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从才智第一到政治第一——论诸葛亮现象所反映中国政治思想观念的演变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8 次 更新时间:2010-02-20 16: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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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Intellectual to the Politics ---the China’s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 planted on the Comments of Chuge-liang

  摘要:

  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对诸葛亮的认同点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逐步演变的认同点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政治文化意义。主要结论是:一,传统文化对诸葛亮的认同点逐步由能臣、贤臣转变为忠臣,决定诸葛亮上述政治形象的价值观分别是功利的、儒家伦理的和正统的。二,不断演变的认同点是对于专制权力越来越明显、直接的维护,这说明,价值观演变的主要因素是专制权力的膨胀。三,现时从政治文化角度对诸葛亮的认可,必然是从某种程度上对专制权力合理性的承认。

  This thesis, viewed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ttempts too research on appraising Chuge-liang, a historical fig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focusing its attention on the evaluation on Chuge-lia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s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thesis draws its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Tradtionally, Chuge-liang had been thought of as a capable and loyal feudal official,yet he was gradually regarded as an utilitarian with Confucian ethics and orthodox ideas;2.The changes over the evaluation on Chuge-liang reflects the maintainence o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that is to say, the changes in value system resul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arch authority,3.To some extent, any support of such an evaluation on Chunge-lia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ulture in our modern tim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monarch authority.

  

  一、绪论

  

  政治价值观[①]是政治思想史的重要方面。本文拟选诸葛亮这样一位典型人物,

  力图通过分析他在观念史中的演变,从一个角度揭示传统价值观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笔者认为,在诸葛亮及另外一些典型历史人物的形象上,集中了较多的具有显著政治价值取向意义的观念。在历史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典型历史人物逐步超越了他们在客观历史中所具有的本来意义,被赋予了各种特殊的观念,从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政治文化的符号和价值观的凝结点,例如诸葛亮、关羽、曹操、周公旦等等。因此,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一系列以典型人物为表征的政治文化现象所具有的深层价值观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同样作为观念史中典型人物的诸葛亮,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长期以来,诸葛亮不仅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而且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开明政治的化身和忠臣、良相的典范。他被认为有完美的修养,从而又成为中国社会“正身的典型”。[②]从陈寿誉其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以后,历朝历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备受皇帝、官僚和士人的赞誉。在民间,他一直是百姓“四时祭祀”的“人神”。[③]建国以后,仍有论者认为,今天人们怀念诸葛亮“对于维护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焕发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对于革除社会的弊端和纠正不正之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共同实现全民族的四化大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④]诸葛亮成了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一个观念上为人的标准。

  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文化是封建主义的,因此,有理由认为,三国以降,不同阶层对诸葛亮的共同认可,必然反映了内核一致而不断演变的封建专制主义价值观,并且,也必然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系内在政治文化要求,即专制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所以,研究诸葛亮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两者的认识。

  本文试图批判和否定的是隐含在认可诸葛亮背后的封建专制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并非是否定其在客观历史中的作用。拟通过研究诸葛亮在观念史中被渐次赋予的各种政治色彩,剖析其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并分析其政治文化意义。

  以往关于诸葛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实考证和“以人民的观点”重新评价诸葛亮两方面。基于一致的看法是“……(诸葛亮)得到一些‘不虞之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被夸大、被抬高了”。[⑤]但并没有对诸葛亮论背后的价值观进行过深入分析。

  

  二、值得注意的事实

  

  了解三国时代的社会政治特点和诸葛亮个人的某些特征,有助于我们对诸葛亮个人的某些特征,有助于我们对诸葛亮形象演变的理解。

  三国历史若从建安元年(196年)算起,到晋灭吴(280年)共84年[⑥]。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共同存在多个政治集团,地方割据。集权的中央不存在或只是在名义上还存在。笔者把这种状态称为权力多元化;第二,权力多元的发展趋势是一元化,即由地方割据走向中央集权。从理论上讲,权力一元化是由各个通知集团巩固、发展自身的、内在的占有最大经济、文化、军事等资源的需求决定的。同时,秦汉一统帝国的历史事实和儒家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也推动了这一过程的进行;第三,权力一元化是以政治集团之间的军事、经济、文化斗争为形式,以多数政治集团的灭亡为代价的。这就使得政治集团的生存成为其首脑要面对的头等大事。由于政治集团的生存与壮大是以人才的得失、多寡为转移的,因此,三国时期“人才问题又居于核心地位。”“三国的君主……彼此之间的人才争夺是相当激烈的”。[⑦]由于上述条件的存在,这一时期权力与才智就处在了近似平等的地位上。“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缝隙。因而,在政治上,才智的载体——知识分子享有相当的选择自由。

