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法国现象学运动的新转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8 次 更新时间:2010-03-06 09: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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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一代法国现象学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不断对现象学自身及其历史,特别是对胡塞尔和海德格的原有理论和方法,发出‘回问’(Rückfrage)、反思,甚至批判,另一方面,遵循‘回到事物自身’(zu den Sachen selbst)的原则,针对现实生活世界所遭遇的问题,试图开辟和扩大其理论视野,同时尝试改进原有的现象学方法,创造了新的‘生命现象学’、‘伦理现象学’及实现‘现象学的神学转折’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事件,不但使法国现象学运动本身发生新的重要转折,也引起当代整个法国哲学领域的重大争论,预示着法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又一个创新高潮的到来。

  关键词:现象学 在场现象学 生命现象学 伦理现象学 神学的转折

  

  第一节 转折的主要方向

  

  哲学作为哲学,始终都不应该停止反思其自身的正当性。如果哲学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被称为‘哲学’的话,那么,原本就对哲学的正当性不断提出怀疑的现象学,就更应该比一般的哲学,一丝不苟地审慎反思其本身的正当性,不停地以新的思想维度扩充其视野,并不断开辟进行自我更新的可能途径。

  梅洛·彭迪在《感知的现象学》一书的开端曾经明确表示:“现象学的未完成状态以及它所显示的永远处于起步的姿态,并非一种失败的信号,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象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世界和理性的奥秘。如果说现象学在成为一个学说或成为一个系统之前,曾经是一个运动,那么,这既非偶然,也不只是一种姿态。现象学,就像巴尔扎克、普鲁斯特、保尔·瓦列里或塞尚的作品那样,以同样的注意力和惊异精神,以同样的强求意识,以及以把握世界的意义或初生状态中的历史原本意义的同样意愿,不断地精益求精。在这方面,现象学同近代思想的精神是相一致的”(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Avant-Propos. Paris. 1945: XVI)。这就是说,现象学,作为一种极其严谨而认真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了真正地实现它的‘回到事物自身’的基本原则,它始终都把自身的不完满性和非终极性当作自然的动力,随着其本身思路及世界的变化,以反复的自我更新的方式,一方面从内容方面不断地提出和创建新的探索论题,另一方面又在方法方面尝试探究新的可能模式。

  正是遵循现象学的上述原则,法国二十世纪第一代哲学家,柏格森、布伦施威克(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庄·瓦尔(Jean Wahl, 1888-1974)、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米克尔·杜弗连(Mikel Louis Dufrenne, 1910-1995)、萨特和梅洛·彭迪等人,当他们将现象学移植于法国哲学界的时候,就以现象学本身的反思态度,再加上他们所固有的多样化创造风格,发动了一场不断焕发创新精神的法国特有的现象学运动,使这场运动,不但在它的前半个多世纪中,闪烁出灿烂的智慧光芒,而且,也在从二十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后续岁月内,仍然保持其生命力,创造高潮迭起,使现象学反而比它的故乡德国,更显示出迷人的活跃景象。

  引人注目的是,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哲学领域中,一方面,继续留存的老一代现象学家,利科、德里达、利欧塔、列维纳斯等人,直至他们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先后逝世为止,始终坚持其创新思路,敢于向胡塞尔和海德格等现象学原创始人的理论和方法,一再地提出新的反思性问题,使他们的现象学,即使在他们的哲学生涯的晚期,也不堕入保守框架,继续保持和发挥其理论创造的潜力;另一方面,继原有的现象学家之后,又不断涌现出一批现象学的新起之秀,他们不拘泥于老一代现象学家的理论和方法的范围,发表了一系列足于震荡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要哲学著作,其隐含的理论价值及其造成的理论声势,不仅使人意识到汹涌澎湃的法国现象学运动,在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多次转折之后,仍然生气勃勃;而且,也向人们展示:如同上世纪中叶那样,在现象学的再次推动下,一场新世纪的哲学创造高潮,又在法兰西哲学园地上涌现,方兴未艾。

  在这批新兴的现象学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庄·吕克·马里墉(Jean-Luc Marion, 1946- )、米歇·昂利(Michel Henry, 1922-2002)、多米尼克·雅尼哥(Dominique Janicaud)、温森·德贡伯(Vincent Descombes)、弗朗斯瓦斯·达斯杜(Fran?oise Dastur)、庄·路易·格列基安(Jean-Louis Chrétien)、贾克·达敏尼奥(Jacques Taminiaux)、艾丽安·埃斯古巴(Eliane Escoubas)、马克·里希尔(Marc Richir)、庄·弗朗斯瓦·古尔丁(Jean-Fran?ois Courtine)、迪第耶·弗朗克(Didier Franck)、埃马努尔·法尔嘎(Emmanuel Falque)、约斯琳·贝努瓦(Jocelyn Benoist)、贾克·柯列特(Jacques Colette)、庄·伊夫·拉科斯特(Jean-Yves Lacoste)、米歇·哈尔(Michel Haar)、勒诺·巴尔巴拉(Renaud Barbaras)、娜达丽·德伯拉(Nathalie Depraz)、贾克·加勒利(Jacques Garelli)、巴斯卡尔·杜邦(Pascal Dupond)、劳朗·古尔纳利(Laurent Cournarie)、吉尔·格勒列(Gilles Grelet)、庄·雨格·巴德列米(Jean-Hugues Barthélémy)、雨格·索柏林(Hugues Choplin)、贝尔纳特·巴尔索蒂(Bernard Barsotti)、弗朗西斯·基巴尔(Francis Guibal)、玛丽沃恩·塞松(Maryvonne Saison)、奥利维叶·德波列(Olivier Depré)、达尼尔·罗丽思(Danielle Lories)及贾克·布兰(Jacques Poulain)等人。这一群哲学新秀,散布在法国各地大学院校、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学术杂志以及巴黎胡塞尔档案馆等研究机构,正在推动着新世纪法国哲学的再改造和重建运动。

