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创新从哪里来?——向温总理进一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8 次 更新时间:2010-03-04 16: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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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钱学森去世时,向温总理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就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温总理多次说,这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另据报道,温总理经常在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企业为什么没有内生的创新动力。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创新型人才,自然没有创新型企业,也就没有创新。很显然,企业的领袖没有创新意识,企业自然也不可能有意识。更由于外部环境并没有给予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人才额外的奖励,当然就更不会有人、有企业去积极创新。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或者说缺乏)创新型人才?

  一是教育均等化水平低。教育资源整体上的紧张局面导致了无论是要获得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必须通过选拔的方式来实现。而既然是选拔,就必须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否则就无法实现基本的公平。而这样看似为了公平目标而制定的整齐划一的标准一刀切下去,哪还有创新型人才呢?大家不过是在同一的规则、同一个跑道上跑圈而已。发散式思维、想象力当然就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试想,连最应该有创意的作文都有固定套路,那还有什么可以创新的内容呢?所以,我们不仅没有技术型创新人才,连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这样本来传统文化土壤里盛产的人才都没有了。深层次的原因是,如果不参加这种整齐划一的竞争,你就很难有谋生的手段。而在古代,即便科举失败了,其家庭生计可能受影响不大,仍然可能是大小地主或者商人,所以还能出李时珍、龚自珍等这样虽然参加科举失败但却仍然杰出的人才。

  二是教育科研资源分配完全行政化。和古代的书院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以及一些国外私立大学主要依靠企业和企业家赞助不同,我们的教育科研资源主要由教育部、科技部、国防科工局、科学院等几个行政部门分配。如果你不按照它的指挥棒转,那对不起,资源分配就没你的份。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家只好把科研方向的选择权、决定权交给处长、司长甚至科员们。科学家要实现的不是自己心中的科学理想,而是怎么样达到和符合部委给他们确定的指标。在这种没有科研自主权的“科研”下,怎么可能有创新成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搞创新、出了成果,有了创意,出了书,不赚钱则已,如果你赚钱,仿冒、盗版就一哄而上,创新者的精力不是集中在创新上,而是集中在打假上,全社会根本没有给予创新者激励的机制,谁还会费劲巴拉地去创新呢?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比较成功的案例来分析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大学中,中国科技大学应该算是最成功的之一,所产生的创新型人才(如果按照院士算)和成果按规模比例来说应该算是最多的之一。其成功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三点:其一是科大学科主要集中在抽象的理论研究上,因此,其吸引和通过高考选拔的人才都是具有一定科学研究特质的人才,对名誉奖励和物质激励的依赖较少。其二是科大是科学院的“独子”,在科研和教学资源的分配上只有“多、少”问题,没有“厚、薄”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大的教授们可以不需要扭曲科学规律来适应行政部门的那种奖惩结合的粗放管理。三是科学院的行政领导多是科学的内行,因此,更有能力判断科研项目的价值。这三点,值得我们在推动创新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时思考。

  再说第二个问题: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以及如何让企业有内生创新动力?

  一是大力推广教育的均等化。目前的教育难题和症结的关键在于:家长都希望通过选拔来进入好学校,而好学校又客观存在。要知道,学校的“好”和“坏”是客观规律,差异是不可能通过主观手段抹平的,即便今天抹平了,明天也会产生新的差异。教育主管部门当然也不可能通过削弱好校地方式达到教育均等化,而差校一时又难以建成好校。于是,为了实现以升学率为核心的单一的教学管理考核的政绩目标,教育主管部门必然选择把资源更多地投入好校。家长当然也把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争取让自己的孩子上好校上来。于是,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搞均等化的关键举措在于改变对教育主管部门和公立学校的单一考核方式。把考核建立在升学率为基础的综合性目标上,同时,把目标考核与资源投入的力度和强度相挂钩,进行效益考核。和企业管理一样,你投入多,产出自然应该多。由此,实现教育转轨。推动各级教育参与者提高教学效率,降低投入强度,大力“节能减排”。通过均衡的考核方式,结合在这种考核基础上的绩效工资制度以及投入增减的奖惩制度,就会使校长和老师的流动更加顺畅,也会使落后校找到发展空间,同时,也不影响好校的积极性。

  二是大力推动高等学校改制。高等学校改制的前提是教育主管部门和科技主管部门的改革。否则,高校无论如何改,都不得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下低头,那样的改革根本不会有用。行政主管部门如何改?主线应该是把具体行政管理改为综合性绩效管理,管目标不管手段,管人(当然是重要的人)不管事。一要确保国家财政资源投入的公平性。科研教育管理应依托于专家顾问机构,决策权要交给专家和学术共同体,而不是由政府部门决策。课题设计、研究方向、研究团队、资源投入强度等这些决策内容都应该由专业人士依托中立的学术共同体来确定。当然,目前,我国的学术共同体仍然需要培育。二要政府部门从以分配资源为主向以提供资源为主转变。即按照科研的需要,不断推动国家、社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而不是通过搞各种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来分配有限的资源。企业需要、科学家愿意做的课题,就由科学家提出申请。而科学家需要什么资源,就由教学科研机构或者委托中介组织,向政府争取支持,向全社会征集资源,尽量满足科学家的需要。三是考核评价体系多样化。对科研产出的评价要软硬结合,既要有论文、专利这样的硬指标,但更多则需要由同行评议确定。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彻底放开学术研究类杂志的创办,使每一个不同的声音、每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都能找到发声的空间。同时,国家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基础性、国家急需关键技术等相对比较狭窄的领域,集中力量,实现突破,主要发挥带动作用。在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下,高校要实现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向党委领导下的学术委员会治校的转变。校长主要负责争取全社会的资源,领导后勤服务和行政管理部门。而资源的分配由教授们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来确定。学术委员会则行使包括教授聘任权、研究经费分配权以及校长、副校长及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任命的建议权和管理体制调整和改革的建议权。党委负责对校长及副校长们组成的校务委员会的监督任免(程序上的)以及对学术委员会涉及意识形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史等)的工作内容的监督和组织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选举。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形成合理分工:党委负责政治、校长负责行政、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形成以学术需要为中心的高校管理体制和资源、人力配给体制。

  三是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得到社会认可,除了荣誉感、成就感之外,关键还在于经济收益。特别是对于创新型企业建设来说,如果没有创新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就不可能会有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旦有了收益,没有企业不愿意创新。目前,很多企业靠许可证、靠垄断市场甚至仿冒、“山寨”都能生存的很好,怎么会有企业愿意创新?严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会给创新者激励,也会断了仿冒者的后路,使仿冒者转而投入资源进行创新。另外,打破垄断是开辟创新之路不必可少的外在条件。垄断者不需要创新,这是经济学的常识。因为它不参加市场竞争,对客户需要反应迟钝,其利润依赖许可证、依赖对市场的客观垄断。目前一些国有企业不创新,有了钱情愿去买房子、买股票,甚至发高工资,原因就在于此。更可怕的是,这些垄断企业在全社会形成了某种暗示——企业都去争取政府资源、争取政府关照,去找“市长”,而不是靠自己的创新来实现发展,去找“市场”。而受了良好教育的高端人才又由于这些企业的收入高蜂拥而至,在全社会形成了依靠政府资源分配的不良心理,怎么可能还有人愿意创新?

  要实现创新,关键在于人才,根本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人才成长的关键在于在得到基本均等的教育的前提下,有多种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必须建立多元的社会评价体系。高校改革的关键是突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突出学术共同体对资源分配的支配性作用,而只有在全社会建立鼓励创新的硬邦邦的知识产权制度,才能真正激励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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