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2 次 更新时间:2010-03-05 13: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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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仍然说‘《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文本解读结论,这样的解读会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吗”?我的问题看来是相当的严重了。可是,我不得不再次强调,鲁克俭先生对我声势浩大的理论指控确实反映了我们之间在观点上的本质分歧,而细究下来,这些分歧的症结皆是在学术研究所持的根本立场上!

  首先,必须说明,我并没有像鲁克俭所说的那般,完全无视陶伯特等人的高见,同时故意回避2003年相关的中文介绍,在耳不聪、目不明的情形之下狭隘地得出自己的结论。早在我那部出版于1999年的《回到马克思》第348~353页上,我就已经讨论过鲁文告诉我们的所谓“新事实”,即马克思写在《1843~1847年笔记本》第51页上的《笔记本中的札记》(“四行文字”),当时我已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同意将这一文本“简单地指认为其他思想运演的重复”。在书中,为了使说明更具针对性,我还专门用一个括号标注出巴加图利亚和这个鲁克俭先生倍加推崇的陶伯特。 鲁克俭自己说,陶伯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7年,中文介绍则出现在2003年,而在我的记忆当中,自己写下这段文字并专门标注出陶伯特的时间是在1998年。可见,我不仅不是无视陶伯特,甚至可以说在相当早就主动遭遇了她,问题只是我不主张完全被动而不加思考地接受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相反,每每当我拿到新东西,我更愿意选择在独立考量之后形成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在此基础上再加以运用,让别人的研究成果以更科学的姿态介入我自己的研究。因此,我十分希望与鲁先生商榷的是,我认为在具体批评我的观点之前,鲁先生似应当认真读一读我的相关文献,至少是看过相关的最重要的文献,对我的观点形成一个大体准确的了解,而后才具备讨论的基础。对学者而言,争鸣固然相当可贵、也极其有益,但无疑只有在真知对象观点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批评才能实现与对方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实质而有真正意义的争鸣与碰撞,从而促进学术发展,否则,只能够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欲加之罪,不是我们应当提倡之风。

  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关于《笔记本中的札记》的解读正是从批评和拒绝陶伯特一类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观点出发的。我拒绝走陶伯特等人的路,仅仅从文本的一般历史文献线索出发看问题,而选择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铺展研究,因此我的结论与陶伯特等人的观点显然就不可能一致了。我始终认为,陶伯特的视界中看到的只能是单一从文字出发的东西,因而只能看见《神圣家族》,而我希望自己能够站在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全新思考点上,透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凭他们单一的文字取向看不到的一些新东西, 在我看来,这些新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思想质点有可能是《提纲》中思想革命真正的爆发之点。我在许多场合都曾经写道,一直以来自己所作的研究都只是作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种“在途中”的努力,因而我在某个时段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确实都只是“在途中”的成果,但是我断然不能够同意的是鲁克俭这种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一味推崇西方马克思学成果,而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独立思考后得出来的的研究成果简单粗暴、毫无分析地加以否定的做法。用鲁克俭的话说,我将一些“明显低于陶伯特研究水平或者已被陶伯特明确否定了的说法当作基本事实”, 可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结论必然就是一些“明显低于”人家的东西呢?两种结论,孰是孰非、各自可取之处在哪里、各自的理论不足又是什么,鲁克俭先生未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只是简单说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陶伯特发表的观点就是“最新成果”,因我的观点与之异质,就必须担上“无视”新成果的罪名而致不可靠、不能令人信服。

  其次,在陶伯特等人的最新成果中,《提纲》的写作时间被延至1845年7月以后,并被判定成“《神圣家族》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我估摸鲁克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可能还是有些生疏,否则不会不知道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而非要让我们接受它。《神圣家族》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可以精确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出现在具体讨论中的关于欧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研究;二是此时仍然被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的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和隐性逻辑构架。因此,那种认为《提纲》仅仅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的思路,实际上也就否定了马克思在《提纲》中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革命,从而直接抹煞了《提纲》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应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这不仅不是什么最新成果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的一种根本错误的观点!

  西方马克思学的思路无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之形成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无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器的批判意义,更无视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解放理论和科学思想的信仰与热爱。他们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提纲》和马恩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绝不是一份可以被一般地“中性”处理的历史文献,而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因此,我十分希望与鲁克俭先生商榷的最关键之处,即在于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学术研究时应有的立场和独立,我想,那种一味基于西方马克思学“成果”的观点是背离我们宗旨的,它会是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赞同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应当感谢鲁克俭先生,鲁文中的确指出了我没有留意到的一些细节,比如他所指出的陶伯特等人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编号问题,这是我今后要加以注意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这几页手稿究竟由谁编号的意义不是那么重视,我当时还真没有大动干戈地去深究。此外,鲁文的最后对我关于广松涉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研究的批评文章对巴加图利亚俄文新版的影响问题的看法是“主观猜测”的批评,我也必须解释一下。其实,我在原文中已明确指认广松涉批评巴加图利亚版的文章分别发表于1966年和1967年,因此前文中所提及的广松涉研究的影响也就明确是指1962年巴纳发现新文本之后人们对传统版本结构的重新思考,特别是“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中的初始逻辑线索十分重要”。因此 ,我认为这应不是什么“主观猜测”。在鲁文的最后,还提到了我的代译序中有“拔高广松涉的倾向”,这与最近我刚刚拿到手的三位日本学者的批评文章中的意见一致,因此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日本学者的批评。

