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四友:评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 次 更新时间:2010-03-04 09: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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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 (进入专栏)  

  

   一 导 言

  

  功利主义经过边沁的系统性阐述后,途经休谟、密尔等人的补充与完善,一直以来都是西方道德哲学诸流派中重要的一员,并一度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批驳功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种新的正义理论。“本书的目的解释如下: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我希望能够把这种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发展到能够经受住那些常常被认为对它是致命的明显攻击。而且,这一理论看来提供了一种对正义的系统解释,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不仅可以替换,而且或许还优于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功利主义解释。”(罗尔斯,1988:2)尽管功利主义经历了很多变化,有着各种形态的表述,但功利主义基本上都具有这样的三个特征(Sen, 1979):第一,它是一种后果主义理论,即只有后果是重要的,行动过程是不重要的。第二,它是福利主义理论,即后果中只有福利是重要的,其他的后果是不重要的;第三,它是关注总量的,即只有总量具有意义,不关心总量如何在个人之间的分配。

  这三个特征都存在着争议,受到许多反驳,由此也产生了很多的妥协与转向。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总量关注)有一个犀利的攻击。他认为这一点忽视了人的分立性。“在将个人选择的原则扩展到社会上……没有认真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异”(Rawls,1971:27)。因为这种扩展实际上依赖于这样一种类比,个人可以为了长远的打算而牺牲一时之得失,那么社会同样也可以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之得失。但是正如诺齐克也强调的,“并不存在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保有各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使用这些人中的一个,利用他去为别人谋利不用更多,这里所发生的就是对他做某件事而目的就是为了别人。”(诺齐克,1991:33)面对这种攻击,转向之一就是得出福利平等。这种理论要求“一种分配方案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转移资源,直到再也无法使他们在福利方面更平等”(德沃金,2003:4)。

  但是对于罗尔斯与德沃金等人对于福利平等也提出了攻击,昂贵嗜好问题就是重要的反驳。如果一个人有意发展昂贵嗜好,那么我们是否有义务提供满足这种偏好的资源呢?这里隐含的是,个人是能够进行选择,从而应该为他们自己的自主性行动负有责任。为了回应这种批评,福利平等的支持者再一次退让,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的福利平等,而是福利的机遇平等,从而能够纳入责任考虑。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探讨这种转向是否成功,能否得到合理的辩护。

  

  二 福利的机遇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阿内逊是这种福利机遇平等(Arneson, 1989)的倡导者。这个平等理论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是何为福利,第二是何为福利的机遇,第三是何为福利机遇的平等。

  我们先来看阿内逊如何定义福利。首先,他认为福利是指偏好的满足。其次,这种偏好是自利偏好,个人寻求的是他自己的利益。第三,这种偏好是一种假设性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得到的偏好,个人有充分相关的信息,在一个平静的心态下,思考非常清楚和没有任何推理性错误,从而对我的偏好进行彻底的审思后得到的偏好,这可以叫做合理的偏好,也是一种次优偏好。这可以分两步看:第一步是想象对于选择而言充分的信息,基于理想的审思将能无成本地纠正一个人的实际偏好,这样得到的是最优偏好。第二步考虑:考虑一个人对于偏好合理的抗拒;打破这种拒绝所需要的教育方案的成本;在一个人一生中教育性方案的实际可行性。经过第二步考虑后得到的偏好是次优偏好。一个人的次优偏好满足得越多,根据它们对于个人的重要性,福利也就越高。

  阿内逊认为,福利的机遇指的是如果一个人想寻求某种福利的话他得到它的机会。他用决策树来描述福利的机遇。每个人都会面临一系列选项,这些选项会有一个提供某种次优偏好满足的前景。做出一个给定选择或某种结果实现后,每个人又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选项,以此类推。决策树就是描述一个人可能的完备的生活历史,然后将每一个可能的生活历史的偏好实现的期望值相加。这个决策树就描述出了一个人所具有的福利机遇。

