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科举宪政制论略

——谨以此文祭奠科举制废除一百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1 次 更新时间:2010-02-20 13: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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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进入专栏)  

  

  前言

  一、传统中国:科举制与大一统下的共和

  二、作为西方宪政基础的直接选举票决制

  三、转型必须同步解决两类权力均衡问题

  四、重要公职人员的产生:科举制还是大民主政治?

  五、科举宪政共和制的基本结构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结语

  

  前  言

  

  从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中国朝野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满清贵族的短视和部分改革者的激越使得以戊戌变法为主要标志的制度自改革走上绝路,前者促成了清室颓败,后者促成了貌似破旧有力、实则开新无能的百年乱政。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看,戊戌时代到辛亥时代唯一可能的宪政转型,是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但我们错过了。以立废(而不是渐废)八股为重要特征,以一系列大刀阔斧斩断文化根基的政治变革为手段的戊戌新政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定局,这不是简单的帝党后党权力斗争论能够解释的。以几乎全盘套用美国式宪政为意识形态的辛亥激进主义遗绪,也注定了它的必然败局。两次君主立宪的可能都断送在激进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令人扼腕叹息。而袁世凯试图将自己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来的政权变为君主制,比清朝更缺乏道统和政统——其逼宫行径和谋杀宋教仁的做法没法让人相信他对君主立宪的真诚,其败更在必然。1917年6月,张勋、康有为等策划的丁巳复辟时仅12天,也因时移势易,螳臂何以挡车?北洋军阀时代虽有一定的民主宪政,但其不可避免的幼稚(虽然幼稚也已经很了不起了)以及国家的不统一无法令人满意,于是北伐军以党军武力统一,公权力重集于一党即为必然,于是这种更极端的、与分权制衡观念完全反向的激进主义就向共产主义发展,其最后的胜利不能不说确实是历史的选择。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先生就已经预见到中国未来将“以共和始以共产终”,这并非一语成谶,而是表明着先知大哲的惊人洞察力和预见力。

  今天,我们再次站在历史的关头,现政权遇到了与晚清政府某些类似的情形,假定政权自改革的动力相等,以戊戌变法之前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政治转型的条件各有优劣:

  1、晚清之内忧外患比现在更加深重,尤其外患导致的财政困难远超过现在,重新抬头的种族主义势力严重威胁晚清政统的合法性,目前中国内忧虽然不免,但由于国际形势尚好,因此革命的可能性比晚清小;

  2、晚清时代是中国传统的延续,有君主立宪之可能,而现在一点可能也没有,平稳转型需要其他的政治机制;

  3、晚清时代的社会伦理比现在要稳定,不像现在这么混乱;

  4、晚清时代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要小于现在,但是否存在质的差异不好说;

  5、晚清的中央权力不如现在中央权力稳固有效。

  在上述条件下,我们来探讨中国当代政治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历史的语境和社会的语境,只有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一把真实的钥匙,我们才能安全地打开转型之门,否则历史未必就不会轮回。

  抽象地说,这把钥匙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能够保障政治改革有力的启动和持续进行下去,并且能够最终获得宪政改革的果实,同时要能够尽快、尽力解决社会问题保障政府自改革不被社会抛弃。

  制度转型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在避免社会动乱的同时保障基本人权,它必须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国家主权从实质上统一,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须受到有效监督,公权力的纵向和横向均衡必须同步完成。

  从技术角度看,这把钥匙必须符合中国人的手感,虽然学习西方是完全必需的,但完全照搬西方任何一国模式可能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危险的。

  因此,政治转型是中国的宪政转型,这一点必须被强调,它将是而且必须是尊重甚至继承历史、符合现实需要,同时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以保证未来其他政治模式和平演化可能的一种新型宪政。

  

  一、传统中国:科举制与大一统下的共和

  

