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法理新话题须本改革开放精神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8 次 更新时间:2010-03-01 09:44:12

进入专题: 法理   改革开放  

童之伟 (进入专栏)  

  

  【作者声明:本文发表在《法学》2008年第12期,已获得编辑部的上网特许。任何人引用此文,务请尊重《法学》对本文的专有使用权和作者的意愿,在注释中注明有关文字引自“《法学》2007年第6期”。本声明为本文的组成部分,任何网站转载本文请勿删去本声明。】

  

  【内容摘要】政治法律领域的重要价值具有相对普世性,不可完全否定。对“三个至上”应按常见汉语含义和社会生活的通常逻辑来解释。任何统一都是包含着矛盾或对立的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也是如此。这三者的统一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充分实施宪法和法律是实现三者统一的基本途径。将我国司法体制的发展水平估计过高,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框架,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利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司法机关理应只服从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司法机关贯彻党的领导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方式。执政党与具体司法过程保持一定距离有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和社会稳定。打造独立公正的形象,形成自身公信力,是司法机关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最好方式。法学研究仍然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

  【关键词】改革开放;普世价值说;“三个至上”;司法体制;警惕右防止“左”

  

  按照实事求是和放眼世界、着眼于发展的改革开放精神,结合中国基本情况平衡、系统地阐释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尤其是基础性法理问题,应该是当代中国法学的首要品质,或许这也是社会对这门学问的主要期待。笔者最近拜读了一些学术界、法律界人士讨论普世价值、“三个至上”和司法体制改革等问题的文章,对其中涉及的一些新的基础性法理问题和作者在这方面表达的相应观点印象甚深,既从中获得了不少教益,又因此而被催生出不少想法和困惑。笔者以为,对于新出现的基础性法理问题,如果本着改革开放的精神来理解,还会有许多不同于现有解释的论说空间。

  

  一、政治法律领域是否存在普世价值

  

  从现有的资料看,普世价值讨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其中大多数本身主要是法学问题,少数虽然主要不是法学问题,但在不小程度上也涉及法学。所以,虽然迄今为止讨论普世价值的文章大多数是从哲学角度展开的、在学科分类上属于哲学的范围,属于法学的很少,但“这些都是事关我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2]其讨论的结果必然深刻地影响法学,法学人士应该关注或参与讨论。

  迄今为止,讨论普世价值的文章已经能找到不少,它们反映的作者的观点可谓异彩纷呈,但其中有一种看起来相互联系的观点组合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值得法律、法学界人士关注。

  对普世价值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基本上都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否定普世价值的说法不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继承,同时是与其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进行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相统一的,从根本上看,其实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3]“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的”;“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普世价值、普世道德的发展也才成为可能。”[4]

  反对谈论普世价值的学者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似乎绝对了一些,也不太符合实事求是精神。从人们使用相关词语涉及的内容看,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指当今世界大多数人在特定范围内的一些共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普世价值说是有一定客观依据的,尽管普世价值这个词本身过于夸张。实际上,参与普世价值问题讨论的不少学者或组织虽然不赞成宣扬普遍价值,但实际上也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或不否认其存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资产阶级讲民主,无产阶级也讲民主,这两种民主的性质和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有人就把共同点抽象出来,然后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我们并不否认普世价值,但价值总是具体的、社会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三权分立、多党制、极端个人主义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的。”[5]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有一些共同之处”,承认“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就是承认有普遍价值存在;同样,“我们并不否认普世价值”,显然也是承认有普遍价值的委婉说法。

  只要从现实生活出发,正视事实,人们把握所谓普世价值即某种价值方面的共性的存在并不困难。我们不妨以民主为例来加以说明。近现代的民主,不论属于哪个类型或哪种形式,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观念上、实际上或宪法上承认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国民,国民通过定期举行的选举来直接或间接产生国家的统治组织。按这个标准,近代原本没有民主国家,后来产生了英国、美国、法国等最早几个为数很少的民主国家,其中英国实行的是虚君共和[6]的不成文宪法制度,美国实行的是共和制和成文宪法制度,法国在政体问题上几经反复最后还是选择了共和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初的民主国家只有一两个,其余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后来经过更广泛的民主革命进而社会主义革命,时至今日,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真正实行君主制的已经只剩下沙特阿拉伯、文莱、苏丹等极少数国家。也就是说,两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的国家完成了从100%实行专制君主制到98%以上实行民主制的转变(至少在形式上或宪法上),完成这种转变的最新的实例是尼泊尔。实行这种转变是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这一选择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正是民主从仅仅是少数人价值到成为普世价值的波澜壮阔的展示过程。实际上,自由、人权、法治、平等等价值,也经历了类似于民主的转变,限于本文篇幅,笔者就不继续谈论这些常识性问题了。或许,我们原本什么也不用说,只须重温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够了。其中,“同一个梦想”不外乎是都希望有一种美好生存条件或环境,按其内容而言,它所表达的就是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其中无疑也包括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等价值的肯定。