  当代法国现象学运动的争论和新转折,基本上朝着两大方向展开:一方面不断地对现象学自身及其历史发出‘回问’(Rückfrage)而进行历史的反思,另一方面,遵循‘回到事物自身’(zu den Sachen selbst)的原则,面对现实的生活世界所提出的问题,开创和扩大其理论视野,尝试改善原有的方法。

  现象学向来是在探问现象之为现象、包括现象学本身的源生性显现的过程中,即对它们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事物的本质,并同时充实现象学自身的内容和方法。正如巴斯卡尔·杜邦和劳伦·古尔纳利在总结法国现象学运动一百年的经验时所说:“一切现象学,毫无疑问,都是重建现象学的一种尝试(Toute phénoménologie est sans doute un essai de refondation de la phénoménologie)”(参见Pascal Dupond et Laurent Cournarie, Phénoménologie: un siècle de philosophie. Paris. Ellipses, 2003: 3)。

  其实,针对现象学本身的不断反思性,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也早在他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的现象学》的一篇附录中,提出过这样一个永远值得现象学家加以自我反思的深刻问题:“究竟是谁,在其哲学家的一生中,始终把‘哲学’不停地当成是一个奥秘? (Quel est celui pour qui, dans sa vie de philosophe, la ‘philosophie’ a jamais cessé d’être une énigme?)”(Husserl, Crise des sciences européennes et la phénoménologie transcendantale. Appendice XXVIII. Paris. Gallimard. 1976: 568)。其实,不是别人,正是胡塞尔自己,始终忠实贯彻他自身所提出的诺言,时刻不忘现象学制定‘返回事物自身’的原则的初衷,以身作则地反复怀疑和修正自己的著作的正当性及其历史有效性。正如保尔·利科所说:“胡塞尔的著作,具有一种奇特的命运,其作者本身无止尽地更新它们;而每当决定重版它们的时候,其中的问题就又早已成为过时的了”(Ricoeur, A l'écol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2004: 17)。利科为此指出: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的现象学》,从1929年起,就由于其中的‘先验的观念论’而面临被彻底修正的命运。但不久,胡塞尔遭受希特勒迫害,致使修正工作延续到1938年胡塞尔临死前夕,其中的《经验与判断:对逻辑系谱学的探究》(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的部分,仍然未能完成,胡塞尔才不得不委托他的助手朗格列波(Ludwig Landgrebe, 1902-1991)贯彻其未竟志向,使之在1939年,在胡塞尔逝世后,完稿于布拉格(Ibid.)。

  和胡塞尔一样,海德格也早在1923年,当他在弗莱堡大学还作为胡塞尔的助手而开设《存在论》(Ontologie)课程的时候,就明确宣布: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不能根据他所受到的多种思想影响,而只能根据他所遭遇到的问题,或者,如同‘问题’这个字的希腊原文Problèma所暗示的那样,依据他所走的道途上迎面亲临的问题而思想。为了排除人们对他的误解,海德格特别指明影响他的四位思想上的‘同路人’(Wegbegleiter):“在我的研究中的同路人,就是年青的路德和作为我的楷模、并被前者所厌恨的亚里士多德;而克尔恺郭尔给予我鼓舞,我的眼睛,则是胡塞尔移植过来的”(Heidegger, 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t. Gesamtausgabe. Bd. 63.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88: 5)。由“胡塞尔移植过来的眼睛”,就是海德格后来‘观看’事物自身的现象学视野。正是针对这种不可取代的现象学视野,海德格明确地说:“现象学是一门比自然科学更科学的科学,特别是当人们把科学理解为源初的知识,就其梵文原字‘wit=观看’的严格意义来理解的时候”(Heidegger, Zollikoner Seminare: Protokolle-Geschpr?che-Briefe. Ed. Medard Boss. Frankfurt am Main. 1987: 265)。海德格如此强调的‘现象学观看’,归根结底,就是观看事物自身的最源初状态的一种哲学智慧;它是对于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维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准确性的真正检验。这也就是说,现象学所要求的,从一开始,就不是死板的恪守或重复其创始人所制定的方法,而是以现象学的‘慧眼’克服由现象的自我遮蔽所可能引起的‘现象盲目性’(Ph?nomenblindheit)(Heidegger, Ibid. : 397)。

  所以,当代的法国现象学运动,实际上继承和发扬现象学运动本身的优良传统,总是不停地在探索其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开展对以往现象学运动的批判和重新估价,特别是重新反思、估价、批判和再批判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谢勒及海德格等人对于现象学的源起的思索;把现象学的理论原则和基本方法,始终都只是当成‘未完成的’、‘待充实的’或‘待进一步证实’的原则性前提。

  与此同时,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变化,特别是八十年代后的当代社会中所发生的重大的社会和历史事件,诸如全球化、苏联及东欧国家集团的垮台、欧盟的扩大、科学技术新发明(数码电子、人造基因工程等)、恐怖主义、新宗教运动、环境污染及大规模灾难性风险的连续出现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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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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