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唐德刚先生以89岁高龄驾鹤西去，已属高寿，在接李明洁教授电话告知时，仍觉心下一震——唐派散文，从此绝响！他所倡导和推动的口述历史的时代，从此成为历史！我们这些以他为榜样，正尝试作口述历史的人，从此群龙无首矣！怅然之余，想起十几年前，我亲见的有关他的几件小事，足可说明一代学人的高度智慧和道德风范，或许，亦能为眼下“满城争说唐德刚”做个注脚。
燕京饭店里机智“灭火”
1992年夏天，全国第二届胡适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燕京饭店召开。说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其实只有二三十个人，在一间以现在的眼光看，简直是黑布溜秋的矮屋子，没有招贴，没有开幕式、没有领导致辞等一切“行头”，由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所长主持。除了国内史学界“胡学”研究的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有七八位。唐德刚先生作为胡适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也是研究胡适最有心得、“胡学”著述最多、与胡适接触最多的一位长者，自然成了明星，受到大家众星捧月般的尊敬，不约而同地称其为唐公。
我校《胡适年谱》的作者曹伯言、季维龙老师自然也到会了。而我根本是史学门外汉，于“胡学”也一窍不通，但是我喜欢唐公那口无遮拦、亦庄亦谐、挥洒自如的“唐派”文风，很想当面请教于他老人家。承蒙耿云志所长不弃，也挤进了那间狭小逼仄、灯光昏暗的会场。非常惭愧的是，我不仅没能贡献什么才智，反而不由自主地差一点给他惹祸，令他好一阵紧张。
会议开头还是很轻松愉快的，专家们妙语连珠。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邓广铭先生首先说：“远来的和尚好烧香，我们先请唐公发言”。唐公立即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使不得、使不得……老和尚烧的香好，老和尚烧的香好”，力推邓广铭教授……大陆的学者们很谦虚谨慎（那时的学风就是如此），在邓公和唐公发言之后，请海外的其他专家依次先说。也怪笔者不才，没见过大世面，思想不够解放，听到那些海外奇谈，起初还好，但听着听着浑身就不舒服起来。
有个从小离开大陆，吃洋面包长大的人，并没有说出多少胡适治学为人的见解，却对当时大陆的现状大发宏论，说什么“过去说打倒帝国主义，你们看，现在长安街上丰田和大众满街跑，帝国主义不是又打回来了吗？革命有什么意义呢？”“外国人有钱，现在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哪个不想当买办？其实心里都想当买办，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嘴上又不愿说出来……”这些话，无疑深深刺激了在座的大陆学者的自尊心，只是碍于情面，一个个皱着眉头，正襟危坐，隐忍着。笔者反正无官无位，初生牛犊，天生不知天高地厚，脱口而出：“买办值几个钱？能比‘胡学’更值钱吗？”此话获得了一些人的响应，于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针锋相对，反唇相讥，一时间火药味四起，喉咙越来越响，眼看快要吵起来了。看得出来，耿所长头上冒汗了，他是会议主持人，文静书生一个，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毕竟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买办”问题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一边观战的唐公关键时刻发话了，他老人家三下五除二，几句话就把我们都“打倒”了。他先把大家叫停，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买办”一词嘛，不同的历史时期应当有不同的含义，过去是叫“买办”，现在应叫“白领”。过去的买办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是敌人；现在的白领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是自己人了。现在大家（他故意回避了“大陆知识分子”这个词）即便想当白领，也是进步的嘛，何况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都在做学问、搞建设……”几句话就把双方的心境都捋平了，各自都感觉唐公是在帮自己说话的，一场舌战即刻烟消云散，耿所长的脸上也就多云转晴了。
也许是因为我挑的头，枪打出头鸟嘛，也许是因为那次会上，只有我一个女性，唐公把我记住了，还送了一个雅号——“八仙姑”。这是第一次识见唐公的语言功夫。
随手翻书 翻出了小校经阁
