裁(专政)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前现代的"委任独裁(委任专政)"(Kommissarische Diktatur),一种是现代的"主权独裁(主权专政)"(Souveraene Diktatur)。无产阶级专政(独裁)作为一种现代主权专政(独裁)形式,其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值得认真分析。最后则是施密特在附录部分根据"主权独裁(专制)"概念以及魏玛宪法第48条,为纳粹上台执政所做的合法性解释。施密特认为,"法治国家与主权独裁(专制)相互冲突,非此即彼……而独裁(专制)总是非正常状态。(魏玛宪法)第48条只是生效宪法的一个部分。所谓正常,就是指关于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确定,根据第48条,这一点靠否定宪法是无法做到的"。

  施密特对独裁(专制)的论述涉及到了民主的常规基础问题。自由主义一般认为,现代民主和资产阶级宪政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民主,就是利益均衡,多数统治以及精英统治原则。对于这种经验主义的民主理解,施密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意见,并阐明了自己的制度主义的民主理解,其核心内容就是认为公共讨论这种方法十分可笑,不能充分反映民主。根据施密特的理解和要求,我们必须把民主与代议制区分开来。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对立的形式原则,其一,从历史的角度,他坚持认为民主和代议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于根本就没有什么瓜葛,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才把它们牵扯到一起。如果说这点是他的理论兴趣的话,那么,其二则是他的实际兴趣了,即他坚持认为独裁(专政)与民主之间并不冲突,二者之间不仅有调和的可能,在现实当中甚至经常有调和的必要:"没有现代代议制,照样可以有民主;没有民主,代议制也一样存在。独裁(专政)并不是民主的对头,同样,民主也不是独裁(专制)的克星"。

  施密特把公共讨论的程序限制在议会的立法过程当中,并且把它和民主的意志结构分离开来,这样就为他进而把民主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一套保守主义的民主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恺撒主义"的民主观念,一种要求依靠领袖来整合民众的民主观念,其否定性远远大于肯定性。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施密特民主观念的否定性内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参与者介入话语意志结构中所必须具有的实际理性假设虽然是必要前提,但一般来说都有悖于现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根据这些理性假设来理解代议制的功能和意义。其次,实践话语所涉及到的是利益的普遍性问题,围绕论据展开的争执会导致基本利益的冲突。最后,我们不能不能完全根据这种公共意志结构模式来看待妥协行为。妥协行为是不是公平,也只能由话语来检验。撇开施密特民主观念的实际效果不论,必须看到,他把民主从对公共讨论的信仰当中解脱出来,对于推进现代民主观念的发展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这点上,他不但挖掘出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内核,而且触及到了西方理性主义批判的核心,也就是现代性批判的核心。  

  施密特在政治形而上学领域驰骋的时候,并没有失去其现实政治关怀,在格莱夫斯瓦尔德也好,在波恩(1922年,施密特到波恩大学任法学教授)也好,他都密切关注现实政治走向,并同左派政党及其领袖保持频繁接触,比如当时的德国"中心党"(Das Zentrum)等。然而,自从离开柏林之后,施密特觉得自己被从中心抛回了边缘。如何能够重新回到柏林,进入学术和政治的中心,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感染力和政治渗透力,是施密特在波恩期间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也是施密特努力奋斗的一个首要目标。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和反复协商,施密特终于在1928年4月应柏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的聘请,来到柏林任教,实现了他从边缘回到中心的梦想。

  施密特在柏林期间可谓十分活跃,具体活动可以简单概括如下:认识了两个朋友波皮茨(Johannes Popitz)和容格尔(Ernst Juenger);整理发表了他的一本重要著作:《论政治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或直接或间接成功地进入了政治核心,于1933年5月1日正式宣誓加入纳粹,并担任纳粹帝国的国事顾问(Staatsrat)和"德国法学家国家社会主义者同盟大学教师分会"(Die Reichsfachgruppe Hochschullehrer des Bun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Juristen)主席,用施密特自己的话说,他为纳粹帝国的立法和合法尽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应尽的责任。

  作为一个长期游离于学术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外省人,施密特能够顺利进入柏林的社交圈子,并且和纳粹帝国的权力中心建立起稳定可靠的联系,他的两个朋友波皮茨和容格尔发挥了关键作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柏林的政治舞台上,波皮茨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虽是无党派人士,但思想倾向于保守主义,反对国家软弱,主张德国在世界舞台上应当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后来由于反对希特勒而被处以死刑。波皮茨与施密特的交往是全方位的,从生活到学术以及政治。他不但把施密特引入当时柏林最著名的政治俱乐部,而且还在思想上直接给施密特以许多启发,施密特著作中许多关键性的概念或观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们之间长期的交流,比如"紧急状态"(Ausnahmezustand),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多元主义的批判等。而容格尔则是所谓"保守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著有《作为内在经历的斗争》(Der Kampf als inneres Erlebnis)等,批判魏玛共和国不遗余力,并因此而著称一时。施密特与容格尔的交往,终其一生,没有丝毫中断和动摇。在当时的柏林,他们二人被誉为学术舞台上两颗璀璨的明星。