  与之相应,在阿内逊那里,福利的机遇平等也是根据决策来阐述的。当人们面临有效的等价决策树时,就达到了福利的机遇平等。在某个人群中,就决策树而言,如果每个人在决策树上最优的、次优的…、N优的期望值都是同样的,那么他们都面临着等价的决策树。但是由于人们具有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因此等价的福利机遇对于不同的人并不是同等有效的,但是这些因素也不是个人的选择或不审慎造成的,因此我们要得到一种有效的等价决策树。只要满足下面的条件,我们可以认为人们面临有效的等价决策树:A,这些选择项是等价的且个人协调这些选择项的能力是同等的;B,选择项是不等价的,但恰好能够被人们协调能力上的不同所抵消;C,选择项是等价的,人们在协商能力上的任何不平等都是因为他们个人应该为之负责的原因。在某一时间两个人是否享有对于福利的机遇平等取决于他们是否面临有效的等价的选择项排列。我们可以在一种扩展意义上说福利的机遇平等,只要他们在一个时刻上的福利机遇是平等的,并且后来时刻机遇的任何不平等都是由于他们自愿的选择或不同程度的粗心大意行为所引起的,这些是被正当地认为是个人应该负有责任的。

  

  三 偏好的形成与改变

  

  上面我们已经简要地介绍了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思想,这种思想可以接受吗?它能够得到的合理的辩护吗?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进行探讨的问题。首先我们从福利的定义开始。阿内逊强调了偏好是一种合理偏好,但是这种偏好的合理性只反映了一个方面,那就是充分完全的考虑外在的环境与条件,在这个环境与条件之内形成最合理的偏好。确实,无论是谁,只要是进行审慎性的偏好选择,那么必然会考虑各种各样的条件。这种条件包括自身的各种能力、自己能够期望得到的各种外在资源和其他社会性条件。我们会形成什么样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具体条件下这些偏好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无疑,我们思考得越仔细,做出的决策越审慎,那么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就会越明显。但是这里只展现了理性的一个方面,即让我们的偏好等适应于当时的环境。然而我们的理性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改变环境,使得其能够适应我们的偏好。如果我们接受这点,并且环境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性条件确实是可以改变的,那么阿内逊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疏忽。这就导致他的偏好是否是合理的就具有疑问。

  在这点上,阿马蒂亚·森(Sen, 1992:55)提出了直接的反驳。基本理由是人们具有一种适应性预期,并能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偏好与抱负。在奴隶制度之下,受虐奴隶可能因为无力反抗而接受现实,形成与他们的处境相适应的偏好,这样的情景下他们的偏好也能够得到满足。伤心的失业者和无望的赤贫者、胆小的妻子等都没有勇气形成一种较高要求的偏好。他们的偏好可能也同样能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能够作为福利的度量标准吗?绝望性的生活环境会使我们的期待甚少,一个受限偏好的满足能够作为好生活的可靠指标吗?答案恐怕很难是肯定的。

  阿内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但他认为关注偏好形成的公平和健康只是表明了对偏好满足的补充而不是放弃。他考虑了偏好形成的问题,形成个人偏好的过程可能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或者是不健康的偏好塑造模式。一个偏好满足的理论需要一个偏好形成的论述,比如说强调人们需要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和儿童的抚养权等。然而,这种处理是不成功的。因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阿内逊对合理偏好的确定只在于这种偏好是否已经完全利用了现实条件。但是我们能够说任何现实的条件都具有合理性吗?因为他也认为需要一种偏好形成的论述作为补充,因此非常清楚,阿内逊并不持有肯定的态度。

