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2 次 更新时间:2010-03-05 13: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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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相关文本印在右页),将手稿中新旧文本(原稿与誊写稿以及部分重要的增写内容)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字,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字),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我们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先生和涩谷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于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 其中,除掉第三点与梁赞诺夫版的编排方式相似以外(在删除记号上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其余五点均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内在逻辑有着深刻理解的广松涉之独创,与所有其它版本相比,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出版史上至今不可替代的结构性变革。直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这个版本在基本逻辑思路上要优于2004年由陶伯特编排出版的MEGA2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1、2篇的第二个“先行本”。

  在此我愿意对上述特点再作进一步的说明。第一,我以为,广松涉之所以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目的就是想直观地映现手稿的原始状况。当然,这个所谓的“原始”中已经含有了广松涉自己对手稿逻辑结构的主观猜测。本来,他希望按手稿相同页码的全部内容排印,因印刷排版问题而不得不放弃。在中译本排印时,我也曾经希望能够实现广松涉的设想,后来还是失败了。第二,区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手稿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文字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删除和改写的信息,意味着重现科学世界观最初形成过程的历史性构境之可能,特别是对中国学者来说,可以从中了解两位思想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和作用,这一点对中国学界尤其重要。仅就这个方面来看,涩谷版基本沿用了广松涉的做法,不过更加准确和细致了。第三,广松版汇集了在他之前主要版次的相关文献信息,并且第一次完整地在手稿排印中直观地呈现出来,这也让中国学者第一次直接地了解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版本研究的历史线索。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对大村等人执意贬低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做法十分费解,那么他们所说的“倒退40年” 指的到底又是什么呢?

  

    4、是谁的编辑水平“倒退40年”?

  

  以下,我们具体来看大村等人所指的“40年倒退说”之基本内容。

  第一.大村等人认为,广松版(包括小林版)的编辑过程并不复杂,有了电脑以后,只要懂一点德文,谁都能完成,因为广松涉所做的只是将40年前的阿多拉茨基版“异文一览”中草稿修改过程的信息“原封不动地用小号字置于〈〉内,将马克思的插入用粗体表现”。 这个判断实在是太过离谱了!首先,1932年阿多拉茨基版最重要的排版方式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补入部分直接排印到正文中,更重要的是,阿多拉茨基以自己的主观理解重新分割和拼合了手稿的文本,完全破坏了原稿的理论逻辑,这是众所周知的理论事件。而广松涉本人对阿多拉茨基版基本上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任一个完整看过两个版本的人都不大可能得出大村等人这种荒唐的误识。其次,广松版的版本信息从头到尾都清楚地标注着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新德文版和MEGA2试行本的四个版本的文献信息,大村等人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其三,只要“懂一点德文”,就能做广松涉的工作,这无疑是一句相当不负责任的空话。对这一点我实在无意多说了——广松的工作“懂一点德文”就能做,这样荒唐的指责甚至已经完全不像正常的学术争鸣了——在此我想强调的还是,学术争鸣与论辩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一种严谨、客观以及至为尊重学术本身的态度,而不能让学术批评流于一种情绪化的无端指责和武断指控!

  第二,大村等人认为,广松涉在编辑过程中根本没有理解MEGA2先行本中“异文一览”的核心部分,即没有理解改稿过程中的异文标注,虽然中译本也附排了这个“异文一览”的样稿,但我和译者都因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受到大村的责问。大村等人告诉我们,这个“异文一览”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进行极为简单的编辑整理的方法”,是二战以后所谓的“编纂学的成果”,也是MEGA2编辑体制转换的结果。因为广松涉不按照这个新的方式来做,就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倒退40年”?!这里内含的一种隐性霸权逻辑十分类似于前文论及的鲁克俭先生的思路——MEGA2编辑人员制定的编辑要点,为什么一定就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作的硬性标准了呢?为什么不照着做就一定是倒退呢?在从前MEGA2编辑工作仍然处于前苏东当局严密控制之下的时候,其思路的确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儿子党”、“兄弟党”马列主义文献编译工作的天然准则,可是我本以为,到了今天,这种老子党的“王法”已经成了历史遗迹。我以为,MEGA版的编辑工作及其编辑标准决不能阻止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独立研究,事实上,这种霸权逻辑也绝不是MEGA编辑专家们的意志。据我的了解,目前MEGA编辑机构的专家们与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保持良好的相互尊重的建设性关系,他们十分注意听取各国学者的不同意见,之所以不断地出版“试编本”、“先行本” ,原因就在于此!