  无论是在柏林的政治俱乐部里,还是在柏林的学术圈子里,甚至是在政治舞台上,施密特前脚刚踏进去,后脚就抢占了要位,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一方面,他于1933年10月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公法教授。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这个教职的意义,特别是在那个万马齐喑,大批知识分子被迫流亡的年代里,它起码充分说明一点,即施密特在当年的学术制度内获得了最高当局的承认;另一方面,他还在1933年7月被纳粹头子戈林聘任为纳粹帝国的国事顾问(Staasrat),而且还担任"德国当代国家丛书"以及"德国法学家报"的主编。这样,施密特不但在学术制度内有了自己的位置,在政治制度内也立稳了脚跟。而最关键的是,在此期间,他被邀请参与制定纳粹帝国的许多重要法律。这就难怪施密特自己后来都感慨说,他在纳粹帝国期间达到了自己"人生和事业的最顶峰";后来的研究者冠之为"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看来是不无理由的。

  当然,对于纳粹帝国,施密特也的确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无论是纳粹上台执政之前还是之后,施密特都以魏玛共和国的批判者著称,并且竭力主张政治中心一元化和强国家概念,试图从法理上(根据魏玛宪法)为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这一点,我们如果结合他的《论政治概念》和《宪法的保护者》这两本书来看,就更一目了然了。《论政治概念》最初于1927年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1928年又被收入柏林政治高等专科学校的会议文集当中,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影响,但很一般。1932年,施密特对该书进行了整理,以专著形式重新发表。此时此刻,纳粹政府已是呼之欲出了。这就难怪有人指责施密特在这个时候发表《论政治概念》有投机倾向,该书从形式到内容上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应景"烙印。

  《论政治概念》的核心内容是把政治概念还原到形而上学的抽象层次上,强调在现代国家制度中,政治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只有在明确了政治概念之后,国家概念才得以落实。国家是政治的产物,而非相反。政治概念的关键就是要分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Feind-Freund-Theorie)。敌友关系不仅处于国家政治的核心,而且也是国际政治的焦点,国内法也好,国际法也好,都必须以敌友关系为准绳。一般认为,施密特的形而上学政治概念多有政治批判意义,而尚未触及其法学思想。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施密特的思想归纳起来,应该是一种反法律的法哲学。也就是说,他想从批判法律的角度,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反思现代法的功能和意义。他的结论虽然是肯定性的政治概念,但肯定性的政治概念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为了突出否定性的法学概念。肯定政治,进而否定法律,并用政治来决定法律,这就是施密特所谓决定论法学思想的精髓。结合当时的现实,施密特进而提出用政治保护法律的要求,认为法律的有效性应当建立在政治的专制性之上。而所谓《宪法的保护者》(Hueter der Verfassung),实际上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发挥。

  可惜,施密特所说的"宪法的保护者"既没有有效地保护宪法,也没有给德国带来永恒的福祉,反而把德国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也把施密特本人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纳粹倒台后,由于施密特的特殊身份,及其在纳粹执政期间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比如直接参与若干纳粹帝国法律的制定,特别是宪法的制定,担任"德国法学家国家社会主义者同盟大学教师分会"的主席,而且还与纳粹头目戈林私交甚笃等,他遭到了美军的拘捕,被羁押在柏林边上的万湖畔,并于1947年3月19日被带到纽伦堡接受审讯。

  在审讯过程中,施密特动用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和敏捷的思辩智慧,极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一方面,他强调自己纯粹是一名学者,著作论述均没有逾越学理思考的雷池:"任何一个作者的研究和思考的结果,都只具有科学意义,只要这个作者自身在精神上具有科学气质。……但是,许多听众和读者不假思索地把我的理论命题应用到实际语境当中,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对于国际法,宪法以及政治理论等领域中的命题和论点来说,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方面,他又用自己在纳粹政治期间的实际处境来为自己开脱,声称他在学院内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而且也没有从政治角逐中渔利:"我从来也没有过轿车,无论是公车还是私车。除了藏书之外,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家产,1933年之后,收入甚至还不如从前"。

  审讯期间,施密特和检察官肯普纳(Kempner)之间"斗智斗勇",使他的纽伦堡审讯变为了一桩充满人文色彩的事件,记载下来的审讯记录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思想史文献,成为研究施密特以及纳粹帝国的重要资料。其中有一段对白微言大义,十分精彩,在当时广为流传:

    检察官:可是,您已经和这位先生走到了一起!……您就走吧!