  从有信史记载的西周开始,中国在有直接证据可考的近3000年历史中,统一是大势,那么这种统一从何而来?即使如西周,被史家们认为并非中央集权(集权未必专制,但专制肯定集权)的尊王共主时代,也有一个基本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似乎是脆弱的(相对于后世的中央集权而言),但也持续了近300年,这托庇于周公的礼乐制度安排似是定论。东周之动荡在于礼崩乐坏似乎也是定论,其后果则是战国之后统一于武力的暴秦,但是单纯的武力不可能控制如此庞大的疆域,于是秦王统一13年以后,汉代取而代之。汉家帝王虽然继承了秦的中央集权外在模式,但是并不以武力作为主要政权合法性基础,汉初统治者以黄老之学治国,与民休息,但是这种缺乏进取的治道立刻就面临了疆域辽阔,如何保持统一的大难题,七国之乱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诘问。于是周公道统的继承者孔孟之学,经过董仲舒等公羊学家们做出适合中央集权模式的改造后,成为汉代的主要意识形态。但是光有这套意识形态也并不必然保证国家统一,还要有承载这一意识形态的具体制度,于是选拔符合这套意识形态的官吏来管理这个国家的郡县就是保证统一的必然之举,官员选拔制度的合理程度常常直接地影响政治稳定性,无论是隠性影响还是显性影响。

  以地方官荐举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直接征聘为形式的察举和征辟制度在汉代萌生,但被录用的人还在少数。魏文帝曹丕时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比以前的察举、征辟进一步,但这一选官制度后来被门阀大族垄断后百弊丛生,无法从民间搜罗真正的人才,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隋代初年,其间政治与社会的变乱部分原因来自荐举制缺乏具体可操作性标准,另外的原因是各级政府权力配置缺乏良好制度,后代各朝不能善终主要原因可能也在于政府内部横向分权不合理所致,此将后论。

  隋代是一个过渡性政权,但隋文帝是科举制的创始人,开皇18年(598年)7月,隋文帝“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虽然科举并未成为正式的常规制度,但从此,科举二字正式进入中国历史,隋虽然在政权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即以暴施政,其亡也在必然,但它为唐代实行更加成熟的科举制打下了基础。自唐代以来,中国终于开始了一个维系1300年的伟大传统——科举制度,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最伟大的制度发明,四大发明与它完全不能相比。这项制度在唐代已基本成熟,当时设常科和制科、武举,试策取士,同时与荐举并行。科举制在宋代进一步发扬光大,元代因为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其作用大受局限,但当时已经开始重视朱熹的《四书集注》,因此儒家思想并未严重衰落。科举制在明代达到极盛,但是其内容的僵化表明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清代因为科举制本身在内容上的问题,同时还因为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激切否认本土制度,以为砸烂旧制度就能够产生新制度,终于导致了它的终结。

  自唐以来的朝代更迭、历史动荡与各级政府的横向分权始终未能合理解决相关,从唐宋元明清的历史走向来看,中央权力不是那么跋扈的时代,科举制相对合理,所选拔的士人个人可发挥的余地就大,而中央权力过度集中的时代,科举制中的弊病就多,噤思之制莫如明清之八股取士。但是,从宋代以来的科举多级考试对于中央权力的加强,对纵向权力划分的进一步细化方面产生一定影响,从这一历史的简单梳理来看,各级政府的横向权力分配关系与历代科举制实体内容的合理程度存在着一种荣损相应的关系,横向权力配置较为合理的时候,科举制的内容就鲜活有生气一些,而横向权力配置不合理以至中央权力肆虐的时代,科举制的内容就僵死,但是,有一点,科举制在程序性规范的设计上则一直是不断改进,以至到清代时,科举制的程序性规范达到了几于完美的地步,令人赞叹。

  唐以降,如果其他政治要素(例如,皇帝个人的素质)相类似,中国的疆域稳定性与科举制的成熟程度之间呈现出一种正比关系,即使科举制在内容上僵化,也因为它刚性的程序性规范而有利于全国的内部稳定,不过这种关系常常因为受到横向分权不力以及边患的影响而不容易察觉。

