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中国模式的生成及未来 ——评秋风的中国模式论兼论模式论的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9 次 更新时间:2010-02-20 16: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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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秋风先生“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一文提出对中国模式论的质疑,总体上认为“由于缺乏国民可自由地选择和改变具体制度安排、政策及掌握权力者的架构与程序,中国现有的现代国家之制度组合存在重大缺陷,而又缺乏自我矫正、自我生长、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因此,“中国目前的制度组合很难说是一种具有稳定性、可扩展性的模式。盲目地谈论什么中国模式,将尚存在严重缺陷的现实予以固化、合理化,只会遮蔽根本性变革的重要性、必要性。”这个显然具有保留态度的结论提醒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中国避免骄傲自满的情绪,避免在改革上固步自封有着非常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把中国发展道路放到世界范围内考察,就会发现,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模式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仅仅因其仍然需要不断矫正,就认为其没有自我生长和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是片面的。

  诚然,由于研究中国模式的中外学者多是经济学家或者学界一般是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模式,因此,难免不把中国模式贬低到某种物质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学术研究自身存在的关注点的问题,而不是中国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发展过程中问题虽然很多,但中国的发展路径仍不失为一种具备顽强生命力的、能够激发社会持续全面变革的有活力的发展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途径完全可以总结为一种模式。

  当然,要讲中国发展路径说成一种模式,首先就要跳出传统的通过中西对比而提炼中国政治经济外在表现的分析方法才能做到。例如,秋风先生所总结的西方模式就是宪政制度,市场制度,福利制度。而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阶级专政、计划经济、集中控制。这当然不错。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看,只能从时间的长河和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分辨出两种模式的合理性,而无法从逻辑上达致自洽,同时,由于抽象地提炼特点,就必然脱离历史和现实讲话,难以避免使模式陷入普遍真理的泥潭,而这并不是模式应该承担的任务。很显然的是,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影响,秋风先生的概括本身带有了本质论、简单化的影子,无法反映事实上纷繁复杂的发展路径的现实。例如,同样是宪政制度、市场制度和福利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为什么真正达到发达水平的国家仍然局限于西方?这种模式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为什么并没有给其他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裕?为什么并不能把非洲、中南美洲以及亚洲的多数国家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西方模式也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呢?时间和实践虽然证明了苏联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联模式(包括二战期间的德国)确实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相对而言)俄罗斯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模式。尽管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差(也不见得好),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帝国的辉煌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俄罗斯除了核武器,诸多方面已经无法自称为世界一流大国。而能够把一个相对落后国家打造成一个一流大国的模式,虽然在与另一个一流大国的发展模式的竞争中失败了,但这不一定说明是模式的失败,很可能是说明这个模式只适应在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的发展。毕竟,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只是少数,别人想学,岂能奏效?因此,分析模式,还应该抛弃那种若隐若现的、认为模式一定是通用真理或者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适应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期的所有发展需要。

  我们还需要分析中国模式的发展历程。历朝皆承秦制。中国帝国时期(秦至清)所有的制度文明皆是秦汉时期奠定的。可以说是“秦砖汉瓦”。从政治制度角度看,中国在2000年的时间内,建立和完善了皇帝制度、郡县制度、宰相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府体制)、宗族制度、行省制度、藩属制度以及以土地和人口为核心的税收制度等这些主要制度,创造和创新了儒家文化、佛教、道教文化,形成了君统、道统相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以具象为核心、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阴阳组合的思维方式,最终建立了面积达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但是,经历了汉唐时期的繁荣之后,这种发展模式最终走向了政治极端专制(以取消宰相和设立军机处为标志),经济基础极端单一(以农业为唯一支柱产业,以海禁为标志),文化一元(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标志,)的顶点,不可避免地在竞争性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前败下阵来。但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颓败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发展模式是失败的,只是这种模式到了该失败的历史时刻而已。众所周知,中国的模式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在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成了学界和政界思想交锋的焦点,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放弃了传统模式(以袁世凯复辟为标志),也由于对一次、二次世界大战而引发的对西方列强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中国走向了共产党革命的道路。而共和国的成立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如果从2000年的历史尺度上看,是具有极高活力的一种发展模式——毕竟,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古代文明能实现这样的浴火重生和这样的薪火相传。可以把这样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君统、道统相统一的意识形态——贵族制度的逐渐平民化和平民向统治集团的和平上升(以唐朝为典型)以及周期性的革命概括为中国实现2000年不间断发展的基本模式。作为一种总体上成功的模式,这种千年一系的民族使命感和自豪感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如果套用传统意识形态表述,共产党正是带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历史使命而诞生的。第一批党员无不是对军阀、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抱着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抱着这样的理想,在民族危难之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共和国,取得了合法的领导地位。但同时,共产党同样背负了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现实承诺。所谓的模式探索,正是在实现历史使命和兑现现实承诺之间寻找发展道路的过程。历史的使命不是现实,现实的需要也不是历史使命,更不是未来。把历史使命当成现实任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济建设失败的根本原因,而邓小平推进的改革开放在没有放弃历史使命的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把理想和现实有效地衔接起来,在新时期,理想主义的色彩正在全社会逐渐褪去,物质主义甚嚣尘上,但是,从政治上看,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仍然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政治党,而不是西方现在常见的“政策党”,仍然是一个从历史走来,向未来前行、既背负着历史使命,又对人民有现实承诺的领导集团。同时,党背负的现实承诺——特别是对全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幸福感不断提高的承诺,经过改革开放的思想革命,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党确保其执政现实合法性的根本。这本身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方面。党的领导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军事力量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其历史的合理性仍然必须通过现实承诺的持续实现而得到强化。而对这一制度的批评者往往只看到执政党党对政治领导权的垄断,但却没有看到党对执政的承诺及其兑现,因此严重低估了中国发展方式的生命力——例如章家敦等人错误的判断。这事实上是中国政治架构的核心——历史的分析,这也是道统(如果把道统理解为人民的需要的话)支撑君统(如果把君统理解为政治领导权的化)的传统意识形态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当然,问题要比这样简单的类比复杂的多。