  但是,一旦我们接受形成偏好的现实条件必须具有限制,那么根据什么准则或标准来确定这种现实条件的合理性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如阿内逊所言的补充性论述。因为这个条件本身的合理性明显不能根据福利平等或福利的机遇平等来决定,否则就会形成循环。因此我们只能寻找一种不同于福利平等的标准来确立这些条件是否合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独立标准。德沃金在批评福利平等时,实际上已经提及这个问题。他认为“假如人们在选择某种生活之前,需要对自己在生活中能够利用什么财富和机会有一定的了解,那么财富分配方案就无法通过计算他所选择的生活的开支,来简单地确定他应该得到什么”(德沃金,2003:24)德沃金认为任何福利平等理论要想具有吸引力,都需要一个有关社会资源公平份额的独立的理论(德沃金:2003:36)。事实上,这个也就是我们认为个人在形成他们偏好与抱负时的合理条件的一种表达。非常明显,正如德沃金所认为的那样,这里“出现了一种致命的循环危险”(德沃金,2003:24) [①] 。这是阿内逊的平等理论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困境之一。

  前面提到,福利的机遇平等实际上还是接受了功利主义的前两个特征,即只有后果是重要的,并且后果中只有福利是重要的。这种福利主义观点也会受到罗尔斯(Rawls,)的反驳:如果对于人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福利,那么个人就成为了一个效用容器。关于个人的一切都被视为达到偏好满足水平的手段,只要某个东西会阻碍偏好满足的得分的话,那么这个人愿意去掉任何关于他自身的此类东西。采用如此构想的审慎视角包括使得一个人与其最深刻的价值相分离,从而这个人是一个贫乏的人。个人与他的偏好是分离的,因为超出这些偏好对于最大化他的偏好满足的分数之外,他对于这些偏好没有任何的依附。比如说有一种治疗可以改变你一切现存的偏好,让你只有一种数草的偏好,这可使你的偏好满足得到最高分。根据这福利理论,无疑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治疗。

  阿内逊(Arneson,1990)对此的回应是提出一种新的审慎观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让世界(你的未来偏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服从你的偏好,而不让你的偏好来适应这个世界:1,最大化你的无时间偏好(即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和2,在你将来的偏好是可变的内容下,你应该这样行动,即使得你将具有的偏好服从你过去的和现在的偏好,及已经固定的未来偏好(包括你对于偏好的偏好)。这样的话,如果我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已经的将来的偏好都不驱动我去接受治疗的话,审慎告诉我不要接受这种治疗。根据这种审慎观点,作为数草者我将具有更高的生活期望效用并不给我一个理由去接受治疗。从而认为更多的偏好满足没有提供理由让我们接受这种治疗。但是阿内逊并没有这种审慎观提供任何论证与支持,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按需要来更改我们的审慎的意义。在一般的意义上,如果福利是我们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根据工具合理性,我们也应该让偏好对外部环境表示敏感。除非阿内逊能够接受一种独立的不同于福利的价值,这种价值认为我们不需要变成数草者,否则,只凭这种更改审慎的意义无法成功的回应罗尔斯的反驳。不仅如此,即使我们接受这种审慎观,他在处理偏好的形成与偏好的改变时所持的审慎观也是相冲突的。在论述应该形成与获得什么样的偏好是合理的时候,他根据的是让我们的偏好适应外部环境。但是在应对罗尔斯的反驳时,他则是认为合理偏好应该让外部世界来适应我们的偏好。这里明显存在着一种不一致性。这是阿内逊的平等理论所面临的又一个困境。

  

  四 机遇与责任

  

  非常清楚,阿内逊的平等理论相对于功利主义而言,做了两个修改:第一是用平等代替了加总,第二是用福利的机遇代替了直接的福利。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之所以用机遇来代替直接的福利,是因为责任的考虑,即人们应该对他们的选择负有责任,否则就会使得公民成为欲望的消极接受者。为了纳入责任的考虑,阿内逊的理论需要个人为他们自愿选择的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据此,他认为能够回答罗尔斯与德沃金所提出的昂贵性偏好上反映出来的责任问题。阿内逊强调我们只能是对于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负有责任。昂贵性偏好的形成有以下几种情形:1,主体并没有选择形成这种偏好;2,主体有意识地选择形成了这种偏好,但这种偏好变得昂贵是无法预知的;3,主体有意识地选择形成了这种偏好,并且这种偏好已经是昂贵的或能够预料到其是昂贵的。昂贵性偏好的放弃也有几种情形: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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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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