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期中，在和研究生讨论中国的兴衰问题时，曾放映过大陆出品的《复兴之路》影片。如果排除其中一些宣传美化及避重就轻的部分(如抗日战争及文化大革命等)，大家稍微具有一些批判精神及独立思考能力，都能够看出百多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先烈先贤、国共两党在摸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都有过一番贡献。

如今，尽管中国问题仍多，除了党风、政风、人权有待改善，贫富悬殊问题令人操心，社会文明素质应该提升，政、经体制需要与时俱进之外，中国综合国力确实已经大幅成长，人民物质生活已告改善，外交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到不容忽视，中国已经重回中华文化的主体，寻回历史光荣应当指日可待。

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复兴与崛起，反过来看看台湾，就让人觉得可悲亦复可叹。中南美洲有所谓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日本也失去了二十年，在台湾虽然大家不提，但也同样整整失去了二十年(从李登辉1988年主政算起，再加上陈水扁的八年乱政)，台湾不进反退，从四小龙之首跌到四小龙之末。这要怪谁?

台湾已无经略中原雄心

如果说台湾已无经略中原雄心，蓄意要自外于中国的未来，不愿、不能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好歹也要利用、趁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得到一些现实好处。不此之图的结果是在西进南下、戒急用忍，与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之间徘徊犹疑，终于损人不成反害己，难怪外国友人担心地问道：“15年后台湾到底还有哪些优势存在?”

两岸中国人都说政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在东亚经济整合日渐成型，台湾贸易优势快速流失，台湾几乎处于坐以待毙的困境，再不努力扭转困局，迟早走向古巴化、朝鲜化，只能在芬兰化、香港化二择其一时，台湾上下居然还在为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争吵不休，再这样下去台湾岂还会有明天和未来?其谁能信?

谈到这里就让人想起蒋经国先生，内战失利，国府撤退抵台，痛定思痛总算做了一些好事，政治的稳定虽然遭人批评为白色恐怖，但也造就了台湾的经济奇迹，经国先生的十大建设与经济起飞更是让人有目共睹，但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少康中兴一样，所有的中兴气象只是短期作为，事过境迁就成明日黄花，让人唏嘘。

过去的台湾，从上到下虽然忙碌，但大家有胆识、有理想、有抱负，只不知现在大陆的各级公务人员有无吾等当年的抱负与光荣感受?即使台湾最后不能再跃马中原，重建家邦，但至少也还有把台湾建设成中国的模范省，为中国人民立下典范的决心。大家忙得有尊严、有目标，但如今转眼成空，只求自保而不可得。

如今，蒋家除了庶子以及举止怪异的后代外，已经无人从政，但是郑氏三代亡台的阴影仍然萦绕人们心头。台湾由于制度设计的缺失，逼得大家只能气短视浅，只见到眼前的利得，使得好人、能人不愿、不肯、不屑参与政府工作，再加上政府的偏安心态，更让台湾无法发挥民主的优势和软实力，大家对此也只能徒呼负负。

体制外失望进了体制绝望

台大教授朱云汉引用世界银行良善治理概念，明指台湾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监管品质、法治指标及反贪污方面都落在香港之后，与新加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台湾若要改变当前困境必须从矫治变形的民主开始。日前朱教授在国际会议中回答笔者询问时强调，台湾在文化及政治上不宜自外于中国。诚哉斯言。

日前，出门散步碰到曾经同为学界中人，但后来进入政府服务的政务官员，两人闲聊所得结论居然会是：在体制外只是觉得失望，但进入体制后更是觉得绝望。失望是因为对实际状况了解有限，只觉得政府无能，反应迟钝，但绝望则是因为进入体制后所知更多，觉得政府制度、能力处处受限，无法成事。大叹不如归去。

最后，再回头谈谈中国的发展，北京只要充分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当年在耶鲁大学所说，做到“以民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谐社会”，在经济发展之余，逐步谨慎的推动政治改革，并进一步发扬中华文明，用更大的视野、气度、愿景与高度，广罗人才，解放思想，展现出自信但不自大的一面，两岸胜负已然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