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太:共产党人要不要继续做“革命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4 次 更新时间:2010-02-25 10: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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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太 (进入专栏)  

  

  读了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写的《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高点》一文,在文章的开头,华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自觉转型。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转型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重大飞跃;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和自觉地向执政党转型的明确标志”。联想到以前还读过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的文章《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觉得想要写点什么。于是有了下面这篇文字。

  根据我能查阅到的文献,用“执政党”来表述中国共产党,始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也都使用了“执政党”的提法。但这些文件都是在谈到党风建设时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虽然没有用“执政党”这样的概念,但使用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这样的表述。把“执政党”作为一般概念使用是在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这个文件中,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

  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历史方位变化是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段表述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修改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上述两段讲话中,虽然没有用“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这样的概念,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功能定位及其变化还是表述得非常清楚的。

  需要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用“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定位党的功能性质的变化是否准确科学?“革命党”和“执政党”是否是两个相互替代的对立概念?早在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之后,学界就有人依据江泽民对党的历史方位的表述撰文提出,这表明“党已经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见张定淮、涂春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文中也说得非常清楚且获得广泛认同。高文认为,提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命题,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暴力革命,执政后手中握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这种历史情境既给党实现自己的目标带来了有利条件,但是也给党带来了历史的惯性——易于把过去战争年代、处于不合法地位时期的思维方式、活动方式带入到执政活动中,产生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所以,所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命题,确切的含义是,“从夺取政权的党,到确立与执政党地位相符的奋斗目标、思维方式、活动方式的转变,是向执政党自觉的执政意识的转变。”(《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对“革命党”这样的一种解释,实质上是把“革命党”定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党”就是“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党。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语境中,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基本沿承的是《周易》中的含义,“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是指顺应天命和人心的社会变革。这样的革命,虽具有暴力色彩但具有不可置疑的正义性。因此当年孙中山搞革命时,清政府只称呼其为“乱党”、“贼党”、“叛党”,不称其为“革命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论中,革命是指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为改变旧社会不合理制度而开展的社会运动。可见,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目中,“革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质是以正义的变革取代旧弊,其形式也不限于暴力和阶级斗争。邓小平在1980年也讲过:“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改革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并根据生产关系的变更改革不适宜的上层建筑,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符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这就是我国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所以邓小平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改革作为一场革命,不仅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巩固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公平正义。这场革命不仅要革旧经济体制的命,还要革旧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命。其主题就是要实现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优势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大众文化和自治社会。从30多年的实践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开放体现的最鲜明特征也正是民营经济革命、民权政治革命、民生文化革命和民主社会革命。这“四民主义”革命,(关于“四民主义”的含义,参见人民网2010年1月4日《陈红太谈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呈现的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是创造我国3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主要缘由。

  目前,民权政治革命遇到的阻力比较大。尽管我国在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方面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实现人民的政治自由权利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比较困难的是执政党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选任权、监督权等方面的需要,改变目前政治体制机制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民权需要和政治参与积极性不相适应的状况。从地方和基层的经验来看,民权政治革命的关键是执政党能否实现自我革命。因为能否满足民众对民权的需求,并不取决于我国宏观政治制度。我国宏观政治制度为满足民权的需要预留了相当大的制度空间,执政者完全可以依据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政治原则和基本制度以及中央的政治发展部署和具体政策,通过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满足民权制度供给。一些地方的政改实践和成效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基层和单位民权的需要得不到较好的满足,甚至还事实上存在权力部门化、家长制、个人或小集团专断以及权钱交易和权力乱用等带有封建专制的官场色彩,给民权实现和民主政治带来极大的伤害?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地方、基层和单位执政者、尤其是第一把手能否坚守共产党人的操守,能否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南,相信和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把满足民权的需要而不是把满足自己升官发财的需要和小集团利益作为做官所求。

  民生文化革命也在不知不觉中演进前行。改革开放首先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一场自我革命。敢于向已经形成固定思维模式的过去的经验认识挑战,敢于向书本上的权威和理论逻辑挑战,以实践的成败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几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需要进行一场观念和思想方法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试、敢于闯、通过不断创新,根据实践结果检验认识的正确和错误;不唯上、不唯书,抛却一切教条和主观的认识,打破以往狭隘的过时的经验的局限,以更加多元化和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世界和生活;这对于长期受某种思想、教条和经验束缚的人们来说,也要进行思想解放。人的解放首先是思想解放,人一旦实现了思想解放,放掉一个封闭的自我,就是另一片蓝天。大思想家荀子过去讲过“虚一而静”,就是胸有空谷无高山、不以心中已有的此一害彼一,以开阔和包容的胸怀对待一切,通古知今,知常达变。这是一种很高的心灵境界。这样的心灵境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读书人易于固守书本上掌握的知识和认知方法,官员们更习惯于唯上是从和囿于经验知识,都难于做到荀子所说的“大清明”境界。我在地方和基层的调研中发现,民营企业家往往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因为他们不这样做,残酷市场竞争就不会给他们任何发展壮大乃至生存的机会。所以,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真正实际改变民生观念、塑造民生文化生活的并不是进行逻辑说教的道貌先生,也不是僵硬冗长脱离鲜活的官方话语,而是那些生活和拼搏在市场经济第一线的生产和建设者,以及那些深入到这些人中间去敢于负责和创新的好干部。正是这些人的言谈身教和乐意接受的文化内容和形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把一种更加切近人生的文化融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和需求之中。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民生文化的泉源活水和代表新文化的个体生命。人民大众的选择和需求取向改变和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变迁和民生文化革命。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最显著标志,就是党一贯倡导的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其中革命性是必不可少的。革命性是一种来自于理想信念的自我约束和更新机制。党的革命性不是仅仅限于革旧制度和旧体制的命,还要在成就共产党人人格方面不断革自己的升官发财以及各种不符合党性要求的想法和欲望的命。并且这种制度革命和党性革命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因为坚信共产主义一定实现的共产党人是一种矢志不移的信仰和生活,尽管建立人人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社会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日。目前我国的改革事实上就遇到了这样一种难于自我革命的瓶颈。执政党能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坚守共产党人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谋福利的操守和信念,拒绝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能否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提出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要求,坚守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传统,从领导和执政上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就是在党性人格上解决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理想信念失范以及相伴生的腐败问题,在领导和执政方式上解决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行政命令型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问题,不仅在经济社会自由权方面满足民众的现实需求,而且在政治文化自由权方面也满足民众的现实需求。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做出的承诺:这一承诺实际上为解决上述党建瓶颈给出了答案。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法治国家就是依法治国的国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题和发展方向的经典表述。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人民当家作主主要体现为社会自治和国家民主;依法治国主要体现为规范权力和实现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如何运用社会自治和人民代表制度实现社会和国家治理?如何建立自我规范和权力体制内自我约束的法治执政和法治政府?即能以民主的方式和法治的方式实现领导和执政,是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最严峻、最现实的考验。目前许多地方建立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动力不足,主要源于自我革命觉悟的缺失和追求掌权效益最大化的驱动。进行自我限权和利益剥夺必须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勇气和制度机制。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执政不执政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自我革命的问题。实现自我革命,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到满足民权的革命,可以称之为共产党人的“二次革命”,这是时代赋予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能不能进行和完成这样的革命,不仅关涉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有效和正确,也将关系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可持续,并最终将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如果党接受并满足于“执政党”的定位,并且自动放弃革命性这种自我约束和更新机制,把自己仅仅定位于掌握和占有社会最稀有资源——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并通过掌权还间接控制其他社会资源,如经济利益机会名誉等分配权、是非真理评价等话语权,谁掌握权力谁就享有这些权利,社会权利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分配或配置,谁的官大谁所得的利益就多,如果这样,那共产党就完全沦为了以执掌国家政权为职业并以获取最大好处为目的特殊执政集团。这样的特殊执政集团又被法定为长期执政的党,没有竞争下台的压力和反对党或在野党的监督,没有多元化的社会监督机制和法治化的权力制约机制,而这个执政党又具有对经济社会资源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想象,这样的执政集团在瓜分社会财富和攫取百姓民脂民膏方面会有多么便利的条件和可能。这样的党比之西方社会通过法治化竞选授权形成的职业政治集团还要糟糕,还谈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谈什么只有为人民谋福利的权力、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的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又在哪里?这样的党极容易滑向以官本位分配社会资源为基本形态的封建专制党。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仅仅定位在“执政”是危险的,还要保持和坚守党赖以实现领导权和取得政权的革命性。还要强化体制内的自我约束和更新机制,根据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提出的两大考验,通过党性的维持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实现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并为民权的实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法治制度供给。

  要正确认识和定位“执政党”这一概念的含义。执政党不是政党性质和价值追求的表述而是一种功能性的表述。如同称呼一个人是“书记”或“市长”一样,只是表明这个人的职责和身份,与这个人的信念和人格等没有关系。执政党概念仅仅表明,这个政党处于执政地位,承担执政职责并具有相应的职权。与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和党性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此,“执政党”的称谓与“领导党”“革命党”等称谓不是一个“替代”和“转型”的关系。但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党,党的立党宗旨和党性要通过执政体现出来,所以加强执政建设研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如何通过执政体现“三个代表”?如何通过执政实现党的政治、组织和思想的正确领导?如何通过执政实现我国政治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如何通过执政实现科学发展观?如何通过执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等等。总之要通过执政体现党的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通过执政实现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的。

  最后还要说点题外话,不要把概念的使用和话语转换看成是小事情。核心概念和话语的转换蕴含和凝聚着社会发展的共识和基本价值取舍。话语的转换往往是制度变迁的先导。而向什么方向引导制度变迁往往决定国家建设的成败兴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放弃革命的理念和追求,实际上是改变了共产党人的传统信仰和党性,具有向以执政为职业、追求掌权利益最大化的政党转变的发展趋向。这一问题重大不可不保持高度的警觉和重视。

  

  2010年2月21日1时30分完稿。2月22日修改定稿。作者:陈红太,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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