  更何况,任何一个看到过1972年出版的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试编本的研究者,都不会觉得这个所谓的“异文一览”是科学的文献编排方式和便于研究者使用的做法:一堆费解的符号和远离文本语境的他处异在,既看不懂,也难以对上相应文本。

  第三,在日本学者的文中,涩谷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复原版),是作为消除和校正了学术水平倒退40年的广松涉版以及所有“至今为止的日译本的共通的致命缺陷的版本出现的”。而张一兵却在涩谷版已经出版之后,继续无视这一划时代的新成果,反倒去出版早已过时了的广松版,误导中国学界。这样,中国学者“在依据有缺陷的版本进行研究的时候,成果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上,是大村等三位学者的判断。客观来看,涩谷版的确在广松涉版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出版广松版中译本的翻译和研讨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专程从日本购买了涩谷正的“完全复原版”。经过多次的译文研讨会,我们也的确觉察到了涩谷先生的研究在文献学的意义上已经取得了不少细节上的新认识和新推进,特别是在德文原文的考据和第一手的信息上,都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水平。也因此,我们在第一时间就邀请涩谷先生前来参加南京的研讨会议。十分遗憾,因旅费问题涩谷先生终未能赴会。但是,我们亦在中文译本中加注了涩谷版的近40条信息,以示对涩谷版的尊重。当然,我们同样加注了小林版提供的一百余条新的文献信息。这恐怕不能说是“无视”涩谷版的成果吧?

  首先,我们是在译介广松涉哲学的系列当中选择编译了这本书,初衷并非是要出版日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所以,我们没有因为日本学界出现了新的涩谷版、小林版、服部版和德国陶伯特2004年的试行新版,就放弃出版广松版;其次,广松版所依据的主要文本信息并非如大村等人所说,是倒退40年的过时的东西,而是自1920年代以来,列宁亲自建立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机构中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近半个世纪精心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领导下的文献辨识专家(如保尔?韦勒尔、弗兰茨、尼娜?伊尔伊尼奇娜?涅波姆尼亚夏亚)默默无闻的工作,以及后来前苏联巴加图利亚、东德一批文献专家的努力结果。我认为,这些原文辨识专家和研究者提供了马克思大量手稿中复杂手写体原文基本信息,一些十分厚重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基本文献成果,而绝不是在阿姆斯特丹待上一年“对草稿进行调查,在对记载状态进行确认”就可以轻易动摇和改写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应当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量。其三,我仍然认为,时至今日,广松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有其极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的。在我看来,广松版的价值在于一种重要的文献结构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文本细节的精确性。应该指出的另一点是,涩谷版的基本编排逻辑本身就是广松涉版的进一步完善,所谓的“划时代”,不正是在广松涉开拓出来的道路继续前行吗?既然如此,对广松版做如此根本的全盘否定是否有必要,有是否有合法性呢?

  令我最为不忿的一点在于,三位大学教授对小林昌一这样一位工人出身的自学者的傲慢态度。在译介广松涉之前,我并不认识小林先生,但在此后的三次接触中(两次在南京,一次在东京),通过交谈,我能够亲身感觉到这位非专业学者对学术、对老师的敬重。即使在我自己的身边,他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多见的令人萌生敬意的学者。然而三位研究马克思思想和文献的专家对小林先生和他所编著的“文库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贬斥却失之于不够厚道和尊重——我自己始终觉得,学问之道,也应当是一种敦实宽厚的为人之道,而后才能有治学宽阔的眼界和胸怀。任何学者,无论水平有多高,成果多么卓越,若要批判别人,都应当出于一种宽厚真诚的善意,应当善意地指出问题,建设性地帮助别人共同提高研究水平,而不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横加指责和全盘否定,甚至将这种否定穷追猛打地延伸到他国学界来,甚至试图彻底取消别人的话语权。。

  

    5、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理论研究

  

  商榷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似乎十分有必要提出来认真严肃地讨论一番,即如何正确看待文献研究的方法以及文献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已经越来越脱离了原先那种假、大、空的叙事模式,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成为中国年青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学术旨趣。于是,基于对第一手文本原始信息和原初逻辑结构的文献学考证研究也开始逐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的马列主义编译机构还没有拥有足够多的第一手的经典文献原稿,从时间上也还没来得及培养出专业的文献辨识专家,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中,我们的马列主义文献编译和出版工作主要依据的仍然是前苏东学界的现成成果。这就使我们在经典文献的整理和编译工作上始终不可能有太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别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国际马列主义文献整理的主体已经从国家意识形态机构转型为民间的基金组织,从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家队伍转向西方马克思学的专家群体,我个人觉得,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更进一步接合好与这种新情况、新状态之间的具体关联路向。这的确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也是因此,我国学术界的马列主义文献整理和考据水平不可避免地与当下的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也使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青年学者在遭遇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时,人云亦云地迷失自己的方向,简单地随波逐流。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鲁克俭先生的思路就缺少自己的辨识。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现有的条件和处境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否就只能跟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后面人云亦云呢?我不这么认为。

  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像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时的列宁那样 ,高度重视马列主义基本文献专业研究队伍的建设,应该立即着手建设马列主义文献原文(拷贝)的基本数据库,积极培养自己的原文辨识专家,哪怕是从零开始,也要独立自主地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而不是满足于某种基于二手文献所做的伪文献考据。说到底,这种不是基于原文辨识和原始信息的文献考据和版本研究只能是一种变形的抄袭和非法挪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积极关注西方学者、俄罗斯以及日本等国学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献学上的重要研究进展,谨慎小心地辨识其中的积极内容,特别是客观考据中的新发现,但这种关注必须以批判性地思考他们在文献处理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和所谓“新观念”为前提,这个前提至关重要。我们关注,但我们并不盲从,不能停止自己思考,这才能使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结果真正有益于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当代发展。

  此外,我认为我们还必须正确处理好文献学研究与当前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理论研究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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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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