  诸葛亮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首先,他是一个才智超群的知识分子。《蜀志• 诸葛亮传》载:“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其次,他投身蜀汉的原因和契机是作为政治集团首脑的刘备“三顾茅庐”。即诸葛亮所说的:“……(先主)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⑧]再次,刘备的身份有一定的特殊性。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与刘汉王朝有血统关系,有“正统”色彩。另外,诸葛亮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次要的特点。他胸怀远大政治抱负。《诸葛亮传》载其:“……每自比管仲、乐毅。”对自己所事,他“尽其心力”,[⑨]并“卒于军”,死于职上。在担任蜀相期间,他“治蜀尚严”,蜀国“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以上背景事实以及个人特征的结合从客观上对诸葛亮现象的形成和深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功利价值观及其与政治的冲突与和谐

  

  (一)才智的价值及其与现实政治的冲突

  对于诸葛亮的认可首先是在功利价值观下对其才能与智慧的认可。这种价值观突出的是才智对于不同目的的有用性,强调的是才智本身。

  陈寿认为:“亮少有逸群人才,英霸之器”,“可谓识治之良才,管箫之亚匹矣。”司马懿叹其为“天下奇才”[⑩]。

  《三国志》裴注引《襄阳记》载:“玄德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风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徐庶在向刘备推荐诸葛孔明时也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11]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其不足之处的批评。《晋书• 宣帝纪》载,司马懿称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的陈寿也说:“……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另外,唐人王勃认为:“以先主之宽仁得众,张飞、关羽万人之敌,诸葛孔明管乐之俦,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几有济矣。然而丧师失律,败不旋踵,……于时诸葛亮适在军中,……坐以十万之众,而无一矢之备,……固知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斯言近矣。”[12]

  唐薜能《筹笔驿》诗写道:“……当初若欲酬三顾,保不无为似有鳏。”在诗后,他注曰:“余为蜀从事,病武侯非王佐才,因有是题。”[13]

  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说来,在当人的眼中,诸葛亮是一位才智突出的士人,重要的是,可以看出,无论对诸葛亮如何评价,其背后的价值观乃是统一的,即是否能够解决军务、政务等现实问题,因此,决定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才智功利作用的认识。

  例如,尽管司马王朝的先辈司马懿是诸葛亮的敌人,晋武帝在得知“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时,感叹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当有今日之劳乎!”[14]仍然大加赞赏。

  晋人傅玄称赞诸葛亮道:“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他推崇诸葛亮的原因很简单,是由于诸葛亮“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余力,出胡余粮。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镇压之。”[15]

  袁宏也推崇诸葛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敬非命世,孰扫雾 !……[16]他甚至认为诸葛亮的出现决定了政冶局势。

  唐人尚驰说:“……国之将亡,本必先颠,且以蜀之边山峻极,基险不为公(诸葛亮)死而平;沃士铙富,其利不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众不为公死而减;府藏谷帛,其富不为死而贫,及邓艾扬声于前,钟会蹑迹于后,灭蜀三十万户,如挠羊群,刘禅竟不免而傅垒门,身为降虏,天事与?人事与?天事远,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论,使武候常存,殷若一敌国,胜地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铭曰:……既得武侯, 魏都,敌国示灭,谋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17]在他看来,作为人才的诸葛亮成了政治运行的一个决定因素。

  沈迥也认为:“恒灵济虐,云海横流。群雄猬起,毒 九州。天既厌汉,人思代刘。沸渭交争,存亡之秋。其谁存之,时惟武侯。……[18]他同样把诸葛亮对政治的价值看得很高。

  李九龄《读三国志》诗曰:“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19]人才决定了政治的“兴”与“废”。

  可以看出,在三国以及稍后的时代,诸葛亮的形象是才智突出的知识分子。显而易见,这是由于时人对才智的功利性认识所决定的。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功利价值观的凸显大致有以下两下原因。

  第一,三国处在多元权力状态,社会矛盾、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因此,才智的功利价值突出,统治者也不得不把才能作为首要的价值摆在突出位置。因为,如果没有人才,就保不住王朝,就会亡国灭族。

  诸葛亮在东说孙权时曾这样告诉孙权:“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江南,与曹操并争天下……”“……成败之机,在于今日。”[20]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成功与生存一致,失败即意味着灭亡。能带来政治成功的人才当然是极为重要的,才智价值的凸显示也是必然的。

  刘备称帝之时,诸葛亮劝进曰:“昔吴汉、耿 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其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名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纯言深至,遂然诺之。……士大夫随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21]对于君王来说,在政治斗争激烈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必然要给予士人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否则无法维系自己的统治。基于此,统治者在客观上就承认了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才智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合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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