  比较而言,西方政党一般都是“政策党”,不会背负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同样,不会对人民(而仅仅是对选民)有现实承诺。其责任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合法的政治架构内推动自身利益的实现。其政策从逻辑上讲,只能是符合选举他上台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的。这样的政党政治要有生命力,就要求选民核心利益必须是一体化的以及在意识形态上摈弃民粹主义(以及在某些国家,还包括种族和民族主义)。否则,一个国家就会陷入分裂、分化的泥潭。同时,要实现选举真实的得以实现,还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支撑——包括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执法等职能必须非常完善。而显然,在诸多落后国家,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原因有很多,包括民族问题可能导致的分离(例如现在的乌克兰,过去的印度等),还包括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福利化而导致的阶层分裂,还包括由于产业结构的单一造成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分裂(例如中国的城乡二元化)。这些分裂解决不好,当然不会有稳定的政治,而没有稳定的政治,自然实现不了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选择了西方模式的国家至今仍然动乱不止的原因。甚至GDP已经达到了20000多美元的台湾地区,仍然不免陷入社会分裂,现在还没有实行普选的香港,民粹主义已经甚嚣尘上。一名西方人说的好:美国是因为强大而统一,而中国是因为统一而强大。从这个角度上讲,大陆、香港以及新击破的一元政治显然是值得许多落后国家借鉴的一种模式。

  从经济社会发展途径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可以概括为混合制度。其中最核心的似乎以国有制为核心的所有制多元制度。所有制多元的也就是多种所有制,其中国有制度是核心。包括土地、矿产、资本等,以及经济发展领域的电信、油气、烟草等诸多领域都实行国有或者半国有制度。尽管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是在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中国不同领域的经济成分,就会发现,国有制度仍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是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之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国家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很显然,这种所有制安排避免了大型企业主——也就是大资本家由于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而干预甚至支配国家政治生活,保障了政府的基本中立。尽管目前存在由于财政制度不合理而存在的“亲富而不亲民”的现象,以及一些政策向大企业倾斜的问题和财富向政府聚集的问题,但整体上,由于国有经济和生产要素的国有化,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基本得到了保障。而在诸多落后国家,由于实行以私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国家政治生活往往受制于资本家,权钱交易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还表现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利成为可以买卖的(而不是寻租)的商品,公共政策往往具有强烈的私人属性或者买办属性,不可能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真正需要,导致国家经济发展成为“恶”的资本主义。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俄罗斯以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都在进行着逆向所有权改革,也就是把重要资源、重要企业国有化,从而避免政治权利的私人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难道不能认为中国的所有权制度是一种模式吗?

  第二个制度是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引导的经济调节制度。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也是从一个国家贫困到富裕,从短缺到丰富的毕竟途径。事实上,实行市场经济也是中国实现30年经济发展奇迹的根本。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显然,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有这内在的缺陷。在国际化的时代,这种缺陷不仅体现为总生产与总需求的必然矛盾,还表现为贸易自由化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本质上是世界贸易体系不均衡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导致的客观后果,而不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除非中国不参加世界经济循环,只要参加,必然会由于市场对要素的配置而导致“依赖于出口,内需弱以及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如GDP增长这么快”的问题。基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政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所留下的必然遗产,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观上和客观上、主动和被动地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这表现为对外的某种形式的重商主义和对内的政府以推进市场化为主要方向的对市场的调节。同时,这种调节还由于国有制而导致的政府在经济上的强大而表现为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能力的强大。对外的重商主义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我们的要素优势,但同时,也引发了世界经济新的不平衡。但对于没有在殖民时期挖到“第一桶金”的中国来说,以要素投入的方式实现增长可能是从“打工者”向“老板”过渡的必经阶段。目前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证明了这种方式的成功。尽管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没有这两万亿,中国永远也无法实现从“打工”到当“老板”的转变。须知,劳动实现温饱可以,要致富(在世界范围内讲),不当老板,是永远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凯恩斯主义只是在经济危机的西方发挥其作用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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