199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胡适全集》，请唐公当顾问，邀请他回国商量编辑事宜，并相约一起去绩溪上庄访问胡适故居。唐公很高兴，到沪后先落脚我们学校，住在当时的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因为他与曹伯言、季维龙老师交往很深，许多著作的简体字版均交曹伯言老师首先在我校出版社出版。这次来，也有出书的事情要商量。他的到来，当时的袁运开校长、郭豫适副校长都非常重视，多少天前就安排好了，他到校的第一天要好好宴请一次。
我事后才知道，那天宾客相互寒暄、坐定之后，唐公环顾左右说：“你们的‘八仙姑’呢？‘八仙姑’怎么没来？”袁校长、郭副校长莫名其妙，不知说的是谁，只有曹伯言和季维龙老师听明白了，马上给我打电话：“小宋，袁校长请你吃饭！赶快过来！”我正在校报编辑室看校样，一头雾水，急忙匆匆赶去，方知是唐公到了。宴席上大家说这问那，其乐融融。唐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与之认识不认识，永远是口若悬河，谈笑风生的，一口标准的安徽乡音，更显得毫无名人架子，使得满桌春风荡漾。那天吃的什么如今全都忘了，只记得当时我拼命想记住要点，恨不能把唐公说的每一件趣事都印在脑子里。
晚宴后唐公被校长请去喝茶了，这回没有我们小巴拉子的份了。但是我还没有听过瘾，磨蹭着找借口，想等他回到房间后就去听故事。因为我知道，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听故事的漩涡。他住的房间永远是人满为患的。在燕京饭店开会期间，每天晚饭后，人们总是把他层层包围在当中，听他老人家手舞足蹈地摆龙门阵，把住在隔壁的不是来开会的房客也吸引过来了。他从当年如何开着25元美金买来的二手车（也可能是三手车、四手车），带着胡适博士在纽约街头办事，胡老师一直在催他，“开快点，开快点”，他说：“不行啊，胡老师，我这部车子的轮胎，一颗牙齿也没有了……”，一直讲到如何在台湾中正广场，被台独分子包围、训斥、挨打……讲到下半夜，人们还不想走，最后是曹伯言老师把众人赶走的。
我终于想好了一个借口，我要送他一本我的第一本书，以感谢他对我的教诲。说来惭愧，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大概在公开出版物中属于最小的开本，拿在唐公的手里，跟他手掌差不多大，还不是我独自完成的，是我与周退密先生合作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由我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简要记载了近代上海的六十位藏书家及其藏书楼。唐公原本已经很累了，拿过书来，没看目录，就随便翻翻，谁知这一翻倒翻出了事情。
不知怎么会有这么巧，他目光落到的那一页，正是淮军大将刘秉璋的第四个儿子刘体智（刘晦之）的小校经阁那一篇。他浏览一过，抬头问我，这栋藏书楼现在还在吗？楼里还有刘家人吗？神情变得十分凝重，全无白天的冷面滑稽了。我说在倒是还在，在新闸路上，是上海滩目前仅存的两栋私家藏书楼之一，只是已经沦为七十二家房客，年久失修，一塌糊涂了。刘家人在解放初就搬出来了，房子被政府征用，后来就公私合营了，书都捐献了。唐公叹了一口气说：“刘晦之是我外公的哥哥，民国期间的银行家、藏书家，很有学问，赚了钱没怎么买房子买地，倒是买了很多珍贵典籍。他的藏书楼在民国很有代表性，理应好好保护起来。”说到保护，我们都是一介书生，无权无钱，怎么保护？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有了，他要去找刘国瑞，叫他把这件事情管起来。
刘国瑞先生是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老总，是刘秉璋兄弟的后代，与唐德刚是表兄弟，他们都喜欢历史，相互关系极好。过了不久，刘国瑞先生果然来到上海，通过陈子善老师找到我，说要去看看小校经阁。他说，唐德刚几次三番给他打电话，每次见到他也总是提起小校经阁，还说：“这是你们刘家的事情，你不管谁管？”刘国瑞被逼的没办法，只好来看看。但是，房子早就是国家的了，刘家人来看看可以，要管，谈何容易。刘国瑞先生又找到了刘家在沪的其他兄弟，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渠道地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力求保住这栋极具民族特色的、曾经收藏了差不多占全国三分之一数量的甲骨文的八角小楼。
几年后，小校经阁的大门口终于挂上了文物保护建筑的牌子，房子经过整修，静安区文史办把它作为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点，日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唐公曾经说起要前去看看的，可惜他2000年患小中风，不能来大陆了。
洞穿历史的“转型”和“三峡”