    施密特:那我该怎么办呢?

    检察官:您将来打算干什么?

    施密特:我想保持沉默,获得安全。

  这段并不容易领会的对话,反映了施密特当时内心的极端无奈:沉默本不是他的个性,失去对话,特别是失去与现实政治的对话,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不安全。他冥冥之中似乎已经预料到他今后的人生或许会在沉默中度过,对此,他无能为力,充满恐惧。

  1947年5月6日,半是由于施密特的答辩绘声绘色,半是由于施密特在纳粹统治后期靠边站,当然还有一点检察官的同情心的缘故,施密特被宣判无罪释放。虽然被判无罪,但由于拒绝参与"非纳粹化"活动,施密特被永远革除公职,发配回家。于是,带着无限的惆怅和满腔的失落,施密特离开了几进几出的柏林,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小镇普勒滕贝格,又一次恢复了自己的边缘人角色,开始了长达40年之久的隐居生活。隐居中的施密特虽然深居简出,足不出户,然而,他在有意无意之间留给了世界一个巨大难解的谜:即他与纳粹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他为何要拒绝参与"非纳粹化"运动?单单这个谜一般的问题就足以让当代学术界对他不会保持沉默,当然,施密特本人也不会,更不愿在沉默中彻底失去自己的声音。学术界在思考这个问题,施密特本人其实也在反思这个问题。隐居时期,他所能做的和所愿做的,事实上也就是对自我进行彻底的反思。

  施密特不参与"非纳粹化"运动,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面对现实的自我超越感。不难看到,不管是在求学阶段,还是在治学当中,或是"混迹"于政治权力场上,他都始终保持着这种超越的精神个性。对此,我们不妨来听听施密特与检察官的另外一段对话:

    检察官:您是不是说过,德国的立法和司法在国家社会主义精神中会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您是在1933-1936年期间说这句话的吧?

    施密特:对,从1935到1936年,我应邀担任了"德国法学家国家社会主义者同盟大学教师分会"的负责人。当时我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我想自己来定义国家社会主义一词。

    检察官:也就是说,希特勒有自己理解的一套国家社会主义,您也有自己理解的一套国家社会主义?

    施密特:我觉得自己很超越。

    检察官:您觉得您超越了希特勒?

    施密特:我在精神上无限超脱。希特勒对我来讲无关紧要,我根本不想去谈他。

  施密特后来自己给出的解释是:"我为何不同意非纳粹化呢?原因在于:其一,我不愿意被人拉到纳粹阵营里;其二,通过合作来达到抵抗的目的,这是典型的纳粹做法,不符合我的兴趣"。从施密特的解释当中,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政治时是多么的尴尬,多么的局促。一方面总是想保持住自己思想上的超越和精神上的独立,不落入蝇营狗苟的世俗政治纠纷之中;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借助现实政治,特别是强势政治人物,来实现自己的所谓的政治抱负,让自己的思想发挥出政治穿透力。施密特显然在保持思想超越性和发挥思想穿透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平衡。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也是他的失败之处。正因如此,"施密特与纳粹"这段公案才比所谓的"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公案要复杂许多,也更有吸引力。

  1985年4月7日,施密特在普勒滕贝格医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以97岁高龄辞别了人世。那一刻,他虽然孑身一人,却一点也不觉得冷清,因为山外头施密特的研究热潮已滚滚而来,他有所感知,也有所耳闻。一生不好沉默的他,死后注定也不会寂寞了。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埋葬在背山朝水的山坡上,坟前的墓碑上刻印着他亲口交代的几个大字,想以此来为自己盖棺论定:"Kai Nomon Egno",翻译出来就是:"他懂得规律"。施密特言下之意,他只懂规律,不识时务,一生所作所为,决非违心。后人也曾把施密特归为"刺猬型的思想家"。然而,综观施密特一生在政治和学术的边缘与中心反复沉浮,我们不禁要问:施密特果真不识时务么?即便施密特真的是思想家中的刺猬,那他也是一只狡猾的刺猬,而且是一只极端狡猾的刺猬。哈贝马斯说他是二十世纪"最聪明的政治哲学家",个中意味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九九九年圣诞节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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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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