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 尼采的“超人”与中国反现代性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8 次 更新时间:2010-03-02 10: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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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41]在周作人看来,“群众”被偶像化之后会被权力利用来攫获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权威,而宗教式地迷信群众实际上是把群众当成统一思想的工具而不只真的以“群众”为主人。直到40年代,朱光潜也还在揭发群众在培养着“怯懦与凶残”。[42]

  鲁迅与冯至等文学家的差异在于,他的反群众是为了建“人国”,即以强大的个人来建立强大的国家:“……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一判断基于鲁迅对德意志经验的观察和总结。19世纪初德意志解放战争期间,诗人台陀开纳(Theodor Korner,通译克尔纳)投笔从戎,为国效力,其诗《竖琴长剑》极大地鼓舞了德意志人民。鲁迅认为,“开纳之声,即全德人之声,开纳之血,亦即全德人之血耳。故推而论之,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岂笃字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43]文艺启蒙国民,自觉的个人建设强大的国家,鲁迅既反“群众”又对“群众”寄予希望。[44]同时,鲁迅对尼采无条件的颂扬强者也有不满。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虽对比拜伦与尼采,更欣赏拜伦站在弱者一边。“彼胜我故,名我曰恶,若我致胜,恶且在神,善恶易位耳。此其论善恶,正异尼怯(即尼采)。尼怯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此则以恶为弱之冠谥。故尼怯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45]鲁迅虽然欣赏“超人”批判“群众”,却又认为群众无法代表自己,因此要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叙述“群众”,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唤醒“群众”。

  但历史证明,这种鉴于西方现代性“偏至”而来的“文化改造”,依然是一种“偏至”。

  

  3、鲁迅的深刻与偏至

  

  当鲁迅把尼采的“超人”理解为20世纪“神思宗之至新者”时,他表达了一种庄严的期待:“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20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19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深且强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愈深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20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于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46]然而尼采的“新精神”其实是“世纪末”的情调,其特征之一是虚无主义。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还是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和民主政制,都无法为世界特别是人类生存提供意义、价值、目标,欧洲文化已经开始丧失对维护其价值、意义及其自信的信心。在虚无主义时代,哲学的真正问题就是“生存是否具有意义”?尼采的所有著作都表现了与虚无主义的战斗。“这是一场胜负交织的战斗:有时他为虚无主义所俘虏,有时又战胜了虚无主义。有时他有力地批判了虚无主义,有时又把自己定位于虚无主义之下。一直贯穿于这一斗争的有两种力量:首先,他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动着他面对这一问题,其次,他以一种加强的语气宣告虚无主义不可避免地入侵欧洲。总之,他把虚无主主义体验为一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必然性,一种对他自己和整个欧洲来说不可避免的天命。”[47]在中国传统已经腐败而现代性在西方正经受严厉审查的背景下,鲁迅吸取了这种否定一切传统价值的虚无主义,但尼采虽然率先表达了西方的虚无主义,但他并没有停留于虚无主义。洛维特指出:“尼采真正的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它的开端是上帝之死,它的中间是从上帝之死产生的虚无主义,而它的终端则是对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成为永恒的复归。”[48]鲁迅没有像尼采那样转而肯定生命的磅礴热情,没有获得“超人”式凯旋般的自我肯定和充沛的生命激情。

  在尼采的著作中,与“超人”相对的有“末人”和“高等人”。“末人”是不再把现代情景当作危机来体验,在世俗泥淖中“发明了幸福”活得心满意足的庸众,“高等人”是在超越“末人”、趋向“超人”的过程中感到痛苦和绝望的人。鲁迅缺乏“超人”“炽热而强壮”的力量和气势,始终没有塑造一个中国的“超人”,其著作中隐约而现的多是“末人”或“高等人”。其“末人”是那些以平庸、愚昧、猥琐、低劣等为品质的庸众和“看客”。如以精神胜利法著称的阿Q、“药”中享受了牺牲的革命者的茶馆主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祥林嫂、把希望寄托于鬼神迷信上的闺土等。在批评“超人”的“渺茫”的后期,鲁迅也一再用“末人”来形容黑势力摧残下可憎可厌的人。比如1933年8月他写道:“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49]“高等人”就是发现了吃人的历史的“狂人”、曾经激烈过的魏连殳、“要向新生跨进一第一步”的涓生等等,但他们终于被无边的黑暗所吃。如果说尼采可以借“超人”来表现其他文化理想因而虽破坏一切偶像却自己又塑造了一个“偶像”的话,那么鲁迅却更多地在虚无中体验、孤独地前行。原因很明显,物质富强和政治民主既都有“偏至”,理性、自由、宽容、民主等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又不过是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表现,那么,除了诗意的批判和文学的描绘外,现代中国又有什么凭借可以改造文化、重立新人呢?

