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解读中国奇迹

——改革三十年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9 次 更新时间:2010-03-08 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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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时间:2008年3月30日

  ■地点: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主持人:《先锋国家历史》是国内第一本专注于历史的新闻杂志,今天的“先锋国家历史讲座”是第一期,今年我们将定期陆续举办,邀请著名学者为我们解读和讨论历史问题。

  

  改革共识是怎样形成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改革开放可能是我们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但改变了我们过往的生活方式,同时可能会持续地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知道,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其实并不是缺乏改革的,从早期的商鞅变法,到后来的王安石,以及晚清宪政改革,中国一直都有改革的勇气和实践。但是我们回顾历史却发现,能够平稳地持续三十年以上的改革实践或者最终取得成功的改革是非常少和非常罕见的。那么,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到底经历了哪些路径,它的发展方向会是怎样?又会怎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请秦晖老师来为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

  我们国家的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这的确是无论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而且以后也将会长时期的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的走向,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如果就经济发展而言,毫无疑问是创造了一个奇迹的。所谓奇迹,我把它理解为一个中性的词,至于褒义还是贬义,大家可以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但是这么长时期的经济高增长的确是需要解释的。

  

  走出文革的改革

  这个奇迹我觉得可以分为三段讲,第一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我把这一段奇迹称之为“双重效率争议之下走出负帕累托过程”。我们现在都说改革起源于1978年,但是邓小平在他去世以前曾经讲过,说改革其实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做“整顿”。邓小平说改革起源于整顿,这可能主要是基于他个人的经历,因为他想纠正文革时候的一些做法,的确是从整顿开始的,但是这个整顿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而且他自己也第二次被打倒。到了1978年,他重新出来以后就又开始搞了1975年的那一套,这个也等于是改革的出发点。无论是1978年还是1975年,我们都可以把这种变革理解为“走出文革的改革”,也就是说,所谓改革,当时人们心目中就是对文革的一种否定。那么到了1979年的时候叫做彻底否定。

  因此我觉得所谓改革就是彻底否定文革。可是彻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人们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应该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场经济,可是在1975年的时候乃至在1978年的时候,人们讲的否定改革其实更多的是恢复计划经济。我们中国如果说要搞计划经济,老实说,那不是1949年以后开始的。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战以后,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了计划化的趋势,由于战争的影响,当时民营经济和外资在抗战期间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战争的破坏,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留在沦陷区没有内迁的,在国民党接收的时候都被作为所谓的有附逆嫌疑的产业被没收了。大家都知道,民营经济如果不到大后方,留在沦陷区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国民党一打回来就说你是汉奸,然后几乎全部都收归国有。日本人的外资,抗战以后当然被没收了;英美人的外资,在抗战一开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战以后我们国家工商业资本就已经出现了国有化趋势。1946年我们的工商业资本中国有资本就已经占到了百分之五十,我们把它叫做官僚资本,大家知道,所谓的官僚资本并不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它其实是国民党搞的国有资产,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所谓官僚资本,包括国民党时期的四大银行,包括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企业等等,基本上是国民党时代的计划经济。无论是国民党时代资源委员会的那些专家,还是建国以后在中国搞156项工程的苏联专家,他们的政党背景不一样,他们的学术经历也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像的,他们搞的所谓计划经济,那都是带有很浓的工业文明时代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产物,非常强调所谓的专家治厂,所谓的综合平衡,所谓的经济核算,所谓计划最优化,就是大量运用运筹学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是从抗战一直到1956年,这事实上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象。

  可是一直到1956年以后就变化了。大家知道1956年由于赫鲁晓夫的报告,苏联模式在世界上一下子就声望扫地了,那时候毛主席也就立下雄心壮志要另外搞一套,认为他比斯大林更能干,那么他的这一套就是用那种政工治厂的方式来取代专家治厂。

  

  1956:浪漫主义取代理性主义

  简单的讲就是1956年苏联模式失色,毛泽东式的浪漫主义就趁势取代了苏联式的理性主义。以“八大”开始提出否定一长制,所谓否定一长制就是用政工治厂来取代专家治厂,因为所谓“一长制”就是厂长责任制,而苏联时期,这里要讲一下,虽然两国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苏联的企业管理和我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苏联企业里头是没有专职党务机构的,它有党委书记,但一般来讲都是兼职,而且厂长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把手,而这个厂长一般来讲都是技术专家,那么苏联时期经济管理的那一套,在五十年代被我们中国人叫做“马钢宪法”。

