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巨星早陨落──怀念杨小凯院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71 次 更新时间:2010-03-10 10: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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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进入专栏)  

  

  

  中国快报2月27日消息/杨小凯教授原是武汉大学的讲师,1983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着名国际贸易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和格罗斯曼(Grossman),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嗣后,他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再后来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高级讲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近30万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院士衔职的,堪为真正的佼佼者。1996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访问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时对该校校长说:“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最前沿的工作──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是杨小凯。”美国之音也评论说:“杨小凯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只要假以时日的话。

  可是,上苍为何不公,似乎天忌英才!2001年9月,听说他患了肺癌晚期,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减轻自己的工作,继续向学术高峰攀登。去年,我看到国内一篇写他的文章,说他皈依了基督教,每日到教堂虔诚地去作祷告。据说,到了2002年12月,他的身心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身上的癌肿竟奇迹般地消失了,他能够游泳、打网球、登山、玩帆船……他又一次地创造了奇迹,人们无不为他而高兴!

  今年6月底,我的学生邹恒甫从美国到武汉大学讲学,我们在珞珈山上散步时相遇。恒甫与小凯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仅是同行,而且又是校友、同乡。我问他: “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如何?”他说:“小凯的情况不好,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手写东西了。很可惜,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没有时间了。”

  7月12日晚饭时,儿子告诉我:“网上已报道,杨小凯逝世了。”当时,我的心情一下子阴沉了下来,饭也没有继续吃下去了。我立即给邹恒甫打电话,问他小凯逝世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属实的,是7月7日去世的,已代表董辅□、黄训腾与我给小凯夫人吴小娟去了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

  7月13日,我立即用电子邮件给小娟发去了悼念和慰问。从网上得知,小凯的追悼会将在14日下午2时(澳大利亚时间),在墨尔本Waverley路的 Anglican教堂举行。十分遗憾,由于远隔重洋,我不可能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于是,我立即写了悼念小凯逝世的诗三首,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小娟。现将我的慰问电和吊唁诗抄录于后:

  慰问电

  小娟女士:

  当我从网上得知小凯不幸逝世的消息后,我感到万分的悲痛!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的逝世不仅是你们家庭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玛纳什大学、华人经济学界以至于世界经济学界的损失。此时此刻,我谨向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你们全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我和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是我不拘一格把他调到武汉大学任教,破格提拔为讲师;是我力排众议批准他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又批准你和女儿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期间,我们有很多的通信,彼此心心相印,互相鼓励与支持。我十分关注媒体对他的报道,我为他取得的每一个成果而感到高兴。本来,我和他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向着经济学成就最高荣誉攀登,对此我坚信不移,只要假以时日。可是,他后来得了疾病,我深为他担忧。去年,我看到国内一篇报道,说他凭着信念与毅力使癌肿完全消失了,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我为此而高兴,并不断为他祈祷!

  今年6月底,邹恒甫来武汉大学讲学,我问他:“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说:“情况不太好,小凯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靠手写东西,仍顽强地在工作。”我为他的精神而感动,又为他的健康而忧虑!未曾料到,时隔十来天,他就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感到震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虽然小凯只走过了55个春秋,的确是英年早逝。本来,他可以再工作几十年,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小凯毕竟为他的理想竭尽了全力,在学术上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它们将永世留传!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镇静,万望你节哀!

  谨对小凯的逝世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2004年7月13日

  

  吊唁诗三首:

  沉痛吊唁杨小凯院士逝世

  (一)

  十年铁窗苦自学,横贯中西博与约。喜有伯乐识良驹,珞珈山上露头角。

  (二)

  信仰坚定尚独行,疾恶如仇不苟俗。崇尚民主与自由,敢为改革鼓与呼。

  (三)

  历经磨难成正果,学术前沿勇开拓。不幸罹难不治症,痛惜巨星早陨落。

  刘道玉哀挽

  2004年7月14日晨6时30分杨小凯仅仅走完了人生的55个春秋,他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精神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一生是历经磨难的一生,是苦苦求索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实现自己的理念和钟情的事业,竭尽了全部心血,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大价值。所以,他走得很安详,他死而无憾!他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的不幸逝世,大家都是很悲痛的。连日以来,人们通过网络纷纷表达对他的悼念,这充分说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要继承他未尽的事业,发扬他那种大无畏的改革、开拓与创新精神!

  一个时期以来,我发现人们在叙述他的经历时,几乎忽略了他到武汉大学前后的情况。我作为当事人,似乎有责任填补这一段空白,以更全面地反映小凯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杨小凯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又受到了残酷的打击。1968年,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由于康生点名他是反革命分子,于是1969年11月杨曦光(后使用杨小凯名字)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徒刑。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他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当时,由于他有所谓的反革命背景,厂内无人敢于接近他,惟独有一个叫吴小娟的女工同情小凯,敢于接近他。后来,他们相爱了,成为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作为正式职工调入,当然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恰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她见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她立即写信给我校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我校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极需经济管理人才。是年5月份,我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经济管理系的党委书记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我,向我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我下决心并疏通湖南省委的关系,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正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到我下榻的饭店看我,我当面向他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毛致用书记不仅思想十分开明,而且工作作风踏实,作风平易近人。他从湘潭考察回到长沙径直到饭店看望我,仅此一点,在全国众多的省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的到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宽广的胸怀。

  毛致用书记对杨小凯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对他的遭遇也是很同情的。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据此,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过细的工作,我那次还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同志,他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了,表示大力支持小凯的调动。就这样,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他以自己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我校又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他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着,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我校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他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中组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我势单力薄,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我建议他请邹先生给赵紫阳总理写一封信,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读博士学位。果然这一招很灵,我很快收到了赵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李湘鲁在邹先生的信上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尚方宝剑,我就不再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而由我直接批准小凯出国。次年5月,我又批准小娟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

  1984年8月初,我去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三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加州的圣克鲁斯(SantaCruz)召开。会后,我绕道到美国东部访问,希望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见小凯,但不巧的是他去了华盛顿,在世界银行实习三个月。很可惜,我们没有能够见面,我只是与他通了电话。那次,我是住在纽约总领馆,教育参赞是原山东海洋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杨小凯是武汉大学派出来的,他向我通报说:“杨小凯的倾向不太对头,值得注意。”我问道:“他到底有哪些问题?”参赞说:“问题虽然还不十分严重,只是他与北大的一个研究生和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进修教师常常在一起议论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宪政问题,有背离‘四项原则’之嫌。”我对参赞说:“在极左路线下,小凯吃了许多苦楚,他今天的学习的确来之不易。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他认为是不正确的东西,他敢于批评。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些人对国家的政策提出批评,正是他们爱国的表现。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能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参赞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准备把杨小凯的情况向国内有关部门反映,保证不会伤害他。

  关于我器重小凯的才华和支持他出国一事,一直是那些持左倾观点的人打击我的一个把柄。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两个污点之一(另一个是我把全国最早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调到武大)。”后来,在那次急风暴雨式的清查运动中,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人,亲自出面调查我与杨小凯的关系,把他来武大和出国作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我胸中有数,既不是小凯有问题,也不是我本人有问题,而恰巧暴露了那一伙人极左的面目而已。

  由于有上面那一段的渊源,所以我与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小凯出国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给我的10多封信。

  例如,1983年12月12日,小凯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也听说国内有人要批判我的经济观点,对此希望领导多多及时指点,相信我是经过风浪的人,不会为一点风波而动摇。两周以前,我收到了赵紫阳总理外事秘书李湘鲁同志的来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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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纪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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