  鲁迅无法回答这一点。其一,鲁迅对人性缺少信任。鲁迅对人性的黑暗抱有极端的敏感和警觉,“狂人日记”甚至表达出对人间世有一种近于恐惧的心理。他自承“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50]从人到文,鲁迅始终表现出永不妥协的挑战性、进攻性,主张复仇,至死不宽恕论敌。当然,鲁迅也有其关爱、温情的一面,如对柔石、萧红等青年作家就极具人性人情,但他为现代文化所灌注的精神,却是长盛不衰的战斗热情,是匕首和投枪,是“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痛打落水狗”。在鲁迅自己,当然有其充分的理由,且揭发人性险恶和社会不义永远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但世界不只是刀林戟丛,真善美也不全是谎言,况且仅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也不一定能赢得清凉世界。说到底,人生和世界都还要有恨、斗之外的观念和行动。其二,鲁迅对能否改造精神与文化也深表怀疑。在他喜欢使用的“黑暗的闸门”、“铁屋子”等意象与隐喻中,表达的是传统文化的坚不可摧和无法逃逸,觉醒的个人“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51]而“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其三,鲁迅的思想深处具有无政府主义的特质。在1925年5月30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以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地做。”人道主义蕴含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坚持人道主义就必须坚持与肯定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人的理性、隐私权与自我发展的权利——正是个人主义坚定的核心,所以主张与坚持人道主义的人就必须主张与坚持这个意义之下的个人主义。”那么何以鲁迅却感到其中的紧张和冲突呢?当代学者林毓生(1934—)在考订材料后发现,这段话是鲁迅增删过的。原信是:“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以‘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谓“个人的无治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或“安那其个人主义”。林毓生分析指出:“鲁迅给许广平信上说的‘人道主义’接受没有条件的、服从超命令的、宗教意义上的献身。……鲁迅所欣赏的人道主义理想是带着托尔斯泰身影,那含有至上的、绝对的情操。鲁迅的‘个人主义’……那是倍尝人间无边黑暗、无理与罪恶后所产生的反抗任何权威、任何通则的思绪,以为除了满足自己的意愿之外,一切都是假定的。这样的‘个人主义’没有是非,没有未来,只有自我的任意性,而具有任意性的不同思绪与行为之间也无需任何合理的关联。”[52]从而,鲁迅的力量,不在其指出“梦醒了”之后人生和社会的出路,而在其无情的批判和不妥协的反抗,在其以摄人心魄的文字兴味盎然地挖掘并表现了人性结构中的灰暗、绝望、阴冷、怨恨、复仇等非理性的一面:“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53]

  鲁迅没有满足于此,他始终在反抗绝望与虚无,寻找意义和希望。“1930年,鲁迅在回顾自己和《语丝》的关系时曾说:‘我的仿徨并不要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余波。’鲁迅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绝望,而是更加坚定和有力地继续往前走,他本着尼采超人的精神继续寻求自己的道路”。[54]“过客”中的过客不要女孩的布施,视之为“背不动”的重负,宁愿独自在没有水洼、满是荆棘和瓦砾的似路非路之间流血前行,他的力量不是来自“爱”而是来自前面的呼唤和流血的双脚。这正是尼采所说的:“要是别人不爱你,就该诅咒他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良的风气。但他这么做了,这绝对者。人来自群氓。他自己爱得不够:否则,他对不被别爱就不那么愤怒了。一切伟大的爱,并不要爱:它要更多的东西。避开所有这样的绝对者罢!他们有沉重的肢和忧郁的心:——他们不知道怎样跳舞。大地对于这样的人怎么会感到轻松!”[55]鲁迅说过:“‘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对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难前进了。”[56]鲁迅在荒芜的大地上不断地探索前行的路。尼采《查拉图斯特》第一部最后一节说“有上千条小路,它们还从未被人走过;有千百种健康和隐藏着的生命之岛,同样还不曾被人践踏过。人类与人类的大地还不曾被发现或被充分地利用过。”[57]而鲁迅的名言则是:“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58]他想走上了一条新生的之路,但走出虚无需要有所肯定,而鲁迅一生没有放弃怀疑和否定,因此也就无法远离这种阴冷感。鲁迅的独特性,在于他既批判(西方)启蒙,又献身(中国)启蒙;既感受虚无,又追寻意义。

  20年代中期以后,鲁迅开始摆脱“超人”的魅力,以顽强的批判精神来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改革,并部分接受了农民革命主张。1935年,在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历程时,鲁迅刻意说明“狂人日记”“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明确指出尼采是“世纪末”的果汗:“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名胜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59]不过终其一生,鲁迅都没有完全摆脱虚无主义,也没有放弃对改造国民精神、警惕群众政治的尼采式思想。

  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现代性的国家来说,“超人”的呼号有其超越历史的性质。当然要承认,思想文化从来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在中国现代文化中,“超人”的主张和行动风格虽有重视人的建设、反抗以人为物役的意义,不但其强力的批判赋予中国新文艺以一缕新风,而且其虚无主义所导向绝望和阴冷的体验,也赋予其作品以一种独特的魅力。这不但表现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渗透进郭沫若的《女神》和郁达夫(1996—1945)等人刻意表现其“孤独和冷酷”,把个人与国家、‘自我’与现实对立起来的小说中。“创造社”作家成仿吾(1897—1984)指出:“一个人只要复归到了自己,便没有不痛切地感到这种‘孤独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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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川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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