  今天中国人一提到“马钢”就说是马鞍山钢铁公司,可是这个“马钢宪法”可不是马鞍山,是玛格丽特格尔钢铁联合企业,是苏联乌拉尔地区最大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当时的鞍钢、武钢、包钢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的。这个所谓“马钢宪法”就是按照玛格丽特格尔的一整套企业管理模式建构起来的一套东西,大意就是第一强调一长制,第二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就是强调评级核算,第四就是强调经济函数最优化,第五就是要强调专家治厂。这一套东西到了1956年就开始被否定,到了1960年中国就开始提出一套“鞍钢宪法”的东西来取代它。“鞍钢宪法”名义上是鞍钢的宪法,但是经济管理工作部门的老同志都知道,实际上并不是起源于鞍钢的,是起源于沈阳一个国防工厂,主要是来自军队的一套东西,这个东西后来以鞍钢党委的名义发出来,后来毛做了批示。“鞍钢宪法”它的传承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里头每一句话都是针对“马钢宪法”的。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来否定“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和专家治厂的;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和科学主义的科层管理原则。大家知道,苏联虽然意识形态非常重,但是苏联的这套管理体制的西方色彩很重。他们理解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西方企业管理的那一套东西,但西方人是用于一个企业内部,而他们是用于整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托拉斯来进行运营了。这一套当然就有一整套科层体制,后来这一套体制就被我们叫做“管卡压”、叫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从大跃进开始就用群众运动来取代它,到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而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专家要参加体力劳动,工人要参加技术管理。就是用一整套农民战争式的来取代那一套。我们也知道,改革以前的苏联和中国都在经济领域搞那种意识形态工程,但是中国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在巨变以前,一直在经济领域反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在经济领域搞市场化的那一套。而中国改革以前一直在反修正主义,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反的修正主义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是带有反市场化的色彩,比如说“反三自一包”,那显然带有反市场化的色彩,最极端的时候农民养一只鸡到集市上卖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尾巴给割掉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反对修正主义主要的并不是反对这个,主要的是反对苏联搞的那一套,其实就是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们那时候经常搞“大办”,一下是大办钢铁,一下是大办粮食。当时我们有一个理论,说计划平衡是一种消极平衡,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搞所谓长线平衡。什么叫做“长线平衡”呢?就是“元帅升帐”带动一切,就是五亿人民都去炼钢,只要有了钢就有了一切,那实际上就是不要平衡了。还有反对所谓的“条条专政”,实际上就是反对国家计委的平衡安排,反对所谓的全国托拉斯化。那时候反对全国托拉斯化主要是鼓励各省各自大放卫星,就是你不要管计委的宏观调控,你各自比赛,你亩产13万斤,我亩产10万斤,这个就是反对计委的束缚,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乃至我们在基本建设中搞所谓的“三边工程”和“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反对理性计划的。那么这么一来就使我国的改革面临和苏联东欧完全不同的局面。

  苏联东欧的改革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而且这个计划经济走向了一个死胡同。什么死胡同呢?就是这个计划经济有问题,他们就认为是计划不够科学的缘故,然后进一步加强那种所谓的计划最优化,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所谓最优化方程的解。用信息手段来进行计划管理,这是苏联很早就着手的,早在70年代,在第二代计算机,也就是晶体管计算机的时代就已经建立了全国计算中心和三十多个总管理局的计算机网络。苏联在1977年它的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三千多个经济指标都是通过电脑求解最优化方程制定的。可以说这方面是搞得非常极端。

  

  国企改革:乔厂长为何上任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中,可以说改革以前是完全没这套的,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基本上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那一套东西一旦进入改革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仅它的目标和我们追求的目标发生冲突,而且就它的智力魅力或者说学术魅力来讲,也显得很无聊,大家都提不起兴趣。它全部的功能就在于证明资本主义不好而我们很好。至于这个计划到底怎么定最科学,它基本上是不谈的。

  中国在文革的十年间基本上就处于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那种状态,如果要说休克,那么中国已经在这种状态中休克了十年之久,那时候中国不要说别的,就连计委几乎都不存在了。当时大家可能都知道,计委这个班子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当时中国分管经济是从军队来的余秋里同志带领的几个军人在那里搞那种军事指挥式的那种经济。那好像叫做国务院生产组,主要的负责人就是余秋里将军。

  这种状态就搞得这个国家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邓小平的改革其实一开始就是要走出这个局面。而走出这个局面,老实说我觉得有一种优势,就是怎么做都比会原来好,不管是搞市场经济也会比原来好,你就是搞计划经济,只要搞得比较认真,只要不是那种大轰大嗡、瞎胡闹的,那也会比原来要好。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改革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提出要搞市场经济,那个时候就农村而言一开始就有了市场化的苗头,搞了大包干,农民只要交够了公粮和提留,剩下的就可以在市场上自己处理了,虽然那时候还有很重的国家征购任务,国家的计划安排还是有的,但是毕竟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开放了一定范围内的市场。

  而当时国企改革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企改革一开始是怎么做的呢?关于这点大家只要看过蒋子龙的一部小说就知道了,就是很有名的《乔厂长上任》,这个乔厂长就是一个自诩为专业很好,而不把党委放在眼里的这样一个技术专家治厂论者,这个人有两个特征:一是所谓的坚持科学管理,不搞虚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不搞政治挂帅的那一套;第二,这个人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观念,他的观念就是只要把上面布置的计划用最少的消耗能够最好地完成就是一个好厂长。这个《乔厂长上任》我们当时看了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非常像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很流行的一种大厂文学。我们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读过比如说苏联“普容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当代英雄”、“你到底要什么”这类小说,普容恰托夫经理和乔厂长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人,基本上不懂得政治挂帅,也不懂得市场营销的那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技术专家。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就是苏联改革以前的领导构成和我们改革以后的领导构成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苏联改革以前的历任领导绝大部分出身工科,出身于文科几乎没有,出身理科的也很少,像赫鲁晓夫就是学冶金的,叶利钦是学建筑的,安德罗波夫是学内河航运的,戈尔巴乔夫是学农业的,勃列日涅夫也是学冶金的。我们国家改革以前这些工科出身的人都不成气候的,因为当时我们不搞计划经济,是搞命令经济的,因此是一大帮将军在那里指挥经济。到了改革以后,中国出现一个现象,叫做“大清潮、北大荒”(编者注:分指清华、北大),工科出身的人大量进入领导层,这个现象其实是苏联改革以前的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就在于中国改革以前老实说并不怎么真正的搞计划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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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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