  被人们作为普世价值谈论的内容,在我国大多是有宪法依据的。对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人们即使认定它们都是普世价值,也只不过是复述宪法规定的内容。关于民主,《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并且“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关于自由,《宪法》第35条、第36条、第37条、第47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还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如果条件成熟,我国宪法还可能恢复1954年宪法和其后的宪法一度保障过的迁徙自由、罢工自由。事实上,在现行宪法中恢复这些自由一直受到宪法学界的关注,且有的内容在2004年修宪讨论中已经进入了国家修宪领导机构考虑的视野。关于人权,全国人大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第24条修正案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关于平等,《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按照《宪法》第5条的规定,任何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消除城乡、性别、家庭出身以及地域等差别造成的不平等或歧视,我国已从立法、行政、审判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但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事实上的人人平等,则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博爱、公平、正义的内容乃至表达这些内容的大部分文字,我国执政党的权威性文献也是接纳和肯定了的。按照这些文献,我们社会应当“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7]“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8]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9]

  另外,就思想内容而言,博爱、公平、正义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就说博爱吧,其本意是普遍的爱,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早在春秋、西汉时代,中华民族的先人不仅提出了“兼爱”的主张,[10]还表达了这样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1]这就是博爱!孙中山先生特别推崇这种理想,曾特地将其书写成条幅。[12]至于公平正义,我们从中国法律文化中关于“獬豸”的远古传说和古代“灋”(法)字的写法和古人以“平之如水”,“触不直者去之”[13]等话语对它进行的解说中,就能看到我们民族的先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原初表达形式。对中华民族的这些优秀法文化遗产,我们后人不能因为两千余年后欧洲人也开始提出了近似的或同样的主张就把这些内容诅骂一通。

  应该说,按照正常的思维和正常的思考问题的逻辑,任何组织或个人把我国宪法确认或保障的内容和我国执政党倡导的价值观宣称为普世价值,我们都应该将之视为认同和服膺现行宪法、拥护党的领导的表现,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挞伐。至于说个别人谈论普世价值可能另有图谋,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任何好东西都可能被滥用。就说马克思主义吧,它被滥用得还少么?可包括普世价值否定论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这个主义本身啊!

  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实际上等于从一般意义上否定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价值,而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1.普世价值否定论者所谓“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或笼统地认定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的观点,从哲学上看实际上就是只强调不同事物的个性,否定不同事物的共性。这是运用片面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待事物得出的错误认识。一般、共性不可能脱离个别、个性而存在。不仅如此,一般、共性还是依赖于个别、个性的存在。所以,否定一般、共性,同时也是对相关的个性、个别的否定。以民主为例,当一个人说“不存在什么民主”的时候,他/她在逻辑上就无权再说“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好”,也无权再说“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虚伪”。因为,既然不存在什么民主,当然也就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

  2.完全否定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具有普世性,不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一种政治的或法律的要素被两种社会制度所采用,这相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个别、个性而言,就是一般和共性,也可以说这个政治或法律要素在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获得了普世性。同一种政治的或法律的要素,原来只有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社会主义国家不接受,人们当然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但当社会主义国家也接受了原来只有资本主义才奉行的东西,它就是两种对立社会的一般、共性了。例如,在我国宪法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接纳了市场经济后,“市场”就是两种社会都承认的价值了。即使在政治法律领域,情况也是一样,宪法、民主、共和国、代议制、政党、投票、普选、律师、公开审判,等等,也都是由资本主义先采用,然后再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或社会主义所采用或接受,几乎没有例外。换句话说,这些政治的或法律的要素在历史上早已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获得了普世性。

  3.我们如果从一般意义上否定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的存在价值和意义,难免既自外于历史发展的主流,也背离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笔者前文已经证明过,就内容甚至就概念本身而言,这些名词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我国宪法和执政党权威性文献的有力支撑。这里不妨再补充几句。拿民主来说,《共产党宣言》确认的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14]不仅如此,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邓小平,其间几乎所有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都参与和积极推动过民主革命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更是多次在权威性文献中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自由也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从年轻时代到晚年,始终将他们终极的社会政治理想锁定在这样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理   改革开放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1907.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