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国企控制关键部门的思路有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0 次 更新时间:2010-03-09 21: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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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最复杂一年的敏感时刻,任何细微的声音都会引起不同方向的共振。两会之际,蜗居房奴、国进民退、环保低碳等话语齐飞,《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经济学家姚洋,再谈民营经济环境嬗变。此前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北京共识的终结》引发诸多讨论,面对外界对他理念转向的评价,他表示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始终在于信仰市场。

  

  一视同仁从金融领域做起

  《中国经营报》:国进民退可能是今年最难以回避的热点,不过根据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的说法“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比翼齐飞”。他认为在很特殊的2009年,并不是国进民退,同时还提供了一些数据: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企业增长14%;从业人数,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4.5%。对此,你怎么评价?

  姚洋:首先需要明确国进民退并不表示国有企业利润比民营企业利润高,而且从利润的数据来看,只能说明国有企业盈利水平低;其次,数据不能光从工业比例来看,因为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比例一直在下降,而相反在服务业的金融行业中国有企业比例却一直居高不下。现在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是通过控制金融来控制经济。当下地方政府也明白,办企业做实业会亏本,都大兴融资平台、投资公司等所谓资本运作。这样的控制对于政府来说,做得好自然事半功倍,但是以前已经有太多教训,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就花大力气整顿了一大批信托投资公司;第三,政府在金融领域大规模的挺进,对民营资本自然有个压抑作用。

  《中国经营报》:太阳底下,果无新事。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曾经谈过民营经济其实就是人民经济,十五大以来就提出要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但他认为公有制的崇拜和对于私有制的歧视,甚至仇视,从来没有真正解决。抛开金融危机作为诱因,近些年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层面也不断放开,你认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本质上有变化吗?

  姚洋:实际操作上可能相反。就一视同仁而言,别的方面我觉得还可以了,但最重要的金融领域一直封闭,民营资本无法进入。民营企业得到贷款资金支持方面还是差很多,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竞争力主要来自资金流比较充裕。我们好像一直认为关键性的部门一定要国有企业控制,否则就很危险——事实上,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我们进行改革,刚把市场建立起来,就去搞“政府公司”就不对,等于政府又回到参与者角色,这些公司头几年也许不容易做坏,以后就不好说了,坏账出来,就又要重头再来。

  《中国经营报》:最后可能就是回归国家超级大公司。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日前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透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拓展民间投资的渠道,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类似观点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提出了,但是一直实施乏力,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姚洋:民营企业一直处于劣势,要改变现状很困难,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借助政府、主流舆论的力量。我觉得,有的官员关于国有企业的话不应该是公仆说的话,没有明白自己生活在什么年代。其本质在于,政府控制经济从来没改过。政府上世纪90年代被国企改革等领域牵扯了精力,这几年其他改革尘埃落定,一旦手上有能力与利益,就很容易造成张五常所谓“几千个公司在竞争”。张五常认为这样很好,但是我认为后果是严重的。第一是挤出了民营资本。第二是腐蚀了我们的政府,政府应该是中性、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而现在我们政府是一个生产性政府,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让民间介入,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有三分之二民间之资本介入的杭州湾大桥就搞得很成功。第三,需要注意的是,计划经济时代是超级大公司,大家都在其中,但今天社会分化已经很显著,政府介入商业,强势利益集团就很可能趁虚而入,最后中国可能要走错路,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可能落空。

  《中国经营报》:吴敬琏教授最近也在呼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避免这种危险?

  姚洋:对,他一直在呼吁。我觉得什么都不做危险性太大,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政府融资公司转制或者关掉。有人统计,这类公司已经高达8000多家。同时,我也很同意曹远征的一个观点,就是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可以从开办不吸储的贷款公司开始,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允许它们吸收企业的存款,这样可以有一定创造信用的效应。从吴英案就可以看出,民间有强大的资金需求和投资需求。

  

  警惕强势利益集团乘虚而入

  《中国经营报》:你多次引述奥尔森的关于分利性利益集团的观点,谈改革初期的中央政府属于中性政府。现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好像更接近80年代,但是好像方向不同。

  姚洋:对,从某种意义是的。其实都是博弈关系,中国这么大,其实自古以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和中央一直来回拉锯,80年代地方分权很严重,90年代收回来,现在又有一些反复。地方政府变得比较强势,只要上面稍微松动一点,下面的动机就非常强烈。80年代地方政府是改革的力量,取消计划、改革国企,他们都欢迎,但是到了今天,再改就是改它们自己,当然不容易改了。

  《中国经营报》:最近你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表示对深化改革意见。大家共识中国过去改革都是倒逼的结果,如今,有人认为改革丧失动力,对此你怎么看?

  姚洋:这个没错,以前都是面对危机才开始改,但我认为现在即使不是危机,也是一个紧要关头,比如国进民退缩小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居民收入占GDP份额下降,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老百姓2009年的满意度比2008年略有降低,也感到生活压力在加大,可见金融危机还是有一定影响,而国家的相应政策也不是很强;另外,我们的经济失衡也暴露出来,一旦外部环境有风吹草动,内部经济就很受影响。这些因素都会促进政府重新思考。

  关于下一步改革,我在《外交》杂志发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最终还是要扩大民间参与,要让老百姓说话。中国那么大,应该有从自下而上、分散性的对政府的监督,需要加强地方人大和政协的作用。现在中央政府在提倡财政公开、政务透明,但推动到下面还有漫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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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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