  例如,唐代的科举制虽然在程序性规范上不如宋明清三代,但它的内容并不呆板,再加上各种其他好的因素,统治289年实在很正常,其王朝后期的藩镇格局局面源于穷兵黩武的外交错误,究其源还是一个横向分权问题,而不在纵向分权;北宋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而这与历朝皇帝垂青科举制关系极大,宋太宗甚至自己亲自当主考官,可见其重视程度,虽然到北宋末年出现了混乱并且开始衰弱,但南宋初年的科举制依然兴盛,因文治而造成的积弱如果没有边患也就不成其为弱,同时两宋的富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这些都与科举制直接相关,两宋统治时间达到319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明代如此集权专制的朝代,居然统治了276年,这不能不说与它科举制的极盛状态相关。清承明制,在科举制的程序性规范方面比明代还要严格细密,如果不是外强觊觎,清代是否就只能统治267年还得打个问号。

  上述例子说明科举制程序性规范的严格程度以及中央地方分级考试与国土统一、国内稳定之间存在一种正比关系。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因为科举制所承载的政治和文化功能所决定的。在政治上,由于科举制主要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考试的基本内容,因此熟读这些经典的参选者自然就被儒家思想所浸染,从而认同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模式,由于科举制不以人的现行社会地位作为考试资格起点,从而具有平等性(自然没有达到男女平等),这种平等性所产生的政治合法性是极其稳定的,百姓对于来自这样的一种统治不仅仅能够基本赞成,甚至心服口服。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的儒家思想其相对于西方宗教而言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柔和性,而不会在各个领域制造过多的冲突和矛盾,并且长期的历史积淀使得儒家文化所奉行的社会、政治伦理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于是它造就了传统中国的大一统格局,这种格局由于历史的悠久,已经很难被强行改变,因为它不是版图共同体,而是文化共同体。

  如果只有大一统而没有地方自治,那么这种大一统就可能做到长期不稳定,限于古代交通、通讯等技术的有限性,中央权力即使力图全面控制地方,在实际效果上也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古典时代的历代中央政府奉行小政府观念,县行政机构的极端平民化也使得中央集权在事实上的不可能,因此即使地方治理得不好,也未必是因为中央集权所致。关于这一点无论历代史料还是研究性成果都已经表明,韦伯就曾经认为“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实上只限于市区和市辖区的行政。”(《儒教与道教》中文版,商务印书馆95年版,页145)地方上宗族势力、乡绅集团都构成了对过分干预地方自治的阻碍,卸任后或者丁忧期间的中央或者地方官员回到户籍地往往成为乡绅中的重要成员,科举制由此而具备了一种不仅选拔官员,同时组成社会阶层制约官员滥权、实现社会自治的政治社会功能。

  因此,从历史看,如果将前现代的东西方两个世界进行比较,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分权领域可以说是解决得最好的国家,其智慧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大国的模式——美国汉学家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对此有极高的评价,由于文化上的统一,官员选拔方面的基本公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存在着一种名为集权,却同时兼具共和之实的政体就确立起来。当前,要大体解决中国治乱循环的顽疾虽然也需要吸收联邦制的成果,但同时还需要科举制身上特有的文化贯通功能。传统中国由于政府横向权力分配不合理导致了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浪费,无法完整地实现纵向权力合理分配给社会带来的稳定功能。

  

  二、作为西方宪政基础的直接选举票决制

  

  从中西方历史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是当今最好的一种横向权力分配模式,中国的宪政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学习这种制度,但是怎么学才是核心问题。

  目前人们较为熟悉的美国式直接票决制,其要解决的是民众对政治的认同问题,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历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常常不足50%却表明这种政治认同的严重不足。虽然美国总统大选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即由选举人团选举的制度,但容易出现选举僵局,从而导致数百人的选票就可能改变结果。或者一个或多数选举人票的候选人却可能获得少数选民票,而他按照胜者通吃原则应该获胜,因此,所谓民主在这里卡壳。这些问题直接导致所谓的民众认同变得很虚幻。另外,票决制造成难以避免的党派政治和投票的随意性及其高成本。政治认同的不足将导致所谓人民主权观念名存实亡,即使可以将选民不参与投票视为对结果的默认,但是民众的特征是永远关注自己切身和直接利益决定了这种默认的不稳定性;党派政治是古今中西的政治家、思想家所诟病的政治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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