  

    3、关于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

  

  2006年9月,我收到朋友转来的日本学者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的一篇长文,题为《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下),此文也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基础研究A以及同基础研究B(大约相当于我国的国家社会规划基金项目) 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在该文中针对我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做了集中的批评。当然,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广松涉版和小林昌一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式的。日本学者的批评概括起来大约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1974年出版的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即我们当前已经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文译本之母本),“完全没有理解”上一世纪70年代相关研究的水平,即没有理解1972出版的新MEGA2试编本(Probeband)的标注,从而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研究水平“倒退了40多年”。显然日本学者在此处所指控的“倒退40年”指的不是从现在的倒退,而是指从上一世纪70年代倒退到30年代的研究水平。具体而言,是倒退到了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版的水平上。 这个指控既否定了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学术价值,又批评了我的学术鉴别力和判断力。

  第二,广松涉的编辑方式“其实很简单,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在只能用手动式打字机的当时姑且不谈,在个人电脑得以普及的现在,只要会一点点德语,谁都能进行编辑”。为什么呢?因为广松涉的工作只是将阿多拉茨基版之“异文一览”中的草稿修改过程信息原封不动地移入文本正文,并将马克思修改之处用粗体标出,仅此而已。所以,广松涉“没有将阿多拉茨基版以后的40年的草稿解读,特别是关于改稿过程的研究的核心部分吸收到河出书房版之中”。于是,广松涉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学术生命”。这无疑是一纸釜底抽薪的死罪宣判,言下之意,我们在中国编译出版的是一本已经死亡了的书。

  第三,代表当今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最高水平的版本正是日本学者涩谷正先生(此文三位作者之一)于1998年在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该文作者自己写道,这一版本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著作,它与广松涉版等在日本出版的各种不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之决定性的区别在于:“涩谷版是涩谷自身对草稿进行调查,在对记载状态进行确认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从字面来看,似乎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区别就在于广松涉没有看到真迹,而涩谷则在现场(阿姆斯特丹)看到了文本的真面目。

  第四,严正批评广松涉的学生小林昌人于2000年岩波文库出版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没有修正广松涉版的错误,反而“留下了很多遗漏和错误”。为此,此文直接指责出版此书的岩波书店是“可耻的”,作者们认为,在广松涉版的中译问题上,小林的正确做法“应该奉劝南京大学以及中央编译局的相关人员放弃该计划”。在他们看来,“试想一下,在21世纪的今天,在文本本身的核心部分即改稿过程的标注上照抄斯大林时代研究成果的广松河出书房版,有翻译的必要吗?”

  第五,批评我本人在涩谷正这本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出版之后,竟然还继续向中国学界推荐广松涉的那部在学术水平上已经倒退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没有生命力的版本,指认我对广松涉版进行了“无条件的赞扬”,评价“过高”,因此他们“有必要向中国的相关机构以及研究者尽早告知问题的本质”。

  以上五点,即为三位日本学者图文并茂的万言书中实质性的东西。拜读之后,我相当吃惊,坦白地说,这项日本国家级研究项目成果令我十分失望。

  事实上,译介广松涉这部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我的研究计划当中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我向中国学界系统推荐广松涉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至于推荐和研究广松涉思想的原因和意义,我曾经多次阐述,在此不想再赘言。但是我想,作为中国学者,我既应当谦虚谨慎,但也不至妄自菲薄,经过20多年开放求索,中国学者应当已经有能力自主地辨别什么是值得我们介绍和研究的东西,我非常主张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与探讨,包括与日本学者的知会,但应当是一种客观、平等,互相尊重的对话。

  广松涉的思想,至少是我目前看到的当代日本哲学发展史中十分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之一。无论是其一生学术研究所留下的大量论著和极有深度的学术观念,还是由其创立的一个极富东方精神的个性与特色、从而能与现代西方文化实现全面对话的思想体系,都使广松涉无愧于当代东方思想大师的赞誉。当然,我之所以欣赏广松涉,还因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他始终将马克思的精神遗产作为自己学术理念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早在十年前,我就曾经指出过广松涉思想方式的重要性:“他开始是一个熟知自然科学的学者,后来在关心日本左派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式的解读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高点。后来,他以日本民族文化为基底,以马克思为逻辑中轴,广收当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成果,创立了一个很具东方(大和)特色的广松哲学”。 以民族文化为基底,广收当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成果,开创独具东方特色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广松走出了一条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学习的治学道路。基于此,在我主编的这套旨在向中国学术界介绍有价值的世界学术思想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安排了广松哲学系列,并将这部出版于1974年的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手稿作为其中的第四部经典之作进行了译介。

  与三位日本学者不同,我本人不是文献学专家,而是中国的一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在手头已经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手稿的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之后,广松版是最能让我激动的东西了。关于该版本的特点,我在“代译序”中非常清楚地进行了说明:“一是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手稿正文印在左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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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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