初次接触唐公的人，几乎没有不被他那幽默的语言笑倒的。他的幽默，有时是不分场合和对象的。据说有一次在台北，蒋介石召见留美学人，唐公也在内。人家都毕恭毕敬，坐沙发只敢坐一半，而他却嬉皮笑脸地跟蒋介石玩文字哑谜。蒋介石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就说“我是天子门生呀！”蒋介石问他多大岁数了，他竟说“我现在就是您当我们中大校长时的那个岁数”，蒋介石拿他没有办法，只好笑笑。不过后来蒋介石真的讨厌他了，因为他为李宗仁做了好几年口述历史，而蒋介石最讨厌李宗仁了，这是后话。
他的岳父吴开先是国民党元老，老岳母久病在床，几个儿女都在美国。有一年台湾来电，说是老岳母西行了，他因学校有课不方便临时请假，他夫人吴昭文姐弟三个就急忙回台奔丧。临上飞机时，他们想起灵堂两侧必须有个挽联，于是就近抓住唐德刚，要他立马草就一副。仅仅十来分钟，他老人家就出手了，有道是：
鬼子寻仇，汉奸谋命，爱夫爱国，金玉坚贞，姆妈原为烈女；
暮晚独处，儿孙远离，换汤换药，梁梦难比，阿爹真是圣人。
家里如此大事，人家都肝肠寸断了，他却仍在玩他的幽默，还振振有词地说：“这副对联，全是真凭实据，不是一般应酬文字的陈腔滥调”，弄得吴昭文姐弟全都破涕为笑了，他的用意大概也正是如此。
我曾听过一次他的龙门阵。说是1986年在北京，他正挤入北京饭店拥挤的电梯自上而下，突然背后有人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不得了，竟是“老母兹”杨振宁！他们是老乡，中学曾是同班同学。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各奔东西，后来仅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碰头过。自杨振宁获得若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后，唐德刚只是从报上略知他的行踪，而杨振宁也只是从台湾的《传记文学》上，得知一些唐德刚的消息。如今，同是烟波三万里，一朝衣锦彩云归，按说可以叙叙旧了，但是不，唐德刚一挥手，仍旧去忙自己的事情。大家追问他，为什么是这样？他笃悠悠地说：“象杨公这样的大名人，到任何地方都是被包围的。你想‘一亲芳泽’和他握手，就得勇往直前地杀入重围。我花那么大的力气杀入重围，如果能和漂亮的女明星接个吻，那还算值得。杀入重围去和杨振宁拉一下手，不会有感觉，那我就不干了……”
然而，时间长了就明白了，这些都是唐公的“休息术”，他的幽默使得他调节了体力，永远精神焕发。在适当的时候，他会非常郑重地重复他那历史性的发现——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转型期”从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晚清鸦片战争以后至今，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转型期”是极其痛苦的，是历史的“瓶颈”，是惊涛骇浪的，期间死人如麻，是“历史的三峡”。“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这个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曾听他语重心长地对来访者说：“以我一个老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我们中国的社会形态，再有三、四十年，就会渐渐定型了。但愿这期间不要再有什么走火入魔的事，此乃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幸啊！”
为了洞悉这个神秘的“转型期”及其规律，他一生不知研究了多少中外典籍和档案。据说有一次一位名人在大会上讲演，其中讲到中国的史籍浩若烟海，根本不可能读完，有谁敢说自己都浏览了一遍了？想不到台下一个人举着手站了起来：“我！”大家一看，是唐德刚。他读书的劲头的确是很吓人的，他在图书馆书库里看书，一看就是大半天不出来，常常被人家下班时锁在书库里。加上他为这么多民国要人做口述历史，除了胡适，还有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还为梅兰芳写过传。他们属于完全不同身份、不同角度的历史见证人，使得唐德刚弄清了很多微妙、复杂的历史细节，这同样为他的“转型”理论提供了依据。
不过这样一来，他的文章就总也写不完。多年前他为《胡适口述自传》的中文版写序，一序竟“序”了30万字，人家只好给他另编一册《胡适杂忆》。后来要写《民国史》了，先写导论，结果一导“导”了60万字，人家只好给他另出一册《民国史导论编》。《民国史》正文动工之后，他夫人常常来检查他的功课，问他：“你怎么越写越长啊？什么时候才能写完啊？”他又是一番振振有词：“中国的历史书，没有一部是写完的，《史记》没有写完，《战国策》没有写完，《后汉书》也没有写完……”
谁知，此话竟被他不幸言中。他的《民国史》刚写了没多少，就患了小中风，无法继续下去了。已经写出的部分，就是目前出版的《袁氏当国》。最近从网上得知，他夫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没有